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叙事与情感连接：新公共外交视阈下的李子柒个案分析

新公共外交时代，赢得他国公众好感的目标并未改变，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演进，为公众个体实践公共外交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聚焦于2019年热议的李子柒个案，用Python语言爬取了海外公众对李子柒视频的评论数据，从个体叙事和情感连接两个层面分析李子柒视频如何引发海外公众的共情与认同，进而发挥公共外交效应。本文继而认为，在新公共外交时代，公众个体应成为实践主体，在与他国公众分享日常生活经验中建立情感连接，获得好感。而在主体和技术手段背后，最重要的是形成文化自觉，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公共外交实践之中。

问题的提出

新公共外交不是一个新概念，它出现于9•11事件之后。当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公共外交独立工作组基于9•11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提出公共外交必须向“新公共外交范式”转型，并指出5大改革要点，即“制定一项条理清晰的战略协作框架；在传统的单向、自上而下式大众传播模式中增加定制的、双向对话成分；扩大私人领域的参与程度；提高公共外交资源的有效性；以及增加公共外交资源”（Peterson, 2002）。从范式转型可以看出，新公共外交在改善美国自9•11后日益恶化的国际声誉并最终协助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前提下，突出私人领域的参与，强调了新媒体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新公共外交倡导传播模式由单向、自上而下向基于不同目标受众需求定制的对话和讨论转变。

公共外交实践的转型引发了学界对新公共外交的学术探讨。曼纽尔•卡斯特尔曾从国际政治语境变化导致国际公共领域转型的角度重新定义公共外交，即“公众的外交，也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呈现公众的价值观和观念”。他认为，既然公众是公共外交的主体，那么公共外交概念所隐含的应该是杜威强调的公众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公共外交所要做的是在不同社群和文化间通过对话分享意义、形成相互理解（Castells，2008）。小约瑟夫•奈（2010）指出，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的兴起标志着“新公共外交”的崛起，新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是“巧实力”武库中的重要工具。尼古拉斯•卡尔认为，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重视公众间的接触。传播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国内与国外的传播界限，赋予了旧公共外交中较被动的公众更多主动权和选择权。因此，“公众不再仅仅是公共外交的对象，公众间的联系成为了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府逐渐发挥协调作用”（Cull，2012）。

在国内，钟新（2011）认为国家软实力资源的广泛性与竞争性特征，决定了新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向全民拓展。郑华（2011）认为新公共外交的 “新”表现在行为主体多元化、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以Web2.0为代表的 社会媒体活跃所产生的海量信息及其对公共外交专业人员带来的挑战等。有 学者基于新公共外交的特点，从具体个案切入，探讨新媒体技术在公共外交 活动中的实践意义。冯韬（2017）从新公共外交视角出发，对孔子学院传播 传统文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以网络为主导的新媒体作为高效亲民的推广平台 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弘扬的主要发展方向，强调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也应该以新媒体为主。还有学者采用访谈法，试图勾勒清晰的国际公众画像，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外交。张萌和赵永华（2019）对俄罗斯以及中亚地区的35 位受访者基于“一带一路”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认为以国际受众的基本需求为依托，寻求文化内容与特定文化生产、消费群体的社会需求与行动的契合， 为受众提供一个可积极参与的公共协商空间才能最终实现公共外交的目标。

综上，新公共外交强调了公众主体地位的回归，重视新媒体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是业界与学界的共识，但是目前的研究除了理论层面的探讨，策略层面的探讨主要针对政府机构、媒体、孔子学院、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组织的新公共外交实践展开，针对公众个体的新公共外交研究几乎没有。本文从2019年热议的李子柒个案切入，分析她的YouTube短视频呈现了怎样的象征性图景，这些视觉影像如何与海外公众产生情感连接，如何实际发挥了公共外交效应。

象征性图景：个体叙事视角下的日常生活图景

来自中国西南农村的李子柒早在2012年就在微博平台上注册账号，并于2016年4月开始上传一些自制的视频，赢得了一些口碑，2017年成为当年国内第一网红。2017年8月21日，她在YouTube平台开设个人账号，先后上传100多个自制视频，每个视频时长为5—10分钟。为了能够整体勾勒李子柒视频所呈现的象征性图景，笔者将李子柒自开设YouTube账号到2020年1月15 日之间上传的103个短视频进行了主题分类，主要涵盖了“美食”“时令节气”“传统节日”“民风民俗”“传统工艺”等几个方面（见表1）。

从上述主题分类可以看出，与其他行为主体的宏大叙事不同，李子柒从个体叙事角度，展现了以自己与奶奶生活的中国西南农村为背景的日常农业劳作与生活图景。李子柒视频的个体叙事视角主要由以下三大元素构成。

第一，日常劳动实践。李子柒是视觉影像的唯一叙事主体，她通过自己的视角，以中国传统美食与工艺为切入点，将自己的日常劳动与生活铺陈开来。李子柒展示美食的每一条视频都交代了美食的主要原材料从种植、采摘、清洗、烹调到摆盘的全过程，自己是这一系列劳动的实践主体。

第二，自然田园场景。李子柒和奶奶生活的田园是视频的主要场景。在这里，她耕种田野，每次都从自家菜园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用山泉水洗去杂陈，洗衣做饭；院子里不时传来鸡鸣声、鸟叫声、狗吠声，这个富有烟火气的自然田园，别有一番“世外桃源”之意。

