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外交：理念、制度与实践

城市外交成为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亮点。2014 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城市外交”，要求大力开展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自此，城市外交的理念得以深化，各项制度举措得以充实，实践也更加丰富多样。总结中国城市外交的成就，对加强和改进今后的公共外交工作应有所启示。

城市外交的理念深化

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这些部署为中国地方政府和城市在对外开放方面的理念提升指明了方向。

第一，城市外交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依托。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尤其指出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可见，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棋局中，地方政府和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上升，如东北边境的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西北边境的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西南边境的腾冲、瑞丽、凭祥、文山等，这些城市有的是担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对接枢纽角色的口岸城市，有的是承载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的中心城市。十八大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原先发布的《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2—2020年）》，推进和落实东北五省区市对外开放和中俄毗邻地区合作的相关工作。2015年两会期间，习主席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西要扩大和深化同东盟的开放合作，构筑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2017年4月习主席对广西进行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广西要立足独特区位，释放“海”的潜力，激发 “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全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夯实提升中国—东盟开放平台，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

第二，城市外交是中国缔结伙伴关系网络的有力支撑。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目前，中国已与不同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在这些伙伴关系网络的缔结和互动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城市的交往因其务实性、持续性、低政治化等优势，成为实践层面的重要支撑。例如，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是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城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对接平台。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议题进行了两次专题学习，表明中国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意愿。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城市是有效的对接平台，通过城市和城市网络参与全球治理也成为城市外交的应有之义。首先，城市是许多全球规则的实施节点。在国际贸易、环境保护、打击恐怖主义、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的诸多国际宪章、条约、公约、协议等，虽然在国际法层面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但城市往往是不可回避的实施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城市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方面的意识不断加强，例如，2013年深圳便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进行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其次，在不少全球治理议题中，城市具备成为“权威场域”的特征。一些全球治理议题天然地和城市关系密切，包括发展问题、气候变化、移民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流行性疾病问题等，中国城市通过加入城市间国际组织和跨国城市网络等方式参与此类议题相关标准规范的传播和问题的解决。例如，在气候治理领域，深圳、东莞、鄂尔多斯、保定和宜兴加入了“世界低碳城市联盟”，致力于交流低碳发展经验。第三，城市是许多全球性事务的承接平台。当代的许多全球性事务，包括国际贸易、国际会议、国际展览、国际体育赛事、国际科学技术交流等，通常以城市作为承接平台。中国城市为了提升国际影响力，也积极争取国际组织总部落户、承办国际会议和一些全球性活动。例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落户上海，提升了上海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2016年9月于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和即将于2017年9月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标志着城市外交正日益成为我国主场外交的重要形式。

整体趋好、曲折多变——澳大利亚媒体涉华舆论走向评析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执政以来，澳大利亚媒体就如何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展开激烈辩论，涉华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局面。本文分析认为，澳大利亚媒体舆论经历了“亲华、摇摆、亲华、平稳、亲华、倒退”六个阶段，总体呈现出“整体向好、曲折多变”的态势。影响澳大利亚舆论的因素复杂，预计未来将在波折反复中渐进式向好。

今年以来，在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抬头与中国加速崛起的大形势下，特别是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李克强总理成功访澳、中国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香格里拉对话会等诸多热点事件的“催化”与刺激下，澳大利亚媒体就如何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及外交政策走向展开激烈辩论。分析得出，澳媒涉华舆论不断动荡摇摆，经历了“亲华、摇摆、亲华、平稳、亲华、倒退”六个阶段，总体呈现出“整体向好、曲折多变” 的态势。本文预测，虽然影响澳媒舆论的因素复杂，澳媒涉华舆论整体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将来会在波折反复中向好发展。

一、近期澳媒涉华舆论态势

第一阶段：特朗普言行引发澳媒亲华舆论兴起

从1月20日特朗普正式执政到3月12日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新加坡发表反华言论之前为第一阶段，澳大利亚媒体开始讨论如何“选边站队”，亲华声音兴起。

特朗普宣布退出TPP，澳媒“十分失望”并开始呼吁转向中国。《澳大利亚人报》文章称，特朗普退出TPP的决定完全破灭了特恩布尔总理的所有希望。《澳大利亚人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不要再在TPP上浪费政治资本，应该转而支持中国主导的贸易协定。”

