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应抓好“五个一”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已由倡议阶段迅速转入实践环节，并陆续收获各种合作成果。随着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召开，“一带一路”建设将掀起新高潮，加快朝纵深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越往前走，就越需要强有力的民意支撑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在这方面，公共外交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要围绕战略重点，集中抓好“五个一”，全面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之举，也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更是携手世界各国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也会对国际社会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然，作为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既离不开中国的引领和推动，又离不开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需要汇集起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在这方面，公共外交工作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公共外交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点抓好“五个一”，即突出一个主题、贯穿一条主线、善用一座平台、讲好一个故事和夯实一项基础。
突出人民友好这一主题
一般来讲，国与国关系发展离不开“互信”二字。所谓“互信”，既包括政治互信（或曰战略互信），又离不开社会互信（或称民间互信）。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政治互信，以高层互访为引领，全方位推进各层级、各领域的沟通交流，建立起不同级别、不同内容的对话合作机制，奠定了较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据王毅外长介绍，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已同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实现了对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全覆盖。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一道亮丽风景。（王毅：《共建伙伴关系，共谋和平发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的午餐演讲》，2017年3月20日，外交部网站）
同较高水平的政治互信相比，社会互信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换言之，不少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与认知程度较低，其“中国印象”仍较模糊甚至是错误的。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人民友好是国与国和谐共处的根基，也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动力。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把增进社会互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大力拓展公共外交工作，让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人民全方位了解客观、立体、真实、可亲的现代中国，真正了解“一带一路”所蕴藏的巨大红利特别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预期的丰厚收益，从而汇集起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强大民意，实现政治互信与社会互信在高水平上协调并进。
贯穿合作共赢这条主线
全球化时代呼唤合作共赢的新思维。建设“一带一路”之所以被认为是新型的国际合作倡议，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因此，公共外交在宣介“一带一路”时，应始终贯穿合作共赢这条主线，讲清楚“合作”与“共赢”这两个关键词。
一方面，要讲清合作的重要性。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合作倡议，中国也的确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它决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沿线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合唱”。应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红利有多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参与的热情、广度和深度。公共外交要以自己的方式向沿线各国的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讲清楚，参与越早收获越早、参与越广收获越多、参与越深收获越大，引导沿线各国和社会各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推动各国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的深度对接。
另一方面，要讲清共赢的根本性。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固然有着自己的战略考量，但更多的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让沿线各国更好地搭乘中国崛起的“快车”与“便车”。也就是说，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受益是其自己，且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在这方面，公共外交理应大书特书，充分展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共赢特性，要充分展示中国在引领“一带一路”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需要加强我国企业家全球“义利观”再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对于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是一个绝佳的机遇，该倡议着眼于贸易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号角，但是传统中国企业家的“义利观”存在与时代要求不符的元素，为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共外交环境下加强我国企业家在新形势下的全球“义利观”再建设就显得极为迫切。
“一带一路”需要公共外交
“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全球变局而提出的一个系统宏大的倡议，着眼于贸易、基础设施的投资合作和建设，中国的跨国企业家以及投资者是参与的重要主体。
在“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沿线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的同时，西方一些国家却不怀好意地指责中国的倡议是“21世纪的马歇尔计划”，指责中国正常的建设投资贸易为资源掠夺和渗透扩张，为污损中国形象甚至挑拨个别国家政治势力攻讦中国。而在中国的语境里，“一带一路”是在国内国际大环境下的战略设计，是中国的人、财、物、智大规模走出国门，中国企业家以及企业制度和文化走出去的实践过程。
为了使本国外交政策获得对象国认可并追求更大的影响力，公共外交业已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传统外交中企业扮演着非主流的角色，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国企业被推到了外交的前沿，企业承载着一国的社会价值、文化审美和价值审美，其身份相对官方更加灵活，作用方式可以更加多样，因此，“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需要公司、企业家参与。
