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文明担当
王义桅
公共外交存在外交层次——公共外交、战略层次——战 略沟通、文明层次——文明对话三种形态。中国周边公共外 交，尤其是东亚公共外交，应消除近代以来民众认知的时空 错乱，亦即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纵向等级秩序与西方传来 的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横向秩序之间的矛盾，着眼于通过文 明对话塑造现代东亚文明意识。与此同时，中国应复兴传统 文明，实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转型，推动创新人类文明，争取 周边国家对我文明道统的认可，这是以“亲、诚、惠、容”为 四大支柱的周边公共外交的文明担当。
“中国是一种文明，但假装为一个民族国家”。这是美国汉学家白鲁 恂的著名论断。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就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而应包 括外交、战略、文明三个层次。
公共外交的三层次
外交层次。着眼于外国普通民众，主要使命在于解释内政与外交政 策、提升国际形象、发挥和培育软实力。这是公共外交作为外交的份内职 责。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外交，比较符合这一层次，其中对外援助和正确的 义利观分别是其重点和难点。
战略层次。战略沟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着眼于外国精英，主 要使命在于取得战略理解、塑造战略共识。和平崛起、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 系是典型的战略沟通。因为中美存在结构性矛盾，战略互疑是关键，民众认 知受制于精英塑造，对美公共外交的着眼点尤其应放在战略沟通、形成战略 认同层面。
文明层次。文明的对话与交流，着眼于挖掘中外社会集体记忆与文化 意识的共同点、包容性，形成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社会共识。公共外交的 精髓是对话（dialogue）而非告诉（inform），而对话的理念是双向沟通， 是分享观念，而非单向输出观念。这一点，对于周边国家和文明古国，如欧 洲与中东地区，尤其如此。对周边公共外交的重点是文明对话，恢复东亚文 明道统；对其他文明古国，则着眼于借古喻今、推动文明互鉴与和谐。
这三个层次，体现了中国公共外交的“三个世界”理论：对第一世界 （美国），战略沟通为主；对第二世界（周边、欧洲），文明对话为主；对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公共外交为主。因此，可将中国公共外交图谱归 纳如下表。
周边公共外交的共性与个性
周边公共外交，既具有一般中国公共外交的特性，也具有其特性，最 大的特性就是文明的道统之争。正如欧洲的“三个罗马”之争——西罗马 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俄罗斯帝国 （以圣彼得堡为中心），争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道统。东亚也存在文明的 道统之争——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华文明的道统继承者、朝鲜与韩国认为满清 入关后中华文明道统转移到了朝鲜半岛、日本自称文明道统日落于西而日 出于东（故而自称“日出之国”，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 夏”）。
传统东亚文明母体——中国，被质疑不能继承文明道统，这是中国周 边公共外交面临的历史困境。换句话说，梁启超先生所谓“中国的中国、亚 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在脱节，这是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挑战。古人 云，“正人先正己”。面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解，最好的办法仍然 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 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习近平语）。
文明的道统之争反映在公共外交话语体系下，便是日韩自称自己是民 主国家（美国的盟国），按照西方横向逻辑（民族国家思维）来解释历史 （比如认为朝贡体系并非厚往薄来而是一种殖民体系）等。究其实质，是民 众认知的时空错乱，亦即传统上纵向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与西方传来的 横向主权国家秩序之间的矛盾，这就有赖于探讨东亚公共外交的使命了。
东亚公共外交的使命
东亚有三怪：不是东亚国家，却自视为东亚国家，这就是美国；是东 亚国家，却不承认自己是亚洲国家，这就是日本；是东亚国家，但民族国家 统一任务尚未完成，这就是海峡两岸和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局面。 因此，东亚国际关系的症结是国家身份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中国崛起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日本正常化是要恢复大日本帝国荣耀？韩国的半 岛和平繁荣政策是要复兴大韩民族主义吗？即便各自国家将这些列为国家发 展目标，但并未得到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认同，更没有得到美国的承认。 从纵向而言，东亚国际关系的和谐，是有深厚历史基础现实需要的；
