全球危机与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外交的反思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阻隔国际交往和跨境流动的同时，也为探索全球化的新常态和推动我国公共外交的转型升级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本文研究了抗疫外交的实践逻辑，探讨了数字公共外交的中国方案，分析了疫情期间公共外交的“非常态”与“新常态”，总结了以疫情为起点的公共外交角色转变。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必将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全球性危机事件，也是人类社会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征。虽然疫情在湖北武汉等地集中暴发后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一向以“灯塔”和“导师”自居的美国却因应对不力成为新的疫情“风暴眼”，甚至有沦为“失败国家”之虞。在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裹挟下，“甩锅”“阴谋论”和“污名化”一度成为国际舆论场的主旋律，近年来在世界各国获得认可和推动的公共外交遭到了严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展的戏剧性和不确定性让零和思维支配了部分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信任和包容成了国际社会的稀缺资源。对于我国而言， 如何化危机为契机，向世界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与世界分享抗疫防灾的中国方案，继续夯实和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工作的一项重要命题。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主体向国际社会解释政策、提升信任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强各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加强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在全球性危机爆发期间尤为必要。总体来看，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的公共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突破，其中尤以中国方案值得关注。虽然此次疫情的走向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仍然难以预测，但考虑到当下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性风险愈发严峻，反思并总结这一非常时期公共外交理念及实践的演变趋势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启示意义。
全球共同利益与抗疫外交的实践逻辑
此次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与近年来泛滥成灾的“逆全球化”思潮相互交织，“各扫门前雪”甚至于“鹊巢鸠占”竟成为一贯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政客抗疫的权宜之计。相比之下，中国践行的抗疫外交成为灾难外交（disasterdiplomacy）的生动体现。
“灾难外交”的概念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Michael Glantz）提出，强调的是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状态。根据灾难的潜伏、暴发、延续和痊愈等不同阶段，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实施信息共享、国际援助、经验指南等不同的策略。
首先，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及相关信息，以供各国同行尽早开展防御和疫苗研发。吹响战疫集结号后，中国政府与日韩等周边国家开展“口罩外交”，同时强化双向沟通和共治机制。中韩两国实现向对方国家零输入、中国与巴基斯坦相互支援和配置紧俏物资、中国与加拿大合作研发疫苗等都成为抗疫外交的典范。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以国际援助的方式分享中国方案成为灾难外交的新重点。在意大利、塞尔维亚和非洲、拉美等受援国家和地区，中国医疗队获得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大国，疫情期间全世界对于呼吸机、检测试剂的海量需求也改善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灾难外交被视为是一种平等、稳固的公共外交形式，其所倡导的公益性与人道主义价值理念能够突破诸如意识形态、价值观这样的传统外交壁垒。虽然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以“赎罪论”污名化中国的援助行动，但从现实来看，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意见领袖对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纷纷给予肯定。其原因在于，中国在此次疫情期间所进行的援助活动是以全球共同利益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全球共同利益理念在我国的外交史上有着深厚传统，其所对标的是西方学界界定的物质层面的“公共品”和伦理层面的“共同善”（两者英文都是common goods），意涵为当一个国家通过帮助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仍然是在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从实际效果来看，对“共同善”的坚守应当包括“维系全球利益”与“应对全球危机”两个层面。
以全球共同利益为表现的抗疫物资以及经验的跨境流动是改善国际关系的有效催化剂。相比之下，美国一些政客鼓吹的“疫苗垄断论”才是损害全球共同利益，独占全球公共品的典型行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抗疫外交将会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打造的国家品牌。从历史经验来看， 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援助会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塑造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看法，很难被扭曲和遗忘，并且在诸如灾难这样的特定情境下被“立刻激活”。