在公共外交中推动公司外交，加强企业家的“义利观”建设，能够增强一国企业公共外交的“合法性”，提升其对于东道国政治、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企业的全球社会资本和国际信任建设，企业公共外交在实践中越来越成为母国与东道国互动的重要机制。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进行公共外交提供了平台和黄金机遇期。由于沿线国家大多为第三世界国家，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使得企业和企业家参与的公共外交成为中国与沿线地区官方层面交往的重要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需要实现“物联”即经济意义上的汇通天下，更需要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心联”即共同命运体的构筑。中国不仅需要获得经济利益，同样需要加强和所在国在政治层面上的认同，培育民族之间的好感，使之对华形成善意。作为走出去实践“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我国企业家在“一带一路”的实践中，为了服务公共外交、践行公共外交精神，需要放眼全球树立全新的“义利观”。
“一带一路”是中国原创的方法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胜利召开，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主场外交。本文作者在会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开幕辞以及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后，结合其任职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的特点，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几点体会。
第一，“一带一路”是世界尺度的知行合一。
“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崭新局势的回应，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对建构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一种探索、一种判断、一种回答，同时也是中国哲学理念知行合一的体现、一种务实的布局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以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互利互鉴，需要“民心相通”，打造“文明之路”，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 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这其中巨大的文化自信、思想自信和行动气魄源自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经验，既有宏观战略的清晰构想，又有具体行动的扎实落地。
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学界的责任担当。
2013年习主席相继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高峰论坛开幕辞中，习主席专门提到“官、产、学各界代表”，学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起到智力支撑等积极作用。我个人认为，作为学界一员，我们要积极介入、提前占位，学术先行，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为该倡议的实施做好思想和人才的储备。
中国文化的四个内涵：充分尊重和维护人的价值之“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标举“君子为上”的道德品格、精神气节，指向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强调个人对世界、国家、民族的道义担当，即家国情怀；崇尚“和合”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中国文化的这些层面，在近几年习主席关于“一带一路”的多次重要讲话中得到体现。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是较早主动将“一带一路”倡议融入在学术研究的机构。2015年3月开始，我们组织力量调查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地区的传播和接受效果，2016年3月发布中国电影“一带一路”影响力调研报告，之后还出版了《银皮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围绕“一带一路”进行了专门研究，为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市场开拓、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自2011 年创办以来，共邀请1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98位青年来华体验中国文化，创作出98部中国文化短片，用外国人的视角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这些短片通过网络投放、全球展映和社交媒体发酵，使越来越多人士接触、体验、了解了中国文化。2015年，习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看中国”项目，肯定了该项目在青年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2017年，我们主编《民心相通—“一带一路”看中国》，精选上述98部纪录短片及其简介、海报、创作感言与文化感受、指导教师寄语等，涉及当代中国文化多个领域，图文并茂、中英双语，并附每部短片二维码视频链接。该书被“国新办”选中进入高峰论坛会场摆放和赠阅。“看中国”项目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成为“民心相通”的独特案例。
第三，“一带一路”是中国原创的方法论。
习主席指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
这种方法论没有故弄玄虚，没有大话空话，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务实，充分彰显了“一带一路”在执行层面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可操作性。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 和“文明之路”等五大领域的宏伟蓝图，每项均有较为具体的项目落地。
“一带一路”无论作为倡议，还是作为方法论，都为学界进一步顺应国际国内战略需求、开掘学术研究议题、拓展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展现出新的机遇。一些久拖未决的问题也自然浮出水面，比如，是否该在大学设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专业？如何培养既熟悉中国文化又懂得与外国受众沟通的人才？等等。
“高峰论坛”胜利闭幕，“一带一路”宏伟大业将迎来新的加速发展。学界要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敢于借力“一带一路”思考世界性的重大文化问题，并借助“一带一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小联合国”里的大文章
“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规划，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博大心胸和良好国际形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路径，也为少儿文化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发挥作用定下了基调。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分享了自己长期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从事少儿文化国际交流的心得和体会。
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心相通中的青年外交和国际交流已经多有讨论，但毫无疑问，心相通的黄金时期，应该是1-18岁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早期。而这个时期阅读的童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极少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分别，在国家之间互译传播没有意识形态障碍。二是童书文字量通常相对较少，易于译介。
其实，有一个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正式咨商关系的国际组织，从1953年创立时起， 就致力于通过童书，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和平。她的名字叫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简称IBBY），下文均简称IBBY。