特朗普“怒摔”澳大利亚总理电话，澳媒出现“报复式亲华”情绪。《悉尼先驱晨报》认为，特恩布尔在电话中遭到了特朗普的痛斥和羞辱，此事令人震惊、难以置信而且引发令人尴尬的传言，让人更加担忧美国总统正在严重破坏两国关系。《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则进一步指出，“一边是行为古怪的美国新任总统痛斥我们的总理，另一边是对华贸易的蓬勃发展支撑了澳洲人的生计。这种比较让我们认识到，澳大利亚需要全新的外交战略。” 这种情绪随着王毅部长访澳达到一个“小高峰”。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在《悉尼先驱晨报》呼吁，“澳大利亚学会热爱中国的时刻到了”。

第二阶段：毕晓普反华言论导致舆论摇摆

3月13日，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中心指摘我政治体制、南海主权等议题，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出现，澳大利亚舆论出现左右摇摆的态势。

毕晓普反华表态引发一股舆论“回潮”。多家媒体报道毕晓普的不友好言论，《时代报》表现最为恶劣。《时代报》鼓噪，毕晓普向中国发出明确信号，捍卫基于国际法的世界秩序，并呼吁东盟民主国家“不要低估团结起来的道德力量”。该媒体还借用澳大利亚前任外交部长瓦格斯的言论称，中国是“企图替代美国亚洲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极权政体”，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依旧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这段时间内，仍有反对毕晓普言论的理性声音。坚定反对毕晓普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战略问题的教授休•怀特，他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刊登评论称，“毕晓普主义”似乎拒绝承认亚洲战略态势几十年里的最重要变化——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从美国向中国的大转变，“毕晓普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前途。另一位反对毕晓普的是首任驻华大使费思芬。《澳大利亚人报》、《悉尼先驱晨报》都重点报道了他在西悉尼大学的演讲。他认为“澳大利亚人已经生活在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而与中国的关系却与之不匹配。

美军军事公共外交研究

美国是最早提出公共外交概念并实践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公共外交理论和实际经验，也是军事公共外交实践较早、较为常态化的国家。研究美军对军事公共外交概念的理解，对公共外交领域的介入过程、实践经验与现存不足，对我军军事公共外交的推动和发展有着启示和借鉴作用。

美军对军事公共外交内涵的理解

近些年来，美军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介入起到了外交的作用。美军在海外执行民军行动、信息战任务时，频繁地使用了公共外交手段。“军事公共外交”概念在政府、军队和学界层面一度引发争论，原因在于它与国务院的公共外交职能相抵牾。美军的官方文献从未提及或界定“军事公共外交”，仅将它视为一种“防务支持（或军事支持）的公共外交”。2006年的联合出版物（JP3-13）将其定义为“国防部相关部门为支持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努力所采取的那些行为和措施”。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也将国防部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活动解释为“与公共外交类似的系列行为”。由于缺乏更为贴切的术语，也有个别研究报告采用“军事公共外交”的说法，将其框定为“同外国公众及军事受众的军事沟通和关系建立，以达成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目的”。

美国防部对公共外交领域的介入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穆斯林民众中引发敌意，美国因此加大了在伊斯兰世界公共外交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美国亟需借助公共外交的柔性方式促进对美国和美军的正面宣传，修复负面认知。

一是对军事公共外交优先考量。“9•11”事件后，随着美国政府对公共外交重视程度的增加，国防部将战略传播和军事公共外交列为优先项目，并在内部文献中有所体现。200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出台《信息战路线图》，鼓励国防部在支持美国政府公共外交目标上更加积极，为实现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计划和信息目标与其他机构进行协调。2005年4月出版的《陆军部心理战手册》强调了心理战对公共外交的作用；2006年2月的联合出版物（J3-13）《司令官概述》将“防务支持的公共外交”军事职能指定为信息战的相关能力。2010年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的报告特别使用“军事公共外交”一词描述美国国防部组织的一系列同外界接触的活动，旨在助推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并共同塑造军事能力。