在全球性灾难频发的当前世界，以灾难外交为关键词的国际性援助活动将愈发频繁，成为公共外交能力建设的必要环节之一。在实际情况下，灾难外交与文化外交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因此，此类外交活动必须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开展，尤其注意文化语境的差异性以及对方国国民心态的动态变化。另外由于国际性灾难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国家主体应在自身实力可承受范围内对受灾国施以援手，平衡好内部需求与外部矛盾。开展灾难外交需在考虑多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否则灾难外交也有可能最终演变为外交灾难。
长期以来，我国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过程中经常要面临语境上的差异性。有研究显示，以口号或范例所呈现的中国方案更容易受到对象国媒体和民众误解。相比之下，适配于对象国本土语境的“中国方案”或在对象国精准传播的中国故事则更容易获得认同。疫情期间，无论是抗疫物资还是经验的分享，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中国方案在跳脱既有话语陷阱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换言之，中国方案的跨境流动及其在各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其核心在于用赋能（empowerment）而非“抄作业”的方式来提升软实力，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公正、平等的全球交往秩序，所彰显的是更为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数字公共外交的中国方案
数字公共外交的兴起成为此次疫情期间的一大亮点。相比于传统公共外交，以社交媒体为主战场的数字公共外交具有双向沟通等特点。换言之，在互联网空间内，网民更加期待以平等姿态与公共外交主体进行对话。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利用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的战略传播则需要基于数字媒体发展的特征进行重新的规划和设计。国家主体必须寻求利用新媒体平台，向更加靠近受众的话语模式进行转变。
中国媒体在数字公共外交领域的探索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面对来自美国政客的无端指责，2020年4月30日新华社通过推特账号发布了一则名为《病毒往事》（Onceupon a Virus）的视频，这则视频以当下流行的极简化风格呈现，将“乐高”这一流行文化符号与中美两国经典文化形象——兵马俑和自由女神进行融合。这条推文在一周之内迅速成为爆款，获得2.5万次转推，4.8万次点赞，以此为“迷因（meme）”的衍生视频也广为流传。
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持续发力也成为此次疫情期间数字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虽然受到了来自于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无端指控和脸书等竞争对手将商业操作政治化的压力，TikTok所采用的深度本土化和“淡色中国”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其所面临的挑战。疫情期间，发展势头良好的抖音增速更为迅猛。截至4月30日，TikTok全球总下载已经达到了20亿次，疫情开始后的5 个月内增加了5亿次下载量。在Netflix、YouTube等老牌媒体平台流量纷纷下跌的现状下，TikTok流量逆势增长。
TikTok在疫情期间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TikTok的用户使用逻辑和场景契合于疫情下的“自我隔离”与“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两大主题，其便捷的创作和分享功能融合了UGC（用户生成内容）以及PUGC（专业用户生成内容）两大内容创作及分享逻辑，催生了诸如#distance dance标签等一系列数字迷因。其次，疫情期间，面对在社交平台上泛滥成灾的各类阴谋论和后真相，TikTok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年轻人化解媒体恐惧的避风港。相比于脸书和推特，TikTok的用户话语属性更强，行业内顶尖的算法使其更加贴合受众的使用习惯与信息需求，也为受众自动屏蔽了许多带有负面情绪的信息，有助于克制当下普遍存在的信息焦虑。
由此可见，在数字传播时代，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所扮演的中枢神经角色愈发凸显。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媒体平台将成为各国推动公共外交的核心力量，有助于传播主体在内容生产和分发层面整合不同民族和文化价值观下的接受语境，通过推动内容生产与渠道创新，最终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目标。
东亚模式与软实力的提升
此次疫情引发了国际舆论场关于国家治理模式的比较和反思，以中国方案为代表的危机管理东亚模式在疫情发展后期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国家治理水平一直被认为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往在欧美标准主导的软实力排行榜中，治理水平是东亚各国落后于西方的关键性指标。在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中，植根于儒家思想的东亚社会治理模式长期以来被置于“自由主义/威权主义”的二元对立之下。在此次疫情的抗疫初期，西方媒体和政客把中国方案置于“自由”和“人权”的框架下加以考察，因而难以避免偏见性的结论。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人权没了”与“人全没了”的实际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新加坡、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所采取的强有力防疫措施获得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肯定，其对冠状病毒暴发所采取的“遏制—刺激”机制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实施，部分欧洲国家已将东亚模式奉为指导抗疫的教科书。疫情期间国际舆论场上有关社会治理模式的讨论已经对西方中心论造成了很大冲击。毋庸置疑，那些能够迅速对危机作出反应、其公民自觉遵守专业性指南的国家，在后新冠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具备更为显著的优势。东亚各国在抗疫中的良好表现提升了其全球美誉度，将会转化为更多的外国投资。一些研究机构预测，这些国家在软实力指数排名上也将会大幅上升。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契机之下，东亚国家有机会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成就下重新认识自身的优势，并积极将公卫外交纳入公共外交的规划中。对于我国而言，在麦卡锡主义、冷战思维在西方媒体和政界死灰复燃的挑战面前，我们应当主动作为，调整对策，将中国方案与东亚模式话语相融合，这一举措不仅可以作为提升我国公共外交话语权的有力抓手，也可以有效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话语陷阱。