2016年四月，几乎让整个华人世界沸腾的文化事件是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该奖项就是由IBBY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是世界最高荣誉的国际儿童文学奖项，分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最高监护人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韩国南怡岛赞助。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让世界更多倾听中国声音，同时也将大大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儿出版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和少儿出版有质量的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会在世界儿童文学和少儿文化的公共外交领域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笔者曾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并曾负责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高层来访，照顾柬埔寨王室在京成员，担任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英文翻译。离开外交部后，我多年从事国际少儿文化艺术交流和出版工作并在IBBY担任国际执行委员，直到2016年担任了副主席。在长期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经常发现中国被误解曲解，甚至有时被误解得离谱，我就经常自发地予以澄清或回击。
记得2001年，在夏威夷旅行期间，一位热情的美国老先生主动与我聊天，当得知我是中国人时，脱口而出：你们的政府不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那里没有自由！我微笑着问他：你还记得我是哪国人吗？他说当然记得你是中国人，我正在批评你们的政府不给你们自由。我说，那就好。我是中国人，现在美国，我来美国之前需要办理护照、签证两个手续。我告诉你，我向中国政府申办护照非常方便，没有任何问题。相反，办理签证却非常的繁琐非常的麻烦，你们政府把每个申请来美国旅行的人当贼一样防着，对来美国旅行的人来说，自由反而来之不易。你说咱们哪里更不自由？他不服气，接着又说：你们政府还是不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不让台湾独立。我就问他，知道林肯总统吗？他说当然知道，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打败了南方的分裂企图，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我笑着和他说：你看，连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都知道国家不能分裂，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怎么能不懂得这个道理呢？他坦率地表示以前从来没这么换位思考过问题，就是觉得中国政府不好，还真诚地感谢我提醒了他。我问他是不是没去过中国，他说是的，觉得那里不好，所以不想去。我说，我来美国以前，对美国也有很多的成见，来了之后发现，我对美国也有不少误解，美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建议他也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体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也许，他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就像我这次来美国一样。他非常兴奋，也很惭愧，心悦诚服地对自己的武断和失礼表示歉意，并表示日后一定找机会去中国看看。我至今记得他激动得红扑扑的脸上惊讶的表情。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实现对外全面开放的必然趋势，还标志着中国从全球化参与者到塑造者身份的转变。那么，在转变过程中，中国应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助推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使其国际社会积极塑造者的身份得到沿线国家认同？这需要公共外交发挥作用，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为背景，以沿线国家为主要目标，构建和平崛起、包容开放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国家形象就是一国对另一国家的整体观念亦或印象。从某种角度来讲，国家形象是本国与他国交往的名片，它能够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带来附加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名片精美与否直接影响着本国与别国的交往。公共外交作为改善国家形象重要而又高效的方式，其开展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二者统一于实现国家利益之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丝路”沿线国家、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持何种态度，对倡议的实现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与良好的国家形象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构建和平崛起、包容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成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工作的重点努力方向。只有充分发挥巧实力的作用，大力开展对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更好地维护国家切身利益。较之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更具灵活性且效果尤为显著。在开展过程应重视对方国家民众的看法，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恰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能够弥补传统外交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官方色彩浓厚的的不足之处，助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国家形象的构建。
首先，中国在沿线国家初步实现了价值理念的传播与认同。“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光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经济发展，还需要获得沿线国家对中国政策、倡议的共鸣、认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推进中，中国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贯彻开放、包容、共赢的价值理念，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和谐友好关系，不断地传播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增强自身的道德感召力。正是这种价值理念的传播，使得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其中大多数乐意与中国进行合作磋商，同中国一道促进实现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进贡献力量。
