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还需要新的基辛格吗?

韩方明

基辛格博士走了。他是一段百年传奇, 也是诸多历史场景 的策划者、参与者、见证者。他的一生, 在全球多个地域留下 身影、投射理念, 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最能体现其个人影 响力的, 无疑是他在中美关系史上的特殊作用。中国人民的老 朋友和好朋友, 这大抵便是对基辛格此生最突出、最没有争 议, 也最客观公道的评价了。在期颐之年离开, 这是一种圆 满, 也是一次新的提问: 世界还需要新的基辛格吗?

基辛格的人生经历是不可复制的, 但基辛格的战略眼光、政治勇气和 外交智慧却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遥想1971 年的夏天, 基辛格 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访华, 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关键一员。 从那时起, 基辛格与中国的缘分便日益紧密, 一生中访问中国逾百次, 在 2023 年7 月最后一次访华期间还欢度了百岁寿辰, 他因此被公认为是“最 了解中国的美国人”。然而, 当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一位又一位的“知华 派” 离开, 宽广的太平洋还能让中美两个大国平和相处吗?

在新的时代, 横亘在中美之间的认知鸿沟依然阔如天堑, 需要更多的 基辛格, 也需要更多的“新基辛格”。这不由让笔者记起一段往事: 2009 年 9 月, 察哈尔学会刚刚创办不久, 便有一家美国机构的人员闻讯而来, 主动 洽谈合作, 在那个季节他们悄然成为中美社会智库开展公共外交实践的先 行者。打开这扇“中美智库交流门” 的不是别人, 正是闻名遐迩的基辛格 博士。当时, 受基辛格博士委派, 基辛格事务所副总裁雷默先生专程登门, 和我们讨论如何化解中美认知分歧、正确对待中国发展模式和“北京共识” 等议题。远在大洋彼岸的基辛格博士能够关注到一家刚刚成立的中国外交 与国际关系智库, 颇令人感到惊讶, 也再次验证了基辛格博士对中国事务 的了解程度、认知深度以及沟通速度。作为中美的两家机构, 我们有各自 的立场, 观点有异,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面对面地交流, 寻求共识, 消弭认 知赤字。很多时候, 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果。基辛格博士离开政坛后多次 访华的交流经历, 恰恰验证了这一点: 只有充分交流, 才能充分了解, 实 现更好的合作。这也是公共外交的独特魅力。

基辛格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人物和智库专家。他的一生, 在美国 对外交往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考量和实践, 既有彰显功德之牌匾, 又有毁 誉参半之泥沙。但有一点始终没变, 那就是基辛格的立场始终是美国的立 场, 维护的利益也始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中美关系维度上, 他是“知 华派”, 也是“友华派”, 看起来和那些“仇华派” “反华派” 截然不同, 但不同的主要是认知理念、政策倾向, 而不是核心立场和核心利益。他们 对美国的热爱导致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态度形成了巨大分野: 有人认为遏制 中国才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有人则认为中国崛起无法避免, 与中国合 作共赢才是长久之策。孰是孰非, 立场不同的人所给的答案不同; 是胜是 败, “零和博弈” 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 基辛格博士亲自参与结束的越南战 争、近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等早已说明一切。“非此即彼” “非黑即白” 的 思维定式早已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

世人应当打开思维的天窗, 在维护各自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 通过 更多的基辛格式的外交艺术实践, 让世界能够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了解另 外一种立场的合理性, 推动当今世界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的死胡同, 再 度呈现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局面。纪念基辛格, 尤其需要鼓励出现具有 中国立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深谙外交与国际交往艺术的“东方基辛 格”。国际政治舞台上不缺二元思维和僵化外交, 缺的是长袖善舞、“有事 好好商量” 以及应对“敌意螺旋” 的斗争艺术。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才能够通过斗争来争取外部的理解与支持: 敌人斗成了朋友, 则斗争胜利; 朋友斗成了敌人, 往往斗争失败。1971—1972 年, 基辛格和中方就中美 《上海公报》进行了多轮磋商, 互相展开了斗争, 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的“敌 意螺旋” 下降, 斗出了中美建交的大方向, 斗出了中美友好, 斗出了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多极化世界。只有掌握了外交斗争艺术的人, 才有望超 越基辛格博士的时代局限、视野局限, 实现新时代的外交纵横, 成就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宏图。

基辛格博士已经远行了。中国少了一个老朋友、好朋友, 这是一件悲 伤的事, 却也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我们不可能只拥有一个基辛格, 我们既 需要世界涌现出更多知华、友华的“海外基辛格”, 也需要能够在国际关系 舞台上发挥各类作用的“本土基辛格”。当越来越多的“新型基辛格” 相互 对话、相互理解时, 这个世界才会逐渐远离偏见和仇恨, 走向越来越美好 的人间大同。这或许便是对基辛格博士逝世的最好纪念吧!

韩方明: 本刊执行总编辑、察哈尔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