公共外交的“非常态”与“新常态”
无人向往灾难，但风险是永恒存在的。在全球风险社会成为新常态的当下，强化灾难外交和危机传播的机制显得尤为必要。面对愈发频繁的跨国危机，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与全球风险社会所匹配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机制。长久以来，学者对公共外交的讨论往往以和平时期的文化外交范式为主，缺乏对危机外交、灾难外交等前沿领域的讨论。危机发生时期存在着有效信息匮乏、信息失真等现实问题，与病毒肆虐交织的信息瘟疫（infodemic）成为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媒体偏见和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为这一挑战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
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势之下，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传统外交受到的阻碍越来越多。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多元主体无论在反应速度、资源调配还是在传播效果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例如，在此次抗疫期间，民营企业主动作为，从华为、阿里巴巴等民企巨头的物资驰援得到纽约州长科莫等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的感谢，再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中资企业开展的国际合作抗疫获得广泛赞誉，由第三力量主导的公共外交既有效缓解了我国政府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也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此次疫情中，各国也利用城市间国际网络守望相助，合力抗疫，城市外交成为公共外交的新增长点。以“C40全球城市联盟”为例，其原本是一个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民间组织。包括武汉在内的十余个我国城市都是其成员。4月3日，C40召开的线上会议有来自26个国家的42个会员城市参加，主题为“全球抗疫：中国城市经验分享”，另辟蹊径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抗疫故事。此外，C40也在采购防护装备和测试包等线下活动大显身手，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单边主义给全球抗疫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与全球疫情蔓延相互交织而导致传统外交步履艰难的背景下，以钟南山和福奇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在公共外交领域也充分发挥了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的作用，为消除政治化噪音、强化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早在2月武汉处在疫情高峰期时，钟南山院士用流利的英文接受路透社等国际主流媒体采访，向世界及时介绍中国疫情走势。他还向欧洲呼吸学会（ERS）等同行多次分享了中国抗疫经验。我国外宣媒体CGTN所举办的全球会诊室也通过邀请全球各国医疗专家来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截至5月4日，这一节目已经获得1.88亿人次阅读量，其中海外平台阅读量1.5 亿人次。放眼大洋彼岸，在中国遭到西方媒体和政客一波又一波的“妖魔化”“污名化”的谣言攻击面前，以美国抗疫先锋、传染病学家福奇博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多次出面辟谣，澄清真相。
以疫情为起点的公共外交角色转变
愈发频繁的全球性危机需要各国通过公共外交来促进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虽然当下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但人类整体性发展趋势也不断增强，国际合作的空间与手段也在不断拓展，公共外交事实上成为了全球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对于公共外交主体而言，此次疫情既是“非常态”的典型体现，也是“新常态”的起点。在这场战疫进程中，中国方案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成为非西方情境下有效治理模式的具体体现。有鉴于此，后新冠时代我国公共外交实践所应承载的新使命是发掘中国方案的普适性意义， 向世界阐明“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共同善”。
另外，从疫情期间的全球合作来看，文化与科学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正逐步加快，基于人道主义所开展的全球科学合作正成为主流。以此次疫情为起点，我国的公共外交重点也应随之转变，在实践方式以及实施领域上，应针对当前全球语境特点有所侧重。此次疫情中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抗疫外交实践也充分说明：以促进国家间互动为主同时尊重他国决策自主权的公共外交实践更能赢得对方国民众的认可。由此而来，针对我国援助行动的“阴谋论”也会不攻自破。