而其不和谐，同样是有深刻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在全球化和地区化时代背 景下，各国国力此消彼涨导致各自心理上的震动和失调。 中国，常常是从未来看现实——预支崛起的未来，兼之历史、文明优 越感发酵，更有种自大感，往往以教训口吻，督促“小日本”正视历史；或 从大历史看现实——中国在鸦片战争前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央王国。 日本，则常常从小历史看现实——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亚洲的优 等生，民主优越感与现代化优越感，往往使日本人看不起中国。现实中又 以显微镜看中国，发现中国崛起问题多多，因而并不看好中国的未来。问题 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红利”还能用多久？面对中国快速崛起，日本的战略 焦虑愈发溢于言表。
韩国，却常常以现实看历史，对现实大国的举动，常常表露其历史的 无辜——日本在靖国神社和慰安妇问题上的表现更唤起了韩民族对日本殖民 历史的回忆。韩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也是片面的历史记忆在发酵。 总之，从时间维度说，中日、韩日、中韩关系的纠葛是身份问题：古 代中国、现代中国；近代日本、现代日本；近代韩国、现实韩国……这些身 份交织在一起，至今束缚东亚国际关系思维：或以“古代中国”藐视“现代 日本”；或以“现代中国”鞭笞“近代日本”；或以“现代日本”俯视“现 在中国”；或以“现实韩国”警惕“近代日本”，形成时空体系的错乱。中 日、韩日关系乱局，就乱在认识、心理没有回归现实。其实，中日韩三国都 没有长大：韩国没有站起来：国家没有统一，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还在美国人 手里；日本也没有站直，不停鞠躬；中国则站得太直了，以至于时常后仰， 步伐不稳，助长了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东亚国际关系纠缠于历史和 心理，是没有自信、没有成为自己的表现，也是东亚整体上尚未自立于国际 社会的写照。
从横向上看，东亚国际关系并非限于双边、三边范畴，而是受东亚格 局左右，还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折射出当今世界的矛盾。
梁启超先生曾以“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描述中国 的国家诉求。其实，日本也存在“日本之日本”、“亚洲之日本”、“世 界之日本”三个层面的国家诉求，韩国也存在“韩国之韩国”、“韩国之韩 半岛”、“韩民族之东亚”的多层次诉求，这些都折射出各自国家的国家情 结与理想。中国人批评日本的狭隘历史观和民族心理，展示的是“世界之中 国”风范，因为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昭示的是日本试图推翻战后体制 合法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中日东海之争，无疑是“中国之中国”对抗“日本 之日本”；亚洲区域合作的中日主导权之争，又提醒我们“亚洲之中国”与 “亚洲之日本”的较量；日本“入常”问题，则寄希望于“世界之中国”与 “世界之日本”的磨合；朝鲜核问题，考验的则是“韩国之韩半岛”与“韩 民族之东亚”观。
中国、韩国要真正理顺中日、韩日关系，就急需调整自己的日本观， 从“日本之日本”、“亚洲之日本”、“世界之日本”三层面重新认识日 本。日韩也要正确处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关系，而非简单概之以“中国威胁论”。对于韩国的民族统一大业，中日都 应理解和支持；同样的，对于中国的统一大业，韩日都应给予理解和支持。 中日韩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厘清中日韩战略利益。概言之，中日 韩间的战略利益有三：相互支持各自国家诉求（中国之中国vs.日本之日本 vs.韩国之韩半岛），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亚洲之中国vs.亚洲之日本vs.亚 洲之韩国），维持国际体系和平稳定（世界之中国vs.世界之日本vs.世界之 韩国）。中日韩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就在于在这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面 临大的发展空间。
从世界层面看，中日韩关系离不开美国。中美日韩国家意志、目标的 重叠或矛盾之处，决定了三边关系的未来根本走向：实现国家意志（目标） 的空间手段与方式选择——开放式合作还是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实现国家意 志（目标）的时间手段与轻重缓急——远交近攻还是睦邻、安邻。
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关系，本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中日 韩间的重大共同利益之一就是同为美元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面临着如何应对 美国霸权的未来挑战——中国全面崛起，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最大和最 后的障碍是美国霸权；日本正常化的最后障碍也是美国霸权（日美同盟）； 韩国要完成半岛统一，最终将处理韩美同盟和驻韩美军问题。但是，由于中 日交恶，韩日龃龉，造成美国操控中日美韩关系的局面。