第三，非语言元素。视频中，除了李子柒与奶奶之间很少的方言对话， 几乎没有人物对话，配乐、肢体动作等非语言元素成为了主要叙事元素。配乐以琵琶、古筝、二胡、扬琴等中国古典乐器弹奏为主，适时加上钢琴、长笛等乐器，符合视觉影像的古朴特质。李子柒每次制作美食后都会与奶奶共享美食，日常劳作中的互动也时时传递着温暖。

正是这些个性化、生活化叙事元素的使用，构成了李子柒视频知足、惬意的日常生活底色，李子柒通过个体叙事展现的日常生活图景在海外公众中引发了高关注度。

共情与认同：情感连接下的公共外交效应

新旧公共外交的最终目的都需要超越认知层面，抵达情感层面，在与他国公众建立情感连接的基础上，获得他们的理解与认同。为了进一步分析李子柒视频如何与海外公众建立情感连接，笔者用Python语言爬取了公众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0条视频的评论数据（包括评论总数、评论内容、评论发表时间、评论顶数、评论回复数、评论回复文本），共抓取59577条评论，涵盖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印度尼西亚语、菲律宾语、俄语、葡萄牙语、越南语等40多种外语。笔者将中文和无效评论剔除，同时将所有非英语评论全部翻译成英语，获得有效评论45387条。最后从认知、态度与行为三个层面对10条视频进行了效果评估（见表2），并利用词频分析，将评论中词频量在250次以上的关键词制作了词云图（见图1）。

词云图直观地呈现了海外公众对李子柒视频的整体评论意见，即“一个热爱生活的美丽女子”。可以说，李子柒个体叙事角度呈现的日常生活图景构成了与海外公众情感连接的接触点，李子柒的个体叙事由此实现了由个体到超越个体（人类的、共享的、普遍的）叙事过程，在情感连接基础上，产生了共情与认同。

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共情

共情（empathy）指的是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并对此作出反应的能力（吴飞，2019）。心理学专家巴特森（D. Batson）将共情划分为八个不同类型，包括“认知性同感”、“动作模仿”、可以感受他人的感受、审美意义上的设身处地、想象他人会如何感想、设想自己在他人位置上会如何感想、看到他人受苦，也感受到痛苦，以及可以与受苦者产生共鸣（陈立胜，2011）。分析海外受众对李子柒视频的评论，可以发现，视频中李子柒的日常生活经验引发了海外受众不同维度的共情。

在视频中，李子柒在稻田里抛秧、在竹林里挖笋、在荷塘里挖藕采莲、在森林里捡毛栗子打核桃、在田地里收获大豆和花生，这些劳动场景直接引发了海外公众的感同身受。一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观看者留言道：“我在美国俄勒冈家里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我已经计划种竹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制作和学习所有你介绍的极好的简单工具。我知道这种生活方式正是作为人类原本应有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生活在地球上的原因。我希望有一天能像你一样美丽生活。”在年夜饭视频中，有日本观看者留言：“在中国与在日本一样，新年假期期间，女性变得更加忙碌。”在木活字视频中，李子柒因为学习刻字，手指受伤了。一位日本观看者发现了这一点，评论说： “我发现这些天，你的拇指被什么东西挤了一下。我也经常伤到这里那里， 拇指指甲最疼。”

除却日常的劳动实践，李子柒放弃大城市打工生活，回到农村照顾奶奶，而制作视频本身也是为了给自己和婆婆一个安稳的生活，这一故事也引发了观看者的共情，很多观看者从中看到了李子柒身上那种自力更生的特质，并与之产生共鸣：“每一样我们买的东西，她（李子柒）都能制作…… 我们应该试图做到更加自给自足。自从我看李子柒，就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尝试。”而对于那些日常生活在多重压力之下的都市人群，李子柒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中国西南农村自然恬静的生活方式给予了他们心灵慰藉。“平和（peace）”和“放松（relax）”是他们在评论中经常用到的词语，他们看懂了李子柒的热爱，也触动了他们心底的热爱，以及对中国生活的向往。很多观看者直接留言：“我要去你生活的地方。一切都那么宁静而梦幻。”“我见证了这个弱小身体的力量源泉……我想去中国旅行。”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共情搭建起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体验的普遍联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 共情更是体现为一种主体间性，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分享与对话的重要因素，所带来的是文化认知与认同（唐润华，2019）。

很多观看者在看了李子柒视频后留言：“这就是中国。”对于李子柒视频中复古的造型、器具等个性化叙事元素，观看者认为：“她（李子柒） 重现了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她（李子柒）展示的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真惊艳。”比如，在介绍木活字、笔墨纸砚等中国传统工艺的视频中，李子柒通过学习与反复练习，再现了整个工艺流程。很多观看者留言：“正是通过李子柒再现这些传统工艺，了解了中国。”“看到中国著名的印刷术是多么美妙啊，它存在了多少个千年？感谢你向我们展示了它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造纸、指南针、火药与印刷。她（李子柒） 就会其中两样：造纸和印刷。”“这个女孩非常优美地传播了中华文化。” 有些观看者更是直言：“中国应该以此女孩为荣。”

当有观看者通过评论区的交流，发现李子柒所处的四川省绵阳市在2008年经历过汶川大地震，李子柒视频中所展现的田园美景、恬静生活更令他们赞叹道：“恢复得很好，一切岁月静好。”有些观看者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认同感：“中国第一。”“最伟大的中国。”