总体来看，后新冠时代我国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以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为代表的普遍认同话语之下得到肯定。中国方案如何与世界多元模式共存、不同国家和文化间如何守望相助，寻求共生共荣。当下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话语与国内外舆论变局相互掣肘的困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则要求我们重新调整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设定。有鉴于此，我国的公共外交话语模式应当尽快完成转型升级， 迎接全球风险社会的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3月27日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所指出的那样：“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疫情在阻隔国际交往和跨境流动的同时，也为探索全球化的新常态和推动我国公共外交的转型升级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JZD012）的部分成果。
本文摘自2020年第6期《对外传播》。
史安斌：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童桐：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建构与新冠疫情舆论博弈
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可以发挥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的作用，在对于新冠疫情的认知上，发挥着溯本清源的重要作用。面对部分国家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海量不实信息和言论，并企图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情况，中国需要引领构建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以科学智慧来凝聚国际共识，助力塑造全球合作应对疫情的认知和舆论环境。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对不同控制措施有不同看法并因此导致舆论紧张，既是利益使然，也是认知上的挑战所致。其中，美国和部分国家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了海量不实信息和言论，其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企图，有可能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使我国可能在较长时间面临外部环境变化。
对此，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可以发挥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的作用。为此，要引领构建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以科学智慧来凝聚国际共识，塑造全球合作的舆论环境，以扭转疫情，促进经济复苏。
认知共同体在溯本清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信息、物流和人流便捷的全球化时代，主权的传统管理范围开始调整，权力本身也开始多元化和社会化，出现了上移和下移两种倾向：上移至全球公民社会（或称作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网络、跨国市民社会等）与扩散到次国家组织甚至是个人，由此形成的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和全球价值内涵的舆论和决策环境，制约、改变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模式。在这其中，认知共同体是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本文所指的认知共同体是指由科学家、医护人员和医学国际组织等构成的公共卫生共同体，其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Ernst B.Hass，1990）。
在抗击大流行病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政策抉择、社会关系、行为规范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增殖角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疾病防治和社会治理的成本。就新冠疫情的舆论治理而言，在因全球性整合而产生冲突和社会挑战，并因网络化和移动性而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不仅要为世界提供科学知识，还承担着与众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形成新冠疫情国际舆论的复调乐曲中，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全球性知识生产与共识塑造，对舆论的形成和引导发挥着重要的舆论领袖的作用。
具体的案例已有很多。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指出：疫情的爆发地不等于疫情的源头；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应关注如何应对遏制病毒，避免地域的污名化语言；从历史上看，所有新型病毒都是自然出现的，目前还没有因实验室事故而出现新病毒的先例，等等。这样的正面言论还有很多，发挥着溯本清源的作用。实际上，部分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客将病毒源头归咎于中国的作法，并未获得美国科学家和情报界的认可，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也对此持谨慎态度。这其中的分歧和冲突对于制衡美国的抹黑和甩锅是有益的。
19世纪的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曾说：国际关系不是一场“正确与错误之争”，而是一场“正确与恰当之争”（Stacie E.Goddard，2006）。而恰当与否，与人的认知与判断有很大关系。为此，需要通过话语策略建立自身合法性，以赢得“正确与恰当之争”，从而赢得国际声誉的博弈战。这对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声誉机制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评估安全威胁的分析工具之一，相比于声誉差的国家或地区复合体，在履行承诺上颇具盛名的国家将能够吸引与聚集更多国际合作伙伴（Andrew T.Guzman，2008）。要突破西方主导全球舆论而形成的对中国信誉构建的桎梏，建立自身的国家友好模式，需要依靠话语权争夺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沟通与交流，是应对新冠疫情舆论博弈， 进行溯本清源的重要工作。