反观美国，和中国、日本一样，美国当然存在“美国之美国”、“亚 洲之美国”、“世界之美国”三种身份。因此，根据排列组合原理，中美日 三边关系共有3×3×3＝27种模式。目前的模式是“世界的美国”联合“亚 洲的日本”对付“中国的中国”，其黏合剂是共同的价值观，因而中国感觉 到美日同盟的挑战，对美日同盟的看法负面居多，三边关系也是不稳定的。 美日同盟修订，希望成为“亚洲的美国”联手“亚洲的日本”，并发展成为 “世界的美国”联手“世界的日本”来对冲、引导“亚洲的中国”局面。
东亚身份冲突，呼吁东亚成为东亚，创立东亚现代文明身份。中央周 边外交座谈会提出“亲、诚、惠、容”理念就是重要步骤。对日，是中国与 世界关系的检验，因为日本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载体，也是大陆文明向海 洋延伸的节点。因此，如何对待日本，是对待周边，如何对待西方的直接检 验——连日本都可以宽容，英法联军有什么不能宽容的。
中日间民众感情隔阂高度受制于政治争端，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周边 公共外交定位，不能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持久的文明交流，润物细无 声，是周边公共外交的特殊要求。
周边公共外交，尤其是东亚公共外交，应着眼于通过文明对话塑造现 代东亚文明意识。与此同时，我应复兴传统文明，实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 转型，推动创新人类文明，争取周边国家对我文明道统的认可，这也正是以 “亲、诚、惠、容”为四大支柱的周边公共外交的文明担当。
王义桅：本刊学术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 究所所长、教授。
新安全观3.0版与周边公共外交
翟 崑
中国的新安全观从诞生至今，经历两个十年的发展，第 一个十年是服务于“和平周边”的1.0版，第二个十年是服务 于“和谐周边”的2.0版。当下，新安全观正进入服务于“周 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3.0版。新安全观3.0版落实在周边公 共外交上，可概括为“修己安人”“积德行善”“和局共 赢”。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的大调整和大转型带来调整失序和竞争无序，甚 至伴随着动荡和冲突，导致全球性的“发展瓶颈”与“安全困境”加剧。二 者相互交织恶化，共同形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难题”。在周边，这一难题 尤为突出。
一方面，安全困境加剧。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重心转向亚太，美国软 硬实力受损，被迫调整全球战略。中国崛起，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 拉大了与邻国的实力差距，权力转移态势明显，引发各方对中国普遍性的战 略疑虑。美国遂东移战略重心，利用邻国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利用海洋领土 争端等挑起中邻矛盾，传统安全问题骤然回归升温。周边地区变得又挤、又 热、又乱、又不安全，甚至美国的不安全感也在加剧。
另一方面，发展瓶颈突出。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危机拖累了周边国家的 发展，暴露了周边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内在矛盾，加之老龄化、环境恶化、 中等收入陷阱等因素的制约，周边新兴经济体面临从发展到发达的艰难进阶 瓶颈。发展与安全问题的不协调造就这样一种局面：中国崛起有助于周边发 展，但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美国复苏乏力，拖累周边发展，但刚好迎合周 边国家在安全上的期待。各方动态博弈，滋生信任赤字、合作障碍、发展制 约，以及安全威胁。对新一代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言，时代难题催生时代使 命和时代任务。未来，他们需致力于防止“后金融危机时代难题”恶化，须 攻坚克难，将发展与安全的相互制约关系，转化为相互促进关系，达致“有 利于安全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的良性互动态势。
周边首要，亦当首善
中国要突破周边的崛起困境，既要保持发展势头，又要改善安全环 境，降低崛起过程中自身和地区的风险。这就需要在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断充实新安全观的内涵。新安全观从孕育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第一个10年（1991—2002），主要任务是助推和平周边建 设。新安全观萌芽于冷战结束，发展完善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本世纪 初，其核心理念是平等、互信、互利、协作。新安全观是在我国处理与周 边国家关系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新安全观萌芽于中苏边界和边境裁 军谈判，首倡于“上海五国”进程，发展于东盟地区论坛和日内瓦裁军谈 判等地区和国际多边会议，落实于党的十六大报告文件。在新安全观的指 导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解决了边境领土问题，加强了在上海五国、东盟地 区论坛等地区组织内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这个时期的新安全观可称 之为1.0版。