其次，中国向沿线国家初步展示了全新的国家形象与姿态。面对某些西方媒体、域外国家捏造“中国威胁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展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也传达了中国想为地区和世界发展创造福利的意愿。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带一路”正是最好的诠释。这一倡议不仅仅是中国发展与繁荣之路，也是相关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繁荣之路。中国的决心和意志、付出和诚意，向沿线国家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包容开放，什么是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最后，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形象构建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与成绩。自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周边及沿线国家积极响应，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国际认同。国内主要媒体和相关高校及智库纷纷建立专门的科研团队，与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展开交流与合作，初步形成了高效的沟通机制，为重点问题的沟通和重要合作协议的签署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此外，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文化交流、人文互动领域也取得了可喜成就。中国还在探索与沿线国家在人文交流领域合作的新模式。这些举措，均方便了沿线国家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生活的了解，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发展观和坚持理念的认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大国崛起须站在巨人肩膀上。欧洲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终点站，更拥有政策、贸易、设施、资金、人心等“五通”国际话语权，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不二合作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争取欧洲的支持具有全球意义。欧洲的例子说明，必须有针对性地克服“一带一路”认识风险，切实有效回答其关切。
如何克服认知风险？必须确立这样的认识，即丝路是欧亚国家的共同记忆，“一带一路”也是沿线国家的共同事业，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共商共建丝路，达到共担风险、共襄盛举的目标，为此要更有效地传播丝路文化、讲好丝路故事、阐明丝路精神。
古人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丝路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需要长期经营、精心策划、妥善运筹，其中“民心向通”尤为关键。古老的丝绸之路将沿途各国变成了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丝路公共外交就是要努力把中国的发展与沿途各国的发展对接起来，把中国梦与沿途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对接起来，让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也使中国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益。
“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是中国外交新政，不仅有利于化解中国的产能过剩、立足中国全面开放战略，而且以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新的比较优势开创欧亚大陆一体化，这是首先要向国际社会阐明的。其次，丝路沿途国家及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怎么看，也是丝路公共外交的工作重点。
丝路公共外交的三大对象
其一，针对丝绸之路本身的公共外交——文明共同体。2014年6月笔者在乌鲁木齐参加国新办举办的“共建、共享、共赢、共荣丝绸之路经济带” 会议。与会国际嘉宾对中方的丝路战略说连连发问：何谓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哪些国家？中国想干吗？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和风险？如何与已有的地区架构兼容？欧美冷眼旁观，俄罗斯冷嘲热讽，中亚满腹狐疑，南亚一头雾水……这是会议开幕第一天的普遍反应。经过中国官员、学者连番解释，第二天气氛总算和谐许多。这提醒我们，“一带一路”不宜称为“战略”，更好的说法是“倡议”，要慎谈战略，多讲文明及包容性发展，其核心是丝路复兴，要旨在于开创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共同体。
其二，针对域外国家的公共外交——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换言之，“一带一路”如何与地区已有合作架构及国际体系实现共融、共通，实现域外国家与域内国家的共享、共赢？这是丝路公共外交必须回答好的大问题，也是丝路精神的开放、包容原则如何打造域内、域外利益共同体的问题。
其三，针对域内国家的公共外交——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是和平、贸易、文化交流之路。发展“一带一路”面临海上安全风险、国家猜忌以及宗教三股等势力挑战，如何确保安全地发展与发展的安全？这就要将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外延。“一带一路”切实回答中国崛起后给世界带来什么—发展的机遇与安全的责任。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中仅有的非美国盟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海外盟友与军事基地，只能通过租赁、特许经营权、合建港口等方式解决海上通道安全及未来航母补给站等问题。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可持续安全观的极好展示。同时，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要防止可能的颜色革命干扰和对华挑拨。因此，丝路相关国家，包括沿途及利益攸关方，在实现各自国内良治、善治基础上，共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确保丝路的和平稳定，必须以同甘共苦精神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 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评价：基于ETNC智库报告的分析
欧洲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价值。能否借助“一带一路”契机深化中欧关系、推进中欧合作，首先取决于双方对这一战略背景下所面临机遇与挑战的认知。根据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网络（ETNC）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欧盟国家对这一战略的认知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因为认知角度的不同导向更为积极或较为保守的态度。中国需要认真倾听来自欧盟国家的声音，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活动消除误解，扩大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良性的国际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沿线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欧洲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而独特的力量。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意见与回应非常重要。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网络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国政策研究机构的中国专家，于2016年12月发布了题为《欧洲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汇集了“一带一路”在14个欧盟成员国的分析调查，包括所有较大国家和许多中等规模国家，除了巴尔干地区和波罗的海国家之外，欧盟内的所有地理分区都有代表，对我们理解欧洲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带一路”在欧盟各国的落地情况
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在欧盟国家的实施主要是铁路和港口建设项目，主要项目如表1所示。
表1：智库报告中欧盟国家与“一带一路”的正式项目活动
在港口项目中，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通往东南欧与中欧之间的门户，该项目是欧洲被明确定位为“一带一路”的少数大型项目之一，最具代表性。该项目旨在增加中国商品在东南欧和中欧的销售。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对该项目的投资达到43亿美元之多，在2016年夏季又大幅扩大了在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的控股股份。