二是海外行动直接参与公共外交活动。美国国防部虽然不直接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但美军的海外军事行动已经具备鲜明的公共外交性质，这些海外活动都程度不一地造成了外交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公共外交作用，虽然这些活动并不具备明确的针对公共外交的防务支持性质。美国国防部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美军主导下的系列海外军事活动，包括地区安全合作计划、人道主义救援、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等，已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美国的公共外交成效。此外，美军在实践中对国务院公共外交活动不断开展防务支援，囊括了军事信息支援、提供后勤和运输保障、社会服务、医务船访问等活动领域。

美军军事公共外交的相关经验

美军军事公共外交曾取得阶段性的外交成果，2004年12月对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海啸救援以及2005年对巴基斯坦地震救助行动，对扭转美国和美军的被动形象起到积极作用，其经验和做法值得探究。

一是对军事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转化关系的把握。约瑟夫•奈指出，除了硬实力之外，军队在创造软实力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美军深刻认识到军事硬软实力之间的相互转化所带来的附加效应，在战略考量和设计时重点思考将既有的军事硬实力借机转化为软实力，产生公共外交效应。

二是对日趋成熟的战略传播策略的灵活运用。美军意识到“对公共外交的军事支持”是协同性、一体化行为，必须调动和整合国家资源。在对公共外交的军事支持行动中，充分运用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教育、医学、社会等手段对他国提供援助、实施影响，同时也加大了与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之间的跨部门协作。

三是注重对民主价值观的推广。美军在公共外交活动中不失时机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性，美国国防部的国际军事和教育培训项目不仅触及到美国的职业军队建设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包括对民主的推崇、对人权的尊重、对法律的信仰。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威廉•佩里曾说：“通过与外国军官接触，有助于他们形成与美国步调一致的观点，这种军官之间的联系能构建出一种‘预防性防务’，在某些情况下，这类接触能提供一般外交手段所不具备的施展影响力的渠道。”

欧美假新闻泛滥对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启示

2016年欧美假新闻泛滥，引起了欧美各国政府、媒体、科技企业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假新闻泛滥已经让欧美传统媒体失势、政府权威受损和民粹主义激化。更重要的是，某些国家利用社交媒体放大假新闻凸显舆论战和信息战新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专门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反宣传中心，与盟国一起反制政治谣言和假新闻。然而，美国将我国列为反宣传的重点对象，是一种赤裸裸的“网络霸权”行径，将我国的公共外交与他国利用假新闻开展舆论战和信息战混为一谈。这再次表明，我国对美的公共外交依然任重道远，阻力不是来自美方的民众，而恰恰是美国政府及其官员的双重标准。

虽然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下帷幕，但竞选期间有关特朗普和希拉里的 “假新闻”持续发酵。美国主流媒体继续热炒假新闻议题，并讨论如何杜绝假新闻泛滥。2016年12月23号，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以下简称反宣传法）。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专门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反宣传中心，与盟国一起反制政治谣言和假新闻。各式各样的假新闻同样充斥于欧洲大陆，欧洲各国政府也在严肃商讨对策。我国已经很早意识到假新闻的危害并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外国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在我国的发展，但仍有必要深入挖掘欧美这一波假新闻泛滥的原因和影响，为我方有效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一些借鉴。

一、制造和传播假新闻的动机分析

第一，互联网是滋生假新闻的温床。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 “三网”（互联网、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融合越来越成熟。电子网络，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廉价、实时、共享和高度扩张的特点，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的时空局限性，在全球范围内异军突起。随着网络2.0技术的普及，社交媒体势不可挡，信息的制造、传播、分享和互动更加多元和分散，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简言之，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个快速传播和分享有用信息的平台，也是滋生各种假新闻和信息的温床。所谓跨国假新闻，就是国际行为体故意传播错误和虚假信息和内容，误导读者和听众，操控对象国的社会舆论或谋求自身经济利益。