引领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内涵建构
认知共同体的专业化运作有一整套基于内部定义的评价标准的因果认识、共同的有效性判断、共同政策、标准化职责和一系列共同的实践做法。为了引领来自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背景和国籍的认知共同体构建，须在如下层面加强共同和共通的基础。
一是协调价值基础。价值基础是共同的规范和原则，用以指导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行动。科学家的关系，是建构共同体的基础纽带。而沟通协调，则是建立纽带的基础。为此，要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价值基础上的共识，从底层认知框架上塑造有利于抗击疫情的规范和原则，以化解科学家中间存在的必不可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向。
二是强化因果认知。因果认知是共同的逻辑起点和后果预判，这使共同体成员在分析政策行为和所希望的结果之间存在共识。为此，在认知共同体建构中，要强调排除政治、社会与宗教干扰，以科学眼光和科学态度去审视分析问题，增强识别能力，遵循基于科学规律的预判应对，以减少科学家中间难以消除的认知分歧，应对疫源问题本身的巨大的科学难度。
三是引导价值标准。价值标准是共同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理念，这能够大体划定共同体成员的政策与倡议方向。为此，要引导认知共同体加强全球性的交流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共同行动为全球尽快战胜疫病提供解决方案，彰显科技价值和共同力量， 以抵消科学家常有的政治牵连和国家制约。
四是引领路径共识。路径共识是政策倡议与实施方案的适切性与恰当性，这能够促使在解决本领域系列问题时做出恰当选择，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实际上，在中国实验室于1月份公开提供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之时，全球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就开始加紧努力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为此，在共同体的指导性规范暨路线图和指向标层面，要加强行动示范和共识倡议，用以指引和限定行为体的行动，以系统而深刻地影响各国的抗击疫情措施。
引领建构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成功建构由中国科学家引领的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无法一蹴而就。在引领建构认知共同体的路径选择层面，主要应该做好如下工作。
其一是优化行为体的个数。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国际科学家也并非都是秉持科学精神的。对此，要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优化可以合作的科学家， 对于打着科学晃子却行不利于全球抗击疫情事业的人，要坚决排除并驳斥其观点。
其二是强化国际统一战线。现实世界的合作更多是混合合作博弈，冲突与合作并存。基于集体福利提升的考虑，在个别问题领域内无法合作甚至是冲突，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问题领域内无法合作。为此，面对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经历的科学家，如果能够从共同的合作中获益最好， 否则，可以通过首先选择“志同者”共同走向公共卫生安全，而“道不同” 者也可获得补偿即从其他领域的合作中获益，进而建构利益相关性，以减少其他领域的冲突。
其三是倡议建立全球科学管控信息的传播机制。抗击疫情的大流行， 知情决定掌握着生死大权。为此，中国应主动出击，倡议和鼓励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及时厘清错误信息，用经过核实的、科学的、基于事实的报道和分析来做“解毒剂”，助力疫情控制。
其四是加强具体医疗措施上的合作。为此，要强调认知共同体通过开放式科学加强信息共享的紧迫性。比如，建立清晰透明的机制来共享相关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对比最佳医疗实践；联手提高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分配；协调疫苗和治疗研究、测试、生产和分配的资金和临床试验等。
其五是加强与认知共同体在政策建议上的合作。面对疫情， 拥有共同理念的科学家组成的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自身的有用知识（usable knowledge）或者“与政策相关的知识（policy relevant knowledge）”形成权威，进而推动国家或社会群体在科学共识的基础上，对相关观念、标准或制度形成认同，并最终在帮助决策者界定议题、厘清利益及选择政策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此，需要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和行动，强化基于科学和不同国家现实的政策共识，塑造国际合作的基础，进而引导世界建立共识，达成一种“志同道异”的全球合作模型。
总之，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个几乎前所未见的公共卫生威胁时，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合作与沟通，以融入并影响全球议程的设置，制衡并澄清美国政府基于政治的错误资料和随口漫谈所形成的疫情话语，以塑造有利于全球抗击疫情的舆论环境。当然，期盼疫情舆论单纯的“科学解决”也是有难度的，需要与其他“政治解决”“外交解决”“援助解决”等手段相配合，以最终形成“综合解决”的协奏曲。
赵瑞琦：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探索与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国际涉华舆论更为复杂多样。既有为中国抗疫点赞、呼吁加强全球合作抗疫的积极舆论，又有借机抹黑攻击中国、煽动与中国“对抗”的负面舆论。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央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密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工作部门、国内媒体和广大民众纷纷讲好抗疫故事，作出了很多积极有益的探索。现在，疫情还在全球蔓延，我国虽然控制住了国内疫情，但仍面临反弹压力。如何在做好抗疫工作的同时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成为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综合性挑战。中国是最早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迎战疫情的国家，也是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大国，因此，疫情防控成为2020年以来国际涉华舆论关注最为聚焦的议题。如何借势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课题。