结语：新公共外交时代的实践路径

反观李子柒YouTube视频的内容，没有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只有扎根日常的生活实践。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文化是从土里面生长出来的。在他眼中，用人工把自然的土变成用具，变成能服务于人的生活的东西，就是文化。的确，文化源于日常生活，源于生活实践。李子柒视频正是通过短视频以个性化、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将富有人类共享价值的日常生活实践呈现给海外公众，当这些视频在脱离其生长、生产的在地经验之后，在同处日常生活情境之下的海外公众中产生了共情，并引发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认知与认同。因此，从实际效果层面来看，李子柒YouTube视频的传播获得了海外公众的好感，践行了理想中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公共外交。通过李子柒个案，或许可以找到新公共外交时代的实践路径。

第一，公众参与。当下的移动社交媒体技术令普通公众从有权利看见进入到了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阶段，技术赋能使得公众主体可以成为新公共外交时代的实践主体。

第二，情感连接。新公共外交时代的实践应从民族国家等传统公共外交行为主体的叙事方式，即理念阐释、宏观叙事向公众个体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分享的个体叙事方式转变，通过普通公众自己的视角、讲述个体故事，在情感连接基础上引发共情与认同。

第三，文化自觉。在任何行为主体、技术手段的背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才是当下中国公共外交独具竞争力的软实力资源。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明确自身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进而发展它、传播它（费孝通，2018）。在新公共外交时代，自觉地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实践之中，诚如李子柒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呈现于海外公众面前，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未来国际传播策略研究：基于中国方案的媒介化协商历史考察(1978—2017)》(项目编号：18YJC860023)的部分成果。

陆佳怡：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宋志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民间外交助力中俄世代友好

民间外交因其灵活多元、亲和力强、群众参与度高等特点，成为激发民众之间友好交往的内生动力，可与官方外交长短互补、形成合力。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仅仅依靠政府间的携手并进，也得益于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后，千余名灾区儿童应俄方邀请赴“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疗养。2018年，已长大成人的灾区青年再次回访“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笔者作为亲历者之一，参与了这场中俄人民之间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民间外交活动。

周恩来总理曾指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其中，官方和半官方的外交作为“规定动作”虽统领大局，但时常受到国际环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制约，在方式方法和成效影响上都存在局限和不足。民间外交作为一种有较多“自选动作”的外交方式，具有灵活多元、亲和力强、群众参与度高等特点，更能够激发民众之间友好交往的内生动力，可与官方外交长短互补、相辅相成、同向而行、形成合力，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民间外交强化了中外人民之间的理解合作与和平友谊，促进了世界的繁荣稳定与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总揽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局势，开创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就世界时局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以及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挑战时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他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活动回顾

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自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来，中俄关系一直保持着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势头。两国在经贸、能源、科技、旅游、教育、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同时，条约特别指出两国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世代相传”。2016年6月，习近平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15年来，在条约精神指引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上快速向前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在人文方面积极开展交流，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相继成功举办，媒体交流活动顺利开展，民众间好感度提升，国民关系日益巩固。其中，2008年至2018年，一段跨越10年的深厚友谊更是见证了中俄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发展历程。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地震发生后，应俄罗斯政府邀请，1500余名灾区儿童分两批赴俄疗养。其中，996名孩子来到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在一起学习生活的过程中，中国孩子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同俄罗斯老师们结下深厚情谊，收获了终生难忘的“海洋”记忆。

2018年，时值“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成立35周年暨“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接待汶川地震灾区儿童10周年纪念之际，已长大成人的灾区青少年代表在外交部、教育部、四川省委、四川省教育厅的精心安排下组成“情同手足， 爱如海洋”四川青少年赴俄交流团，回访“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习近平主席也同普京总统一道前往“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看望了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友谊使者。

这段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故事反映出两国人民深化友谊的美好愿望， 成为了中俄友好交往的生动例证，得到了两国领导人的充分肯定。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一份深情厚谊体现出中俄人民间的大爱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希望中国青年以无限的爱回报俄罗斯人民，回报祖国，做国家的栋梁和中俄友谊的传播者。”

“海洋”全俄儿童中心见证了中俄人民的友谊，是中俄民心相亲相通之处。早在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曾访问过这里。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习近平主席也反复提及在“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的见闻和感受。

在这十年当中，“海洋”全俄儿童中心与四川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2014年9月，儿童中心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四川。2019年，儿童中心代表团又分两批于5月和10月抵达四川，开展交流合作。2018年9月，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与“海洋”全俄儿童中心主任巴济列夫斯基在俄签署《联邦国家预算拨款教育机构“海洋”全俄儿童中心与四川省教育厅合作协议》，以期通过推动中俄青少年友好交流促进中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在该协议的支持下，2019年8月，四川省绵阳市28名师生参加了四川省首批青少年赴“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的交流活动。

俄罗斯“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每年接待前来交流学习的中国儿童约100 人，2019年则达到150人。除此之外，该中心还与黑龙江省、山东省等地的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将在两国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学生的外语学习、青少年的互动交流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活动特征

汶川地震灾区儿童受邀赴“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疗养是一次由两国政府支持，但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在普通民众间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笔者作为此次活动的亲历者，结合相关资料，总结出以下特征。