第二，个人通过制造和传播假新闻牟利。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和国家行为体（政府直接或间接介入）都能制造和传播假新闻。前者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利益。美国主流媒体调查指出，马其顿王国韦莱斯（Veles）小镇青年在美总统竞选最后三个月内制造、复制和传播具有广泛影响的假新闻。这些青年制作100多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他们一般从美国极端保守派（右翼）网站上复制假新闻，配上耸人听闻的标题，贴到他们运营的网站上，再通过脸书广泛传播。一些假新闻被大量转发和评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多个欧美主流媒体调查证实，马其顿青年通过脸书、谷歌和推特平台吸引大量读者关注他们发布的假新闻，增加广告曝光率和点击率，从中牟利。目前这些科技公司正遭受欧美政府和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承诺采取措施制止假新闻的泛滥。

第三，国家利用社交媒体放大假新闻凸显信息战和舆论战新趋势。根据欧美情报机构报告、主流媒体报道和独立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有证据显示俄罗斯政府涉嫌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政治谣言和假新闻，但俄罗斯政府坚决否认。11月23日，欧盟议会决议文本罕见地批评俄罗斯对欧发动赤裸裸的信息战。决议指出，俄罗斯政府充分利用智库和特殊基金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俄罗斯合作署、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互联网研究机构、社交媒体和付费的网络大军开展大规模的信息战和舆论战。多个报告指出，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是包装和传播假新闻的主要推手。美方同样指出俄罗斯政府涉嫌利用传统和社交媒体、黑客和网络大军直接“干预”美国总统竞选。一方面，网络大军利用将近7000个社交媒体账号力挺特朗普。另一方面，俄罗斯有目的地揭露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邮件，并制造希拉里健康堪忧的假新闻（脸书点击率逾800万次，澄清假新闻的文章点击率只有3万），故意使希拉里难堪。美方认定俄罗斯“积极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混淆视听，干扰政治辩论，制造社会对立，试图操纵美国的社会舆论，同时让人们相信互联网是不可靠的信息源。

金砖国家的“事上练”：网络安全与智库合作

在多边合作低效的国际背景下，金砖五国机制要发挥作用，就需要与时俱进、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开放、加大自由，增强互联互通能力。这个过程需要一步步地通过合作共赢的实践来“事上练”：通过试点，不断地将成功的经验总结、深化并复制、推广，塑造认知习惯、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最终达到团结共赢。智库的合作可以作为试点，通过在合作机制与内容建设上进行创新，并将由此形成的合作模式外溢至更广的范围，从而形成合作模式与惯性。网络安全问题的急迫性、重大性，使它可以成为金砖国家智库合作目标的首选项。

近些年来，尽管五国的经济总量已堪与美国媲美，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重新组合，尤其是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金砖国家未来能有多大作为，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却越来越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焦点。不少质疑者认为，五国多数含金量不足，面临巨大的问题与挑战，有的甚至已经掉入“发展中国家陷阱”，彼此之间的历史恩怨、现实利益纠葛和决策过程中的“乱码”，都使他们难以发出各组成部分之和所应有的声音。

然而，尽管金砖国家已不像21世纪初那样流光溢彩，但在近两年突然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除了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没有其他选择：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多边机制呆滞、低效，多边合作前景和“全球治理”的理想相对暗淡或渺茫——这很有可能引发全球政治文化变更，引发全球范围内国际秩序的动荡和“裂变”。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协调政策议程以共同应对。在此情况下，金砖机制绝非五国的闲棋冷子，五国必须与时俱进、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开放、加大自由，增强互联互通能力，否则，很难应对全球新问题和新挑战。

欧洲合作的经验与启示

人类社会共同体演进至今，欧盟算是比较成功的跨国家合作范例：它历经多次扩张，最初只有6个成员国，2013年扩展到28个成员国，并曾一度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尽管现今的欧盟百病缠身，去留的争议频起，但作为区域合作的典范，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经验或经验的某些层面，依然可以作为金砖国家建设的他山之石，足资借鉴。

1、以合作应对新问题

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性破坏、美苏从欧洲侧翼的崛起并像两大铁锤敲击砧板一样掠夺欧洲，让有悠久历史和文明骄傲的欧洲人自尊心碎了一地，备受打击。痛定思痛，曾像瓶中之蝎一样争斗数百年的欧洲大国，开始革旧鼎新，从具体领域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推动欧洲的联合与统一，以多边主义和主权共享的方式重塑了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