铁路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匈塞铁路项目。该铁路通过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连接比雷埃夫斯港到中欧和西欧。新轨道可行驶时速达每小时200公里的高速列车，大大缩短中国集装箱抵达欧洲中心的时间。报告分析，中国通过匈塞铁路项目可以为本国建筑公司创造机会，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匈牙利期待在转让费上受益，但物流专家认为可能要到2400年才能实现收支平衡。该项目因此被认为给中国带来的利益大于对匈牙利的利益。
这份报告指出，在上述项目中，有部分项目被打上了“重新包装”的标签，若干项目的敲定时间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例如德国“一带一路”项目的五条中德铁路中有两条已于2013年之前启动；波兰和中国的罗兹—成都线和苏州—华沙线这两条货运铁路，以及格但斯克和上海之间的集装箱海运服务，也因符合“一带一路”的理念而被重新整合到规划之中。报告分析，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出于宣传需要，也是因为欧洲公司试图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认为使用“一带一路”的标签会使欧洲公司更容易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
科协系统对外交流在推进公共外交中的优势及策略
科协系统对外交流活动主要由各地科协的国际联络部负责，从工作的对象来看，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现阶段科协系统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和公共外交的成熟经验进行提升，以更好地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
自从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以来，我国从事公共外交的主体由原先单一的政府扩展到多种多样的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系统）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由国家级、省级（自治区级）、地市级和县区级学会、协会、研究会组成，组织系统横向跨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和大部分产业部门，是一个具有较大覆盖面的网络型组织体系。推进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科协系统应在其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
科协系统现阶段公共外交活动情况
科协系统对外交流活动主要由各地科协的国际联络部负责。以中国科协为例，其方针是“中国科协—民间国际科技组织—联合国对应组织/机构”，从工作的对象来看，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
一是以双边、多边并举的形式开展公共外交。双边形式就是“一对一”的工作模式，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的科技组织。开展双边合作的目的是维护和拓展科协与对口组织的合作关系，为科协系统开展国际活动提供信息、资料，疏通渠道。目前为止，中国科协共与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英国皇家学会、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俄罗斯科工联等在内的世界近百个对口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签订双边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会谈纪要、合作意向书等合作文件100余份，内容涉及信息交流、交换刊物、代表团互访、人员进修、科技交流、合作研究、国际会议、科普等科技合作交流的各个方面。多边形式就是“一对多”的工作模式，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开展工作。中国科协作为中国民间最大的科技组织，代表中国科技界加入了国际科学理事会、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世界科技工程者联合会等世界顶级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并组织中国科学家参与未来地球计划、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等重大国际科学计划，为我国科技工作者及科技界搭建综合高层的国际交流平台，提升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为促进国际组织工作的开展，科协系统以实施民间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项目（国际组织事务专项）为抓手，积极建设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大力支持学会参与国际科技组织的活动，通过支持学会推荐我国科学家到国际组织任职，承办、申办国际组织重要工作，主动参与、承办乃至发起国际科学计划，申办国际重要学术大会等方式，与相关国际组织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扩大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影响。截至2014年底，中国科协加入国际民间科技组织677个、国际科技计划225项目。
二是以“海智计划”为重要突破点开展公共外交。“海智计划”，全称是“海外智力为国服务行动计划”。计划旨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海外华人科技团体的联系，充分发挥海外人才和智力优势，发动全国学会和地方科协共同参与，为海外人才回国工作、为国服务搭建平台。海智计划和海外科技团体本着“团结奋斗，爱国奉献”的精神，遵循“平等、互利、开放、务实、守法、共赢”的原则开展合作，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项目合作、技术咨询、技术引进和专项考察等活动，为国家社会和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对海外华人开展公共外交是当前公共外交工作的重要突破点。当前，海外从事科技工作的华人大部分是当地社会的精英阶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在当地的华人社会甚至是整个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宗教文化与“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民心相通
近年来，宗教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软力量。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宗教异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地区，既存在不同宗教间的合作共处，也充斥或者隐含着宗教间的分歧甚至冲突。古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南亚之间和平的宗教传播对于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如何在时空背景以及沿线各国力量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架构下推动中国与南亚的宗教公共外交，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多元共存与和平包容，考验着中国及南亚各国的外交智慧和治理能力。
南亚地区是多个宗教的发源地，诸如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在当前的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宗教的复兴以及宗教对世俗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在南亚国家中也有着清晰的体现，同时也外溢到了外交领域，成为这些国家内外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变量。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如果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硬性骨架的话，以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为基本内容的交流沟通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脉，是一种软性的力量支撑，宗教公共外交是其重要形式。如何实现中国与南亚的友好宗教交流，推动宗教公共外交在南亚地区的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宗教文化与“一带一路”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催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此“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界性的世俗化趋势让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逐渐疏离。而近几十年来，非世俗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宗教在全球的复兴则让宗教再次成为国际关系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软力量，尤其是“9•11”事件以后，宗教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场域。正如学者所言：“人群聚居之处，必有宗教痕迹。