第一，主体低龄，身份特殊。参加2008年赴俄疗养团的是来自汶川地震时各重灾区的儿童。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刚刚经历特大自然灾害的摧残，失去了家园和亲友，在身心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所以，邀请这样一群儿童远赴俄罗斯进行疗养和康复，本身就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同时，儿童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能够在认知形成的低龄阶段就感受到来自俄罗斯人民的无私大爱，将中俄友谊的种子埋在心里，这对于中俄世代友好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规模较大，覆盖较广。参加此次疗养活动的儿童共计1500余名，来自川甘陕三省的27个县（四川17县、甘肃8县、陕西2县），约84935.41平方公里的区域（受汶川地震影响，陕西、甘肃两省部分紧邻四川的区县同样受灾严重）。在中外交往史上，我们曾以团体的形式组织、参与各类外交活动。但很难找出像这样活动主体数量超过千人、覆盖区域如此广阔的民间外交活动。可以说，此次活动的规模和主体覆盖范围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第三，活动持续，影响深远。2008年汶川地震灾区儿童赴俄疗养并非是一次独立的民间外交事件。以此为开端，2009年第二批灾区儿童赴俄疗养。2013年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俄罗斯政府再次邀请灾区299名儿童前往“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康养身心。同时，以2008年为起点，在四川与“海洋”全俄儿童中心之间开展的交流互访活动就一直在持续进行。2018年9月，曾经的灾区儿童代表组成回访交流团，赴俄报恩。这次回访延续了中俄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推动了中俄友好世代相传，得到了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肯定，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活动的推动下，中方与俄方后续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期在未来能够加强友好交流，将中俄友谊在时间上进一步延长。

第四，跨越地缘，拓宽空间。自古以来，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北三省是中俄民间交往的“主阵地”。位于中国西南地区，距离俄罗斯约四千公里的四川省则极少与俄罗斯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对于绝大多数四川民众来说，“俄罗斯”一词略显陌生。但对于曾赴俄疗养的千余名四川儿童以及在四川与前来访问的俄罗斯人民建立友谊的其他民众来说，“俄罗斯”一词倍感亲切。他们以语言、文化、艺术、旅游等为切入点深入了解俄罗斯，并将“俄罗斯效应”从身边辐射到更广的范围。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民间交往已从传统的东北地区创造性地拓展到西南地区，将中俄友谊在空间上进一步扩宽。

活动影响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是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中俄世代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声，也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努力方向。2008年汶川地震灾区儿童受邀赴“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疗养正是对此种心声强有力的回应，是在共同努力的方向上迈出的一大步,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发展。

首先，增进情感，激发动力。早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中方政府便邀请幸存儿童到海南三亚接受康复治疗。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俄方第一时间邀请地震灾区儿童赴俄疗养。两国人民在大灾大难面前的休戚与共，让彼此命运紧紧相连，血脉相融相通。这种从无私大爱生发的友好交往降低了外交活动的政治和功利色彩，更能打动人心,增强民众之间的互信互爱。自此，中俄民间外交又增加了一层深厚的情感基础和一股强劲的内生动力。

其次，更新认识，深化理解。因为历史过往、文化差异、舆论导向等各类问题，中俄两国的部分民众对对方国家怀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和误解。但随着此种民间友好交往的广泛开展，两国民众逐渐对对方国家的核心文化和主流思想产生了更新的认识、更深的理解。这对于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增强价值观的认同、提升政治互信、降低国家间矛盾与冲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展现担当，树立典范。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上的两个相邻大国，其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来自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关注。两国之间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感体现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责任与担当；两国之间情同手足的深厚友谊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做出示范和表率。中俄关系俨然已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对推动欧亚地区的繁荣与发展，维护世界的和谐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民促官，合力同行

民间外交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和积极影响成为了中俄关系向高水平迈进的助推器，对政府层面的官方外交起到了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在两国中央政府及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俄地方交往呈现出省、市、县同步发展的立体格局，一系列地方合作落地开花。

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上任以来，非常重视发展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六年多来中和普京总统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会晤31次，8次到访俄罗斯；2017年7月，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向习近平主席授予俄罗斯国家最高勋章“圣安德烈”勋章；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将中国首枚“友谊勋章”授予普京总统；两国国家元首还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等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

2013年3月，习近平首访俄罗斯时曾与普京总统达成重要共识，要把中俄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各级别、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成果。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确定2018年和2019年为“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截至目前，中俄两国已累计建成了140对友城及伙伴关系。其中，四川与俄罗斯建有5对友城关系、15对友好合作关系。2017年9月，四川省政府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政府在成都签署经贸、科技和文化合作协议。2018年9月，四川省乐山市与俄罗斯联邦巴士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锡拜市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四川省资阳市和俄罗斯联邦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签署友好合作关系备忘录，四川省“一带一路”经贸促进会与俄罗斯奥伦堡州工业企业家联合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结语

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灾区儿童受邀赴俄罗斯“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疗养是中俄两国间一次意味深远的民间外交活动。此次活动本着“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思路，由政府牵头，建立两国在各级别、各领域的合作联动机制。同时，组织者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给中国灾区儿童带来多维度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在短时间内恢复身心健康，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此次活动打破了参与主体的地缘局限性，拓宽了民间外交的空间范围，提高了民众参与度，使其产生了更广的影响。中俄两国人民把友谊的种子深埋心中， 身体力行，促进中俄睦邻友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海洋”的故事是中俄两国友谊的一段佳话，是中俄人民友好的一份见证。希望在下一个70年，两国人民将继续加强“情感交流、文化融合和人心向背”，同舟共济、携手前行，开创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推动中俄关系迈向更灿烂的明天。

董露：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韩国卫生外交

卫生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径，在提高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韩国采取的开放、透明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认可。韩国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卫生外交，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分析韩国卫生外交的具体措施和可借鉴之处，将有利于未来中国更好地开展卫生外交。