2、由小及大稳扎稳打

宏大的建筑，都要从一砖一瓦做起。起于煤钢共同体，经由防卫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建设，以及《巴黎条约》《罗马条约》《布鲁塞尔条约》《单一欧洲法案》《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等的签署，欧洲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积累合作的因子，最终大体实现了1+1＞2的效果。

3、大国合作创造动力

一百年多年来，德、法都位列欧洲最强大国之列。战后数十年间，他们将百年恩怨抛诸身后，虽吵架不断，但不离不弃，以欧盟一体化经济与政治发动机的身份，在欧洲合作事业上声应气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实现了欧洲共同市场、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外交与不断完善的防务与军事政策。

4、权力智力双赢合作

回望欧盟各国智库的发展史，其上升曲线与欧盟一体化进程高度一致：重大社会变革与挑战对智库的研究成果形成巨大期待，需要其广泛参与到政府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超越官僚思维“有限的社会眼界”和理性化的工作范围，认识发生在更大的政治世界中的非理性的利益冲突；随之而来的政府主动资助而非智库托钵化缘，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双赢：智库的研究成果在启动和引导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的作用，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也推动了智库的发展和成熟。

公共外交的人民性特征及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

自从开展公共外交以来，我们应该以谁为师、走什么样的道路，一直是官方和学者深为关切的问题。在多年“以西方为师”的外交实践之后，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方略仍然不够清晰。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模式，不可能为西方国家所独制、独占，我们与其对西方国家的具体外交方式亦步亦趋，不如深入剖析其中的运作规律，找到我们提升公共外交效用的关键点。公共外交具有不同于其他外交形式的三个特征，一是人民“情感”因素的核心地位，二是信息传播与反馈机制的重要影响，三是其对本国软实力（或国家魅力）的仰赖。我们要探寻更适合自己的公共外交发展战略，必然要从这三方面入手。

中国现有的公共外交研究，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公共外交研究最多，涵盖美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学习美国先进经验”是我们的基本定位。毫无疑问，美国公共外交起步早、经验丰富，其中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很多，但是，“美国的”既不同于“中国的”，也不能代表“世界的”，更不具有“普适性”。中国与美国不仅国情差异巨大，社会整体发展阶段、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与战略意图也不一样，显然不能盲目照搬美国的行为模式。事实上，因为在公共外交中渗入过多的政治意图和对他国政治进程的某些不当干涉，美国在很多地区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也是需要我们吸取的教训。

正确理解公共外交的人民性特征

公共外交比官方外交更加重视情感因素，因为公共外交是直接与具体的“人民”打交道，而非与抽象的“国家”打交道。毫无疑问，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但如果一个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只考虑国家利益，忽视认知、情感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就会催生他国人民的负面情绪。官方外交由于各种礼仪和程序的限制，一般很难达到情感沟通的层次。公共外交则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情感沟通是其所长。情感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是不需要翻译的沟通工具，但要实现情感的沟通，首先需要开诚布公、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公共外交说到底是人民之间的交往，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交友贵在真诚，公共外交也是如此。由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人民对同一事件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这不应成为不同国家人民彼此隔阂、对立的理由。追求和平、和谐和合作是世界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共同目标，我们相向而行，就会拉近距离，找到共鸣共通之处。要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努力同各国各派别各种人士交朋友，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保障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关键在于“政府—人民”间能否达成互动，或者说沟通渠道的双向刺激、反馈机制是否完整和有效。公共外交应当是一个双向的平等互动过程。约瑟夫•奈曾经说过，全球政治已经成为一场围绕可信度的竞争。今天的公共外交不同于对外宣传的一点就是，宣传强调的是信息的单向控制：宣传者根据政治需要对信息的开放程度进行调控，传播出去的信息是经过加工的，传播的途径也受到严格约束，宣传重点关心信息“是否”得到足够范围、足够强度的传播。而对于公共外交来说，信息的传播只是一半甚至一小半的工作。通过宣传的方式开展外交活动在信息化时代以前还是比较可行的，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的兴起使得人民大众可以迅速、深入甚至更“完整”地获得必要的信息，政府通过单向控制信息的方式进行宣传变得非常困难。公共外交注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主体需要把自己和对象放在平等的位置，通过双向沟通和交流寻求共识、拉近距离，因此，在媒体传播之外，国家间的科教文体交流以及政府直接与人民进行接触的公关活动，也是实现“政府—人民”互动的有效渠道。此外，公共外交绝对不能忽视民众对政府作出的反应。随着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许多议题会受到人民的广泛关心和讨论，而公众舆论影响力的增强也促使他们更愿意表达意见，建立规范的反馈收集机制成为“可能”且“必要”的事。理想的公共外交同时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实施者在对外国公众施加影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对本国人民有所影响，而这种双向影响的结果是促使原有政策适时作出调整。今天，以跨国公司、社会组织及意见领袖为代表，普通民众对公共外交的兴趣和影响力正在提升，打破国内、国外公众界限的“大民众”外交是未来公共外交发展的一个趋势。