随着部分国家宗教化程度的加深，宗教在社会和国家事务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对外交的关注和影响也在持续加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各大宗教教义中所倡导的宽容、仁爱、和平、忍让等理念已经成为人类交往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推动着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比如《古兰经》就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这正是注重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和平共处理念的真实呈现。另一方面，因宗教而引发的冲突与战争也成为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痼疾。如何更好地发挥宗教的正面作用而弱化其负面影响，是当下各国共同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希望通过推动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民心相通，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自古丝绸之路就不仅是经贸之路，而且是文明互鉴和宗教传播之路，有学者甚至将古丝绸之路冠以“宗教之路” 的称号。如今，“一带一路”作为一项沟通不同文明和宗教的合作倡议，既包含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也存在着因教义差异而导致的分歧甚至冲突。这种双重特点决定了在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要超越历史恩怨，以相知相交、和平友好的合作交流替代曾经的宗教与民族冲突，为双边与多边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何亚非先生说：“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至今被人传诵，并成为中印、中日关系强大的文化纽带。”历史上，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佛教交流就是彼此认知和实现文明互鉴的重要形式。可以说，丝绸之路推动了宗教的传播，而中外的宗教文化交流又推动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就当下来看，宗教传播与交流所产生的软力量可能比政治结盟或者经贸合作等基于现实利益而形成的硬力量更有韧性和更加持久。
中央《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而软力量建设中，宗教作为文化存在和传播的重要形式，对于激发文化的道德引领和感召作用意义重大。
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有着影响地缘政治的巨大能量，“一带一路”建设必须特别关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安全风险系数大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宗教传播和文明对话，充分发挥宗教公共外交的作用。“世界上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沟通不畅造成隔阂有着密切关系”，低阶政治层面的“民心相通”不失为化解高阶政治层面互信难题的有效路径，而宗教所独有的倾听和传播能力也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民心相通的重要润滑剂。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环南海公共外交
当前，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扩大早期收获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进展相对滞后，其阻力和障碍之一便是南海争端的现实存在。有鉴于此，必须基于民心相通的内在要求，大力开展面向环南海国家的公共外交，不断消除周边国家在此问题上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从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文称《愿景与行动》）。此后，在推进倡议实施、实现早期收获方面，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进展较为顺利，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明显提速。然而，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建设而言，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进展则较为滞后。究其原因，自然存在着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但毋庸讳言，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围绕着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的南海争端，无疑是导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展缓慢的障碍之一。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争端
海上丝绸之路古已有之，并一直是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着重关重要的纽带和枢纽作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在稳步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也逐渐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与背景下，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并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立足历史并继往开来，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推动这一倡议的实施有助于实现沿线各国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在经济上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在文化上相互交流、促进繁荣。
然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多种多样的风险与挑战。从目前来看，至少需要处理好以下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问题。要通过对话、协商等途径，抵消沿线国家对丝绸之路建设的疑虑，以平等的身份共商、共建、共享。二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问题。要综合考虑沿线国家政局稳定性和对华关系稳定性，建立风险防控评级制度，确保意外情况下我国能主动应对。三是我国与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关系问题。要回应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自我关切，妥善管控彼此之间的分歧，防止意外事件和擦枪走火，不断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四是我国与域外大国的关系问题。要合理界定南海航行自由的内涵与界限，在确保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注意揭露某些域外大国对南海区域怀有野心的实质。