从2019年12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波及整个世界。韩国自2020年1月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在政治、经济、外交、医疗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尤其是韩国通过采取早诊断检测、早发现确诊病例并进行隔离治疗的医治模式，使得韩国新冠疫情很快得到控制。韩国对疫情的有效防控不仅得到了本国民众的认可，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西方专家评价说，在新冠疫情疫苗和治疗药物问世之前， 韩国防疫方式将是其他国家仿效的最佳模式。一直非常注重软实力构建与输出的韩国借此东风，迅速展开以政府为主体的一系列外交公关活动，宣传本国防疫模式，介绍防疫经验。为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韩国以防疫为中心面向世界开展了多层次的卫生外交，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形象和国民自豪感。

疫情期间韩国卫生外交的具体措施

在全球化时代，卫生问题已不是一国的区域性问题，已经成为超越国界、关乎各国民众身心健康、生命安全的重要事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世界性疫情中独善其身。位于中等强国之列的韩国依靠健全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和先进的医疗诊治技术，率先较成功地控制住了本国疫情。在疫情期间， 韩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纷纷采取不同的形式向世界各国和组织分享抗疫经验，进行各种援助，在加强国际间合作方面体现了责任担当。

第一，总统亲自挂帅展开“电话外交”，政府部门积极向外推广韩国抗疫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电话外交”成为韩国元首外交的重要形式之一。据统计，自2020年2月20日文在寅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以来，截至5月14日，文在寅先后与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通电话33次，讨论应对新冠疫情的问题。其中有不少国家元首主动提出邀请韩国分享抗疫经验，请求韩国援助。文在寅向外界表示，及时透明共享相关信息非常重要，韩国将出于人道目的提供或出口医疗防疫物资，共享防疫经验，为国际社会克服疫情做出积极贡献。韩国外长康京和也频繁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方式同其他国家和组织就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方案等交换意见，并表示将与国际社会共享韩国防疫机制和成功抗疫模式。4月22日，鉴于全球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借鉴韩方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治经验，韩国政府决定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新设“国际防疫合作工作组”，专门负责向他国传授经验。

第二，积极利用各种组织平台，提高卫生领域话语权。韩国在通过双边外交宣传自身经验、谋求合作的同时，还在韩美日七国外长会议、韩美澳七国副外长会议、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G20峰会、世界经济论坛、世界卫生大会等多边外交平台积极展开活动，分享“免下车”病毒检测方式等经验。韩国还向联合国、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提议，将基于本国新冠疫情防控经验依次组建“联合维护国际卫生安全”“国际合作应对传染病”和“加强国际团结的世界公民教育”三大公共卫生朋友群，以此希望主导国际社会防疫合作议程。据悉，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表明有意加入联合国朋友群，联合国秘书处已表现出积极姿态。此外，应国际社会请求，韩国政府委托防疫部门于5月4日起主办5次“韩国防疫（K-防疫）在线研讨会”， 主要讨论应急战略、诊断隔离、流行病学调查、治疗临床经验、患者管理、出入境管理等防疫政策，与国际社会分享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经验。截至4 月底，韩国政府共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多个国际组织举行170多次网络研讨会、视频和电话会议，共享防疫经验。韩国政府认为举办研讨会有着向全世界宣传韩国防疫政策和技术的意义。应世界银行请求，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等多个部门携手制作发布三份英文版本的韩国抗疫政策资料，分别向各国介绍韩国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卫生检疫和防控资料、经济应急措施、重返日常指南，并制作流行病学调查、防治等各领域的宣传视频。

第三，制定周密援助计划，进行针对性对口帮助。在疫情初期，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中互为友好邻邦，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韩国将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援和配合，与中国携手“战疫”，共克时艰。韩国官方和民间团体合作向中国捐赠了200万枚普通口罩、100万枚医用口罩、10万套防护服、10万副护目镜等医疗物资。中国在韩国疫情严重时也援助了大量物资， 可以说疫情期间的互相援助是最好的公共外交。随着疫情不断恶化，防疫物资紧张，韩国开始拟定对外未来援助计划，既首先确保了本国的需求，同时还通过宣传满足其他国家的要求，赢得世界各国的赞许。一是宣传“报恩意识”。韩国向朝鲜战争期间22个联合国参战国的参战老兵提供100万只口罩，以表感激之情，其中有一半捐给美国。5月12日，韩国向美国的参战老兵提供的50万只防疫口罩运抵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韩国还单独向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参战国提供了物资援助。二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疫情期间很多医疗技术和设施不足的欠发达国家纷纷向韩国提出购买试剂盒和物质援助的请求，韩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伸出了援手，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暂缓最贫穷国家偿还债务等。韩国国际合作机构表示，计划向斯里兰卡、越南、萨尔瓦多、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约旦等39个国家提供相当于200万美元的防疫物资，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年内紧急提供4亿美元的对外经济合作基金，用于帮助蒙古国、坦桑尼亚、越南、菲律宾增加医疗器械，并计划把对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卫生领域的援助基金提高到1000万美元。韩国政府决定将扩大对联合国人道主义空运处提供的运营援助金额。在2020年至2022年向该服务处提供相当于此前5倍的500万美元资助。韩国还进一步编制人道援助预算，并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响应东盟各国的援助请求。三是不忘兄弟之情。尽管目前韩朝两国关系有所降温，但韩国仍然坚持对朝鲜的缓和政策，文在寅表示新冠疫情是朝韩合作的新机遇，并声明南北间的抗疫合作不应被列为制裁对象，多次提出通过各类国际组织向朝鲜提供物质援助。2020年3月31日韩国政府批准一家国内团体价值1亿韩元的洗手液援朝项目，4月23日又批准另一家民间团体价值2亿韩元的2万套防护服援助项目。2020年4月30日韩国非盈利组织“国际绿树”对朝援助项目获得联合国制裁豁免，计划通过开展农业康复项目，帮助朝鲜当地的残疾人实现精神和身体的康复。