疫情以来国际涉华舆论的总体态势
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涉华舆论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更加明显。为中国抗疫点赞、呼吁加强全球合作抗疫的“正能量”有之，借机抹黑攻击中国、煽动与中国“对抗”的“负能量”亦有之。但邪不压正，民意终究会站在事实和正义的一边。
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赞赏中国的抗疫举措、抗疫成效、抗疫经验以及对外抗疫援助。官方层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以及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明确表态，称赞“中国人民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为世界争取时间”。智库专家层面，纷纷开展研究，总结中国抗疫举措的成效及启示。例如，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发布《新冠疫情是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一次压力测试》认为，中国的防疫战情况表明，中国国家总体运行有条不紊，民众组织水平很高，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麦启安指出，中国政府发布的抗疫白皮书可以说是一份政策“蓝图”，所有国家可以从中学习如何才能战胜像本次流行病危机这样的挑战。民间层面，民众普遍认可中国抗疫成绩。例如，德国民调公司6月中旬发布的一项涉及全球53个国家、覆盖12万人的民调显示，仅有3个国家认为美国在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上对比中国更胜一筹，另外40多个国家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胜过美国；仅1/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新冠疫情上应对“较好”，认为中国方面应对“很好”的接近2/3。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大国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试图对我国进行“舆论围攻”，致使国际舆论中的涉华负面论调花样百出。2月，有媒体将疫情描绘为“中国版切尔诺贝利事件”。3月中下旬至4 月初，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指责铺天盖地，如“中国病毒源头论”“中国延误论”“中国不透明论”“中国转移责任论”“中国欺骗论”等。当中国国内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效，力所能及地开展国际抗疫援助时，不少欧洲人给中国贴上了“口罩外交”“宣传外交”等标签，甚至借个案炒作“中国援助物资低劣论”。5月以来，西方国家借助自己的传播优势和话语权优势，继续在全球散布不实言论，拉拢少数发展中国家，意图恶化中国的舆论氛围。特别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特殊背景下，中西方之间的舆论战、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相互交织。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探索和经验
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明确要求，“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中央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密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工作部门、国内媒体和广大民众纷纷讲好抗疫故事，作出了很多探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官方新闻发布为讲故事提供了权威准确的信息。疫情期间，各层级新闻发布的速度、密度、力度前所未有。从开第一场发布会，到组织权威专家接受采访，再到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权威数据、事实、政策、部署等信息及时公开，为中国抗疫故事的准确性、真实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我们开展对外舆论引导的“压舱石”。此外，这次新闻发布会本身的很多创新做法，也成为了中国抗疫故事的重要内容。比如，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近年来首次在京外召开，并首次邀请一线工作者作为发布主角，北京的新闻发布会在100天时间里组织了100场等。
驻外使领馆在海外一线及时讲好中国抗疫故事。面对不亚于新冠病毒的海外“政治病毒”和“信息瘟疫”，我国驻国际组织代表、驻外使领馆负责人等，纷纷借驻在国媒体、智库研讨会等平台发声，直面各类尖锐问题，硬怼种种不负责任甚至“阴谋论”的言论，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根据外交部网站的不完全统计，1月下旬以来，我国驻外大使接受外媒采访、发表文章超过500人次，通过不厌其烦地讲事实、讲故事、提建议，传递了中国的抗疫主张和实践。
国内主要媒体深入挖掘抗疫实践中的生动故事。媒体是讲好抗疫故事的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疫情发生以来，445名新闻工作者主动请缨、奔赴武汉，与当地媒体并肩作战，多角度、全方位、全过程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其他省份的媒体也都以深情的笔触、感人的镜头，对本地的抗疫实践进行了深入及时的采访和报道，挖掘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中国抗疫故事，通过多语种、多媒体进行海外传播，进一步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的了解。