按照《愿景与行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方向有两个，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显而易见，南海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是联结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海上纽带与地缘枢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南海是扼守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是全球重要国际航道的“交汇”区域，也是整个印太经济圈的“心脏”地带。而南海所在的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日益重要的区域性力量，近些年来，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一直是中国与南海主权声索国乃至整个东盟之间无法摆脱的羁绊，并为美日等域外大国的介入提供了借口。南海争端的持续僵持甚至恶化无疑将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形成一定的挑战和阻力，而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则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外部保障，关系到整个倡议实施的整体进程和速度。就此意义而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争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妥善应对和恰当处理提出了内在要求。
基于“一带一路”的体育公共外交研究
体育是助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有力抓手。“一带一路”为推动区域体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提供了契机，积极开展“一带一路”体育公共外交，对于传递中国“好声音”，凝聚中国“正能量”，服务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体育公共外交的两大价值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体育公共外交的实践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贯穿亚欧大陆，跨越中华、印度、中东、西方等多个文明区，文化的差异必然会给“一带一路”的建设带来一定误解、阻力。“一带一路”，始于经贸，拓展于文化，在推进中应发挥文化桥头堡作用，“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充分开展公共外交是必经之路。以体育文化为切入点，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双线推进，既能达成沿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增强区域各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又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升我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步伐与力度，强化对区域各国的文化影响力。具体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大型体育赛事塑造国际形象。体育赛事“整合了人口流动、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的共同效应”，是文化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淡化政治色彩，突出文化符号，在媒体、电视、网络的帮助下呈现在全球公众面前，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第二，塑造体育明星的外交使者新形象。体育选手是体育外交最直接的参与主体，通过体育明星，他国能直观地认识到该国的风貌，拉近两国距离。如姚明、李娜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第三，“走出去”的领导人体育外交。习近平主席的“足球外交”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领导人的亲和力，拉近了与国际社会、媒体间的心灵距离。2015年访英期间，习近平参观了曼彻斯特城市足球学院，并与英国时任首相卡梅伦、球星阿圭罗共同拍摄了一张火爆全球的自拍照，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
“一带一路”立体公共外交的建构：体育公共外交的理论价值
中国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活动，在组织框架、传播体系和品牌打造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实施主体和操作方法上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外交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已经难以独撑国家的公共外交大局。主要表现为：主体太单一，公信力尚需强化；容易陷入单向思维，忽视了公共外交的本质是双向互动；忽视了公众对公共外交的参与和塑造。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影响外国公众的传播活动，从行为主体上看，可以分为政府公共外交与非政府公共外交。应官民联手，开展形式多样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用国际通用的话语去阐释中国价值。如体育外交、宗教外交、城市外交、企业外交等，这种立体公共外交概念更加重视双向互动，兼顾了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均衡发展。
体育参与公共外交丰富了外交形态，体现了外交立体化发展的趋势。从早期的乒乓外交、奥运外交到近期的首脑体育外交、运动员公共外交使节等，发掘了体育参与设置国际议题的能力，体现了公共外交的亲和性、直接性、公开性。作为沟通各国“草根”阶层最有效的工具，体育进入跨文化传播单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通过体育赛事、体育明星等开展的体育公共外交，展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区域体育公共产品，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同能力。从本质上说体育是一种精神活动、精神产品，已超越民族、宗教成为文化输出的先锋，不同文化形态下的运动项目都体现“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反映了人类共同的追求。
妇女撑起“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半边天
随着“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逐渐拓展和深入，以妇女、女性、性别平等为主题或特色的活动日益增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妇女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促发展的模式正处于不断摸索和机制化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女性公共外交要注意发展以下四方面：充分发挥女性的性格优势和能力优势、增加妇女在各层级“一带一路”外交中的参与数量、现有“一带一路”妇女活动的相互学习与合作、与性别平等的全球治理进程相协同。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对当时合作社内部男女同工同酬的支持，也是动员女性力量参与新生国家建设的需要；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对照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基本实现了妇女解放与社会发展同步，大量女性广泛活跃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社会公益等各领域；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性别平等国际排名第99位，这对于一个拥有数千年封建历史、14亿人口和地区性民族性显著差异的东方大国来说实属不易。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与更加强调公平正义，妇女的潜力和角色正在众多领域得到进一步开发和显现；在“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诸多平台，妇女议题受到关注，妇女能力得到重视，妇女价值得以发挥；女性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公共外交力量，推动着“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宏伟目标的实现。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中的女性活动