第四，全力开发抗疫科技产品，构建先进医疗国家形象。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韩国企业开发的新冠快检试剂盒的检测效果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其中核酸检测50种、抗体检测23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使用授权的试剂盒达到7种，需求非常火爆，出口前景良好。目前， 韩国已向包括美国在内的110多个国家出口5646万人份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据韩国关税厅统计，2020年1月韩国产新冠快检试剂盒出口总额为3400 万美元，4月猛增至2.0123亿美元。韩国开发的“新冠疫情检测APP”可以为用户自诊新冠肺炎提供有关的指导与帮助。该APP截至4月末点击次数达24万次，一半以上的用户是来自美国、加拿大以及印度尼西亚等的海外用户。韩国通过大量的检测检出确诊病例，彻查病例移动路径，隔离与确诊病例接触的人员，为尽可能快速检测和预防感染设置“免下车”筛查点，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赏，韩国的防疫机制受到全球范围的认可。

第五，文艺体育明星发挥“名人效应”，隔空助力民间外交。疫情虽然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韩流”文化却可以跨越空间距离向世人传递共同抗击病毒的决心。2020年3月31日，韩国超人气组合防弹少年团以线上表演的方式参加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脱口秀节目《詹姆斯•柯登深夜秀》，用充满激情的表演传递正能量，激励人们在疫情艰难时期要相互团结关怀与支持。目前亚洲最红的足球明星孙兴慜接受防弹少年团的点名， 接力声援抗疫，为全民克服疫情加油助威，并邀请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加入声援行列。奉俊昊在Facebook发布视频，表示韩国和全世界都在疫情下经历艰难时刻,由衷感谢奋斗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公务员、防疫部门工作人员,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战胜疫情。此外，韩国偶像团体SuperM通过流媒体平台参加了美国女歌手Lady Gaga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主办的大型网络演唱会“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声援奋战在全球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并筹集防疫资金。

疫情期间韩国卫生外交的可取之处

作为传统外交的必要补充，公共外交正成为世界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各国在国际社会中塑造本国形象、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韩国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立足本国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政府积极谋划，上下通力合作，再借力与之价值观相同的西方媒体的宣传，韩国的卫生外交向世人展现其卫生领域先行者的形象，确保了韩国在治疗新冠肺炎领域的话语权。

总结韩国在此次疫情期间的卫生外交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政府高度重视，积极为“医疗外交”战略提供政治保障。韩国总统文在寅、外长康京和以及相关部门非常重视此次疫情为韩国带来的机会，积极从医疗防疫、经济恢复、国际合作等方面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提出要将国际社会对韩国防疫表现的好评转化为外交资本，充分发挥韩国抗疫经验和优势积极推行多边外交。要将当前的危机视为新的机遇和发展动力，要将韩国发展成为引领世界的韩国。

二是坚持依托各类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框架下充当倡议者的角色。在此次抗疫期间，韩国除了加强与他国的双边交流外，还特别注重与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组织的合作，利用国际舞台频频发起各类倡议，提高其全球显示度。例如向联合国、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提议，基于本国新冠疫情防控经验建立公共卫生朋友群，由韩国和少数国家代表担任群主。应世界银行和二十国集团等机构的请求，韩国政府发布三份英文卫生检疫、防控资料和经济应急措施、重返日常指南等资料，分发给他国政府、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和外媒，以供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文在寅总统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提议，作为亚洲代表在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做了主旨演讲，向国际社会分享韩国抗疫经验，并表示正计划2020年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援助。韩国媒体还宣传：韩国将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提供资金支援；计划把对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卫生领域的援助基金提高到1000万美元；在2020年至2022年间将对联合国人道主义空运处提供的运营援助金额提升至500万美元。

三是利用西方媒体的影响力提升韩国知名度。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趋同，欧美等国的主流媒体对韩国的抗疫措施大加褒奖，对于韩国的公共外交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华盛顿邮报》将韩国的防疫工作评价为民主主义的成功。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曾做客德国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的访谈节目，介绍韩国防疫情况。美国《福布斯》、香港《亚洲时报》、西班牙《ABC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等媒体参加并报道了韩国政府部门为共享防疫经验举办的线上外媒记者会。此外，外媒对韩国在疫情期间成功进行国会选举大加赞赏。英国广播公司（BBC）评价称，世界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韩国国民在遵守防疫守则的前提下进行的全国规模的选举。美国《时代》周刊预测，“韩国在充分考虑最大限度降低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下成功进行了国会选举，这将成为未来美国安全、有效地进行投票的模式。”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积极评价韩国采取的综合防控防疫举措，称韩国的防控工作堪称典范。

韩国卫生外交给我们的启示

目前世界上抗击新冠病毒最成功的国家中，中国和韩国应该各占其一， 两国采取的抗疫举措各具特色。韩国的快速检测能力、高效透明的应对战略、民官合作体制、自律成熟的市民意识都给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在卫生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既有可增进两国关系的点对点双边医疗诊治服务援助和物质支援，也有可有效提高韩国声誉和影响力的、依托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意向和捐款承诺。依靠技术优势，出口各国急需的快速检测试剂等新产品，在打响韩国品牌的同时，也为国家和企业赚取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韩国的卫生外交作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次疫情期间的行动增进了外国公众对韩国的理解和认同，大大提升了韩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声望，使得大韩民国的国家地位和国民自豪感进一步提升。