普通民众用短视频讲好鲜活的抗疫故事。疫情期间，短视频异军突起， 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很多普通民众借助这种简单快捷的方式，将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体会记录下来，催生了很多直抵人心的好故事。比如，武汉网友“蜘蛛猴面包”用视频日记的形式记录下自己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取名《武汉日记2020》并同步上传到了YouTube网站；在华工作的美国人瑞恩录制了十五集短视频《瑞恩的平安日志》，在海外传播总观看量超过650万人次。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温暖故事。
通过上述探索，我们对讲故事的认识更加深化，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比如要把故事背后的道义、逻辑讲清楚，要用专业的方式讲故事，要多讲“人”的故事等。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故事在传播力、影响力和引领力上还有欠缺，和别人讲不通、别人听不懂甚至听了之后反感的情况依然存在，中外两种抗疫叙事的落差依然很大。
后疫情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
当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我国虽然控制住了国内疫情，但仍面临反弹压力。面对疫情这道“加试题”，我们既要持续答好，也要继续讲好。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离不开重要思想的指引。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指引着前行的方向。疫情发生后，习近平主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多次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密集做出指示和部署。这些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不仅是抗疫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讲好抗疫故事的重要指引。我们要在全面准确理解的基础上，对外宣介好这些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并以此为契机，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故事，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合作抗疫的故事。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应多讲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普通人讲故事。可以多鼓励普通公众继续发声，从普通民众视角展现中国抗疫的真实面貌。同时，也应鼓励更多专业人士走进国际舆论场，特别是要引导医疗卫生、公共管理、全球治理、世界经济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多种形式主动对外发声。努力推动专业外宣媒体和国际传播机构奏响主旋律，努力打造全党动手、全民参与、优势互补、能量强大的中国抗疫故事生动局面。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离不开对全媒体的综合使用。在全媒体时代，我们应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特别是要利用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把移动化、智能化的融媒体技术融入故事发掘、故事讲述、故事呈现等各环节，注重全媒化传播、可视化呈现、艺术化展示。巩固拓展新媒体、特别是海外社交媒体的舆论阵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主流账号，用好、用活微视频、“动新闻”、网络传播等新的传播形态，把中国抗疫故事讲得更精彩、更有传播力和吸引力。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离不开策略技巧的灵活运用。讲故事与新闻报道不同，与传统的宣传更不同。要讲对方听得懂的故事，用受众可参照、可比较、听得懂的有情感、有情节的方式与内容，用国外受众习惯的方式介绍中国的抗疫实践。要讲全面均衡的故事，既讲优势和成就，也不能回避不足和问题，不自吹自擂、草率定论，否则容易降低故事的真实性和可读性，甚至会引起国内民众、特别是疫情较严重地区民众的不满。要轻声讲故事，坚持理直气和、以柔克刚，不能颐指气使、高高在上，更不能以己之长、揭人之短。要善于一起讲故事，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做好合作传播这篇文章。要善于讲小故事，以小触点激发大情怀，以小切口呈现大气象，以小人物展现大场景。要多讲有血有肉的故事，多一些具体事例和情感互动，少一些抽象概念和宏大道理。
孙敬鑫：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发言人危机新闻发布话语策略
在新冠疫情防控逐渐步入常态化形势下，北京市朝阳区因境外输入关联的家庭聚集性病例被列入全国唯一疫情高风险地区引发舆论关注。在这一“常态”与“突发”并置情境之下，新闻发言人危机发布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以对话公关理论为话语分析框架，选取2020年4月20日至30日期间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会视频、文本语料以及舆情大数据为研究对象，探析新冠疫情下新闻发言人危机新闻发布话语策略，为以新闻发布为纽带建构“政府—公众”间良性对话关系提出建议。
在新冠疫情防控逐渐步入常态化形势下，北京市朝阳区因境外输入关联的家庭聚集性病例于2020年4月20日被列入全国唯一疫情高风险地区引发舆论关注。在这一“常态”与“突发”并置情境之下，北京作为首都，其新闻发言人危机新闻发布更具有国际国内广泛影响。在此情境下，新闻发言人亟须切实发挥“政府—公众”间对话连接者或联结“纽带”的重要作用。由此，引入公关对话理论范式，有助于探索政府管理者与社会公众间更为专业有效的话语策略。
自皮尔森（Pearson. R）将对话引入公共关系研究领域，如今对话范式已成为功能主义公关研究主流范式之一。对话公关理论的代表学者肯特和泰勒（M. L. Kent & M. Taylor）于2002年提出公关活动对话的五大特征，即共生性、亲近性、共情性、风险性、承诺性，而真正的对话则处于五个特征的交汇处。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例，选取2020年4月20日至30日共11场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视频及文本语料，及这一期间全网媒体关于“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相关议题舆情表现为研究样本，以肯特和泰勒公关活动对话五大特征为框架，分析新冠疫情下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新闻发布中的话语策略。
危机发布的经验与借鉴
共生性：秉持合作及平等精神，及时开展“政府—公众”对话沟通