现有与妇女议题相关的“一带一路”活动主要包括国家和地方妇联主导项目、民间团体有关女性角色的活动、女性国际会议等，议题涵盖文化传承、经贸交流、女性就业、女性社会地位、女性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等。
妇联对接“一带一路”项目。2013年以来，咸阳市妇联先后组织妇女群众参加“陇原巧手”妇女手工编织产品展销会、“我的家乡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省女摄影家作品展”以及“指尖上的丝绸之路”系列活动，立足于所在地理位置的特定文化内涵，发展当地妇女的民间技艺，传承历史与文化，扩大“一带一路”在基层妇女界的影响，使“一带一路”成为每一位妇女有机会参与并展示自己的平台。2015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妇联成功举办2015中阿博览会—妇女论坛，这是自治区妇联主动落实“融入‘一带一路’加快开放宁夏建设”的实际行动，参与方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界妇女代表、中国妇联代表和女性企业家等。此次活动侧重于国家间经济融合与贸易畅通，涵盖国内外广大经济界女性，对于更好发挥女性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以及促进国内外女性同胞交流合作与情感沟通等不无裨益。另外，全国妇联也极力推动各界妇女的国际交流，并为地方妇联搭建平台。
民间团体推动“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妇女角色。2013年由马来西亚陕西商会会长王云珍创办的“新丝路智慧女性俱乐部”及“西安新丝路国际交流促进会”，致力于推动女性在“一带一路”民间公共外交中发挥柔性力量，塑造群体影响力。这两个已拥有来自法国、阿根廷、喀麦隆、巴西、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11个国家百余名志愿者的爱心组织，践行“经贸落地、公益先行”理念，致力于“一带一路”上的民心相通，近年来陆续组织了商务礼仪与传统文化沙龙、新丝路车友俱乐部、“丝路女性话未来”座谈会、慰问养老院老人公益活动等；也与陕西省洛川县政府联袂打造新丝路苹果产业联盟，与中国农业健康产业联盟推进中韩双边贸易，和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共同组建中国第一支留守儿童足球队“新丝路孙塬少儿足球队”；参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论坛、“一带一路”机遇下的企业转型与发展高峰论坛、洛川苹果“重走丝绸之路”—哈萨克斯坦大型文化商贸交流活动等：通过主办、合办、参与等三种方式在经贸、文化、公益等领域开拓“一带一路”女性民间外交的多彩平台。
女性国际会议。2015年6月，第十届中国—南亚女企业家圆桌会议在昆明举行，这是由双方妇女和女企业家共同搭建的“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平台。2016年7月，首届主题为“责任担当与发展共享”的“一带一路”亚太女性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同年9月在第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框架下举办的主题为“妇女创业就业的机遇和挑战”首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妇女论坛，下设“互联网+”女性发展空间、女性领导力与经济效益、妇女创业与就业三个分议题，有近30名来自丝路沿线各界女性精英参会。2017年3月，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女性圆桌会议，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女性贡献与发展”。期间，众多专家就女性教育、女性发挥建设作用、女性领导才能培养、男性角色的调整、性别多样化和文化多样化、生活方式平衡性等问题发表前沿观点。从上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女性国际会议可以看出，会议主办方较为多元，关注议题较为多样，学理性较为强，其中许多还是性别平等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重大议题，具有很大的理论研讨和实践推进空间。
中韩应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窗口期
韩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实力与文化认同等因素决定了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决定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是韩国的现实需求。但应注意到中韩间政治互信基础薄弱、韩国内政外交困境等现实问题制约了中韩共建“一带一路”。为使“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中韩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合作措施。
韩国是中国在东北亚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也是美国在亚太的主要盟国。在对中国实行经济外交、对美国实行安保外交的情况下，韩国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机遇也是安保机遇。经济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符合韩国经济复苏的需要；安保上，符合其实现半岛统一的诉求。“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区域连通性的增强，韩国政府换届至下届政府初任这段时间是中韩加强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窗口期，中国需把握良机、扮演好主导者角色，重视韩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杠杆作用，考虑将“一带一路”建设延伸至朝鲜半岛并研究将韩国发展为东北亚战略支点国的可行性方案。这种判断是基于中韩合作经验，韩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原因和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为使“一带一路”建设在全域内顺利推进，中韩在政治上应遵循相互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经济上，探讨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在文化上，应强化共同体建设。
中韩具有共建“一带一路”的经验基础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不久后，韩国政府就提出要将韩国的欧亚倡议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结合起来，并与中国达成对接共识。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艾平也指出，欧亚倡议和“一带一路”有很多可合作的地方。2014年9月，中韩双方就推动中国“一带一路”与韩国欧亚倡议实现对接达成重要共识。同年10月31日，中韩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欧亚倡议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一系列文件。至此，中韩共建“一带一路”由构想迈向实际。这一过程之所以进展迅速，是因为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在区域、理念、内容等方面高度吻合，具有良好的对接基础。
首先，区域方面，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方银认为，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重叠度高。欧亚倡议的主要合作对象国是中国、俄罗斯、中亚、蒙古、土耳其等，与“一带一路”建设六大经济走廊中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西亚经济走廊三个经济走廊覆盖的区域高度重合。其次，理念方面，欧亚倡议旨在通过欧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实现欧亚地区的可持续繁荣与和平；“一带一路”也强调联通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实现“两圈结合”。最后，内容方面，欧亚倡议强调通过构筑交通物流、能源基础设施、技术文化交流等网络，促进欧亚经济圈的形成，与“一带一路”战略中提到的连接交通与能源网络、搞活物流计划、弘扬丝绸之路合作精神等可实现协调合作。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及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制约，韩国难以单独实现欧亚倡议，因此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韩国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