刘吉文：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亚非语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公共卫生外交

作为“自私、理性”的国家行为体，许多国家不可避免地在危机中“各自为战”。随着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全球化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同时，以海上医院船为载体的公共卫生外交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搭建了可供实践的具体路径。研究“海洋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公共卫生外交，有助于中国有效参与国际卫生安全机制，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建设性推进。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时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倡导各国应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和挑战。“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概念工具”，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不仅为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也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搭建了具象路径。探讨“海洋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公共卫生外交，有助于打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软弱性、滞后性和有限性，对引导与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卫生安全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公共卫生外交的互动视野：必要与可能

作为概念，公共卫生外交的提法不算多见，但作为跨国界活动却早已有之。据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记载，公共卫生外交的雏形起源于14世纪，是欧洲为防止鼠疫的流行而建立的卫生检疫制度。近代公共卫生外交则是以1851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地区性的《国际卫生条例》为标志。然而早期的公共卫生外交仍是狭隘的，仅聚焦于特定的传染病，比如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主要讨论的是霍乱、鼠疫和黄热病的防治问题。随着人权思想的发展和传播， 人们对公共卫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公共卫生外交在英文表述中并不作“Public medical diplomacy”，而是“Public health diplomacy”（作字面意思理解时，前者为公共医疗外交，后者为公共健康外交，这说明公共卫生的关键在于民生与健康）。尽管《国际卫生条例》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仍不可避免地在公共卫生合作的创设及分配权益方面存在制度设计的不足。

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出发，探究其中的公共卫生外交意涵，需要作三点说明：首先，“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目前学界对“海洋命运共同体”内涵达成的基本共识，这与当代公共卫生外交的核心要义不谋而合；其次，“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包括海洋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基本主张，同样包含对海域内传染病的传播、核放射性物质的扩散、海洋生物污染及海洋环境破坏等公共卫生危机的认识与应对；第三，作为浑然天成的地理整体，海洋既是人类沟通的桥梁，也是风险传播的通衢。这使人们不得不超越国界去思考，如何树立一个全球卫生观去促使海域范围内的各国政府共同承担义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无疑对解决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困境提供了可能。

第一，“价值共同体”理念弥合了公共安全叙事中的价值错位。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家乔治•凯南告诫，国际关系是无政府主义的疆域，在这里不存在提供秩序的世界政府。各国必须自我防卫，道德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是一个范畴错误。正是这种逻辑，使“例外主义”“美国优先”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暗含的辩护词。然而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化，并不能回避一些难题。一些国家政府的缺席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秩序也缺席，大多数外交政策都需要做出价值权衡的选择。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由193国共同通过的决议再次呼吁基于协调一致和多边合作的“全球应对”，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致辞中关于中国新冠疫苗将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与特朗普反复强调“疫苗必须优先供应美国人”“永久冻结向世卫提供的资金”的言论对比之下， 高下立见。公共产品不应作为利益筹码，在这里，“利益至上”的僵化公式显得不合时宜，并且常常会产生误导。良好的价值共识应当维持一种鼓励道德利益的制度秩序，公共安全领域的合作更应该摒弃利益驱动，而不能对他国遭遇的安全困境抱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价值观的多样性，但是不管这种多样性如何丰富，都暗含了一种符合全人类的、统一的价值诉求：既应符合海域范围内各个国家利益，也应有道德共鸣，这也是“价值共同体”的重要思想立足点。

第二，“安全共同体”理念打破了全球化合作的传统路径。最早将民族生活带入全球性联系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全球化时代，然而在后疫情时代，出现了某种“逆全球化”趋势。有种观点认为，尽管全球化是一个强大的源泉，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市场，但同样是一个巨大的祸根， 它不仅在经济上蚕食和欺凌弱者，在文化上消弭民族性和多元化，更糟的是，它可能带来全球的环境灾难和生态大事故。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 似乎也给反全球化人士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力的注脚：全球化不一定能一荣俱荣，倒是可以一损俱损，全球化似乎是系统化风险的主要来源。但事实上， 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没有所谓的“排外性竞争”“零和博弈”，毕竟再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所有公共卫生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美苏曾跳出过冷战思维，共同努力并顺利完成了根除天花这一颇具难度的国际卫生合作项目。这一案例说明，公共卫生合作应当是最富有成效和充满善意的外交领域。从这个意义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就是“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它需要各国不再囿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而是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中让渡一定的主权，为构建“安全共同体”创设路径。

第三，“利益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建设性推进功能。近代以前的东亚海域，通过海洋网络联系，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汉文化圈”，并扩展至政治、经济领域。实践证明，区域的友好互动合作，对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全球195个国家中，有150个是沿海国，“海洋命运共同体”正是通过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务实合作，构建出内在性不可分割的安全共生形态。早在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因海洋而联通、因联通而发展、因发展而繁荣的基本规律。海洋天然的连通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共享”的基本特征，而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则为构建海上公共卫生安全机制提供了新的“中国案例”。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中国案例”及其实践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6”，2008年入列，被誉为新时代中国的闪亮名片。肩负着军事外交与公共卫生外交双重使命的“和平方舟”，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强军思想在宏大叙事中的共同缩影，具有独特而新颖的价值。