公共外交可以有灵活多样的形式，也可以小搏大进行不对称竞争，但归根结底都需要一定的国家软实力做支撑。从各个国家公共外交形式、内容的偏好上，我们很容易看出，每个国家都是从自身所拥有的软实力出发来制定战略，希望最大程度发挥自身资源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胞物与、仁者爱人的人本精神，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的政治思想，兼爱非攻、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待人之道。这些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数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中国塑造了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构建了中国公共外交独具竞争力的软实力资源。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应该深入发掘中华文化的精神遗产，将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展示给世界。当然，“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点古化今”更能发挥相得益彰的效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经成为除传统文化以外另一极具竞争力的软实力资源。以中国道路为旗帜，塑造和传播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品格和创造力是增量中国软实力的可持续之道。##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映衬“一带一路”时代新特征

“一带一路”的实践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影响力足够大，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代名词，甚至会演化为“一带一路学”。由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反映了在“一带一路”时代，实践与研究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新特征。

从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到于2017年5月举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三年半内，“一带一路”从认知上变得更清晰，在行动上变得更务实。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8月17日的“一带一路” 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相应地，国内出现了一批能反映这一时期“一带一路”特点的学术研究作品，由刘卫东、田锦尘、欧晓理等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以下简称《战略》）是其中代表性的佳作，反映了在“一带一路”时代，实践与研究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新特征。

《战略》是“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领军之作

“一带一路”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实学，对它的研究必然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目前我国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迅速兴起，进入“轻、灵、短、小、快”的新阶段。所谓轻，轻在积累。相关研究虽然正在摆脱初期的模糊、浅薄、粗放、脱节、纷乱的状态，有了一定的积累，但还远远不够，做学术研究尚需积淀。二是灵，灵在调整。相关研究单位纷纷调整过去的落后研究方式，更加注重实证研究、风险研究、专业研究、行动研究、案例研究、传播研究、关联研究。三是短，短在数据。国内经济已经风风火火进入大数据时代，而用大数据服务“一带一路”才刚刚起步，优质数据极度匮乏。四是小，小在规模。在经过“一带一路”研究初期的智库野蛮生长之后，相关单位开始建立各种智库联盟，争取形成合力。但目前大规模、成体系、有影响的“一带一路”综合研究成果仍属凤毛麟角。五是快，快在反应。随着智库和公众号等的兴起，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性产品能够以最快速度传递给决策者和公众。

“一带一路”的研究与实践相伴相生，是中国学者学术兴趣与国家战略的契合，但仍难满足政策实践对智力支持的刚性需求，表现为：研究兴趣大，资料来源少；政策解释多，理论剖析少；文献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情况介绍多，项目设计少；政策需求大，适用建议少。而《战略》出世，借着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势，有可能带动“一带一路”研究走向“厚、重、长、大、新”的新阶段：

一是厚，厚在学术性。80万字，30多位作者，历时3年，重点解决“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质量与厚度成正比。二是重，重在权威性。刘卫东研究员领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团队，体现了学术权威性；政策权威性体现于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的正式参与；有120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承担发行，凸显出版权威性。三是长，长在战略性。《战略》以“一带一路”为截面，既反映了过去几十年开放发展研究的基础，又展现出着眼未来几十年的战略眼光。四是大，大在全局性。《战略》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全球化的广度，结合内外两个大局，展开铺陈。五是新，新在创新性。《战略》提出，“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是包容性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