泰勒和肯特认为，对话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话的姿态和倾向性， 对话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沟通的结果和产品，更是一种积极情绪和认知体验， 一种持续交流的意愿。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事件舆情自2020年4 月20日起呈爆发状态，于2020年4月21日达到该事件舆情热度顶峰。4月20日当日下午，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答记者问环节，以合作、和平等精神坦诚、公开地回应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事件的诱因及后续举措，这一对话姿态奠定了此次新冠疫情下新闻发言人危机发布中“政府—公众”对话关系基本框架。
亲近性：以明确话语即时回应现场提问，并持续开展对话
亲近性的内涵在于关系式对话，即对话不仅植根于过去和现在，更在于所有对话参与者共同的未来。2020年4月20日新闻发言人就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事件首先进行了基于过去和现在的即时性回应——“按照国家《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高风险地区的分级标准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且14天内有聚集性疫情发生。而2020年4月14日北京市朝阳区确诊的一例境外输入性病例造成其家庭3人的关联性病例，成为一起聚集性疫情，因此朝阳区疫情风险级别定为高风险地区。”在开展即时沟通后，4月20至30日这一时段新闻发言人还始终围绕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相关议题，进一步说明北京市后续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隔离政策， 为公众和政府管理者建构了持续对话的空间。
承诺性：对话话语通俗易懂，多组织联动展开“政府—公众”议题对话
承诺性在于以双方所能理解的话语展开对话。对话并不是新闻发言人施展自身博学或口才的“舞台”，而是一种促进对话双方相互理解以达成共识的手段。由于新冠疫情这一突发事件所涉及的公共卫生领域专业性强、影响公众广，更需要新闻发言人以通俗易懂的话语将专业健康防控知识传递给公众，以此扮演好 “政府—公众”的纽带角色，促进双方对话关系的有序进行。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发言人在危机发布中用语清晰准确，多用通俗易懂词汇，多使用精确数字、具体时间来避免理解误差，答记者问时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此外，对话的目的在于通过真诚沟通，以促进双方对彼此利益的理解。只有在“有意义的领域”进行对话才是真正有效的。此事件中“政府—公众”之间“有意义的沟通”可表现为4月20日至30日时段内“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相关政府议题、媒体议题、公众议题的良好互动。一方面，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言人在“防松劲、防漏洞、防反弹”这一总体疫情防控方针下，政府、医院及救治专家组、教育机构和企业等多组织的新闻发言人联动对话，回应复学测温及用餐、居民隔离及出行等媒体及公众关心的议题（见表1）。另一方面，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言人所发布的政府议题多元性超过媒体及公众议题，以此避免落入媒体议题“短视” 和公众议题“片面”的误区（见表2）。
危机新闻发布话语策略提升空间
总体来看，此次北京市朝阳区被列入高风险地区这一突发事件中，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言人的危机新闻发布在“共生性”“亲近性”“承诺性”方面促进了“政府—公众”对话关系的形成，但其在“共情性”和“风险性”等方面尚存在提升空间。
共情性：压缩“独白式”政策宣介，创新“对话性”新闻发布
全媒体时代下，舆论环境已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普及与发展为公众积极表达见解与意愿、主动关心公共事务甚至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了平台与空间。将“政府—公众”对话关系置于全媒体情境，显然缺乏对话性的“独白”式新闻发布既不符合对话公关所倡导的支持性原则，也不符合当前新闻发布事件的传播规律。如4月28日北京烹饪协会某发布人在回应记者如何查询疫情期间“放心餐厅”这一问题时，该发布人回应模糊，只从管理视角对“放心餐厅”的主办部门及标识作解答，并未从消费者角度如何查询“放心餐厅”这一问题进行正面回应与引导。巴赫金曾提出，“对话语来说，没什么比得不到回答更可怕的东西了。”新闻发言人在危机发布上应准确识别公众关切的核心问题，以及问题背后潜藏的焦虑、担忧等高风险情绪。如疫情期间，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在回答记者对民众居家隔离的相关问题时回应道：“你在家不是隔离，是在战斗，你觉得很闷的时候，病毒也被你闷死了。”这种话语回应不仅从医疗卫生的专业角度解答了公众居家隔离是否有效的疑问，更有效识别了疫情期间公众滋生的焦虑、恐慌等消极心理，并将其转化为“战斗”等正向情感引导公众，有效激活了与公众间良性、积极的对话。
风险性：网络“狂欢化”场景下新闻发言人危机发布话语博弈
尼尔森曾指出，“真正的对话对于系统性的公共关系来说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因为它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测和危险的结果。”对话的风险性存在于脆弱性、不可预料的后果以及对话者间的差异性。新闻发言人的危机新闻发布话语需要适应网络舆论场中公众“狂欢化”的对话自由，把握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的发展红利，寻求对话风险规避的技术解决路径：如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提高“政府—公众”对话风险多元场景预判，以规避对话的意外性。通过大数据整合、分析和AI运算建立类型化新闻发布案例库、口径库、预案库，借助数据和技术力量促进网络舆论场中“政府—公众”对话的“不可预测”向“可预测”转变。借助网络直播、在线图文互动等技术或方式，促进新闻发布会中“政府—公众”直接对话，以即时性、在场感的对话状态规避对话主体间的差异所带来的风险。有序开放公众网络提问、在线弹幕互动等方式提升公众在新闻发布中的对话感。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智媒”时代首都智慧城市沟通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JDXCB004）的研究成果。
邵华冬：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学系系主任、副教授。
齐彦丽：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