医院船是为军队提供海上流动医疗设施，提供救灾与人道主义援助、参与战争与非战争医疗救援行动的重要公共卫生外交平台。目前，只有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少数大国拥有具有远海医疗救护能力的大型专用医院船。戴维•费德勒指出，“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公共卫生治理语境以新的方式突出了大国的重要性。“ 此外， 相较千军舰， 医院船的法律地位也更为特殊。根据《日内瓦公约》，对医院船开火将被视为战争罪，医院船不可侵犯，应 随时予以尊重和保护。由图1可知， “ 和平方舟” 主要有三种公共卫生外交模式： 一是以特定疾病等公共卫生为议题的医学交流； 二是“减灾外交" ' 如对地震、海啸、旱灾等灾害提供的公共卫生救援； 三是在特定的区域内开展的双边或多边公共卫生外交，如提供医疗援助及提供医疗设备、援建公共 卫生基础设施等。这些外交实践既是配合“ 海上丝绸之路 ” 而组织的军事外交活动， 也是响应“海洋命运共同体 ” 倡议、播撒仁心大爱、传播和平友谊的医疗外交之旅。这也赋予了“ 和平方舟” 运用范围广、政治敏感度低等全球公共产品所独有的外交优势 ： 传统安全领域的外交机制安排是正式的 ， 一些国际安排必须通过权威的外交谈判才能达成；而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则有更为灵活的机制。

从时间背景来看，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虽然形成于当代国家外交体系建构，但并不是割裂历史只有现代化的“无根之木”，而是植根于中华文明， 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不断成长发展的理论实践。正如《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所述，“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从“七下西洋”的郑和宝船到执行11次和谐使命任务的“和平方舟”，赓续不灭的是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和合”理念的生动文化表达，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基础上，以共生性、克制性、有序性的合作范式，来实现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善治。

从空间背景来看，中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这样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地缘格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我国传统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中缺乏“海洋关切”，这就对中国海军“走出去”提出了更为特殊的要求。也正因此，在“走向深蓝”战略远景图下诞生的“和平方舟”，既不停留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故步自封，也不沉迷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妄自尊大，而是在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探索与时代发展同步伐、同国家海外利益拓展相适应的新型外交领域的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从而向世界阐明中国海军发展的目标取向和世界意义。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新思考：挑战与应对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一方面，“跨国传染病的威胁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使整个人类陷入一个单一的微生物的海洋”；另一方面，各国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随着全球面临的公共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医院船的职能范围也逐渐拓展到应对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合作，如何向世界说明本国军方的政策、展现本国公共卫生的治理水平、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并最终取得他国的认同与合作，是全球化时代给所有医院船提出的全新课题。

首先，海军医院船应适应公共卫生外交的需求。安德禄•普里斯•斯密斯认为，国家能力的一个关键衡量指标就是看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对付传染病爆发的能力。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美国面临的一次最大的国家公共安全危机，为缓解医疗资源匮乏，美国调动了大型海军医院船。然而，被民众寄予厚望的医院船虽然宣传力度很大，但作用却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一是医院船不具备传染病房要求的隔离负压病房的条件；二是医院船的密闭环境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任何疫情的爆发都可能迅速蔓延，并使船舶的运作陷入瘫痪；三是医院船能力主要针对战伤等外科手术，这使得医院船在面对大范围传染病时捉襟见肘。“和平方舟”虽然排水量及床位不及“仁慈”级，但中心负荷吸引真空系统、制氧系统、专业化病房、全新网络、污水和垃圾排放处理系统比“仁慈”级先进了一大截。然而，“和平方舟”同样缺乏负压隔离病房。虽然中国不把医院船作为应对国内疫情的主力，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切实提升我军医院船综合救护能力依然迫在眉睫。

其次，在援外交往中应避免医学伦理的道德冲突。参与公共卫生服务时，首先需要遵循病人至上的原则，应当避免“轻质量而重数量、轻长效而重短期、轻内容而重形式、轻平民医疗而重军事需求”的观念。比如此次抗击疫情中，与其他国家军方积极参与抗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五角大楼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美军依然将备战作为第一要务。而在援外医疗行动中，美军暴露出的种族主义、狭隘主义和施恩心态，也导致看似坚不可摧的美军形象出现裂痕。此外，在对海军医院船行动的国际报道中，如果只侧重对援助项目、救治人数的报道，而忽视对后续效果的反馈，也会严重降低人道援助的质量和标准。

再次，在公共卫生外交中应强化军事软实力建设。“9•11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理念造成了极大冲击，美国意识到国家和军队形象亟需改善的迫切性。但军事上的互动、沟通、理解和妥协被美军视为政治交往的辅助手段之一，利益交换仍是其难以回避的基本动机，交往形式的功利性、暴力性、胁迫性倾向明显，这也使得美军的救援行动因政治色彩而倍受质疑。可见，冷战思维下的美军医院船仍是以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为出发点。而“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则是站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给某些新保守主义者们的谏言：不要太过注重使用硬力量迫使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恰恰是软实力有助于从占绝大多数的温和派中获得好感与支持。其回应的是“强军梦”护航“中国梦”“大道不孤、德必有邻”这些主题词；其议题设置的和平性、传播态度的透明性和受众群体的普惠性，更有利于实现外交理念的传递、军队形象的塑造和公共危机的防范，从而不仅拓宽了公共卫生外交的理论视野，并使其具有了中国视角。

印言蹊：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人文社科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