第二阶段是第二个10年（2002—2012），主要任务是助推和谐周边建 设。新安全观理念贯穿于《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国国防白皮书》，以 及党的报告文件中，与其他外交政策理念相辅相成，构成有机整体，成为中 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 中国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参与香 格里拉对话会、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应对灾害、气候、能源、 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问题。这一时期的新安全观可称之为2.0版，对维护我 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 周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年来，新安全观作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理念，与时俱 进，有力推动了和平周边与和谐周边建设。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的实践和 理论不断创新，周边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制定了未来5—10年更加奋发有为的 周边战略。习近平主席提出我国周边外交应贯彻“亲、诚、惠、容”理念， 并与“平等、互利、互信、协作”等新安全观的核心理念相结合，致力于实 现共同发展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安全观将迎来第三个十年的发展，也 就是致力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3.0版。将新安全观3.0版落实在周边公共 外交上，可概括为三个观念：修己安人、积德行善、和局共赢。
修己安人
这个说法来自《论语》，意思是修身以做表率，建立权威，使人各安 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力。把此意扩展开来，用在国际关系领域，大意 如下：“己”是中国。“人”泛指包括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等。“修己”，指 中国继续保持合乎道义的发展势头，提升崛起质量，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 面。“安人”，指保持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各安其 位，各尽其力。修己的同时达致安人，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体两面。 合理有度的修己，设身处地的安人，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趋向共赢。目前 看，中国在经营周边时，距离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尚远，也正因此，可以将 “修己安人”作为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尤其是周边公共外交的使命和努力 的目标。
积德行善
中国人讲究依道而行，顺势而为。道是什么？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势是什么？不可阻挡之趋势，顺之者昌，逆 之者亡。中国经营周边，也得如此。中国实力迅速提升，是天行健的表现， 劲头十足，赞誉纷至。但30年下来，刚健有余，厚德不足。一方面，刚健得 让人害怕，老是风景这边独好，别人受不了，势必从羡慕走向嫉妒、害怕和 怨恨，因而流弊丛生。另一方面，像上足了弦的发条，不得喘息，自己也疲 惫，消耗过多的精气神，容易骄傲、暴躁、折损，也是流弊丛生。
如何调理？要地势坤，像大地那样包容万物，谦卑敬畏，厚德载物， 休养生息，达致中和。天行健是硬实力的发展，偏重于力量和物质；地势 坤是软实力的发展，偏重于精神和道德。当力量和道德协调发展时，德行兼 备，邦有道，垂拱而治。当力量大而轻道德时，就不会有感召力，不能让 人心服口服，容易走向霸道，极端的情况是短信段子里所说的“想打谁打 谁”。当道德高而亏力量时，就缺乏行动力，就剩下玩嘴了，爱批评，妄加 指点，让人生厌，甚至可能是走向衰落的征兆，极端的情况是段子里说的 “谁打我我就骂谁”。
反求诸己，中国近年来在周边的情势，并不令人满意，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由于力量绝对上升而道德相对下降所致。说到底，中国在周边已经占据 了力量的制高点，但还没占据道义制高点。
周边的道义制高点，是什么，不是什么？应该掌握在谁手里，实际掌 握在谁手里？怎样才能掌握？有人说，周边的道义制高点在美国人手里，是 他们的普世价值观。中国没有推出普世价值观，软实力短缺，自然难以掌握 道义制高点。也有人说，只要我们不搞霸道，而是平等相待，坚持周边最熟 悉、最能接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懈地“反对霸权主义”，反 霸就是我们的道义制高点。因为周边，包括我们自己，深受霸权之苦。谁能 旗帜鲜明反霸，谁就能把握道义制高点。由此，就能明白1974年邓小平在联 大历史性发言的远见卓识，他提出了反霸的一体两面的思想，既反对别国搞 霸权主义，也反对中国自己搞霸权主义。前一个方面很容易明白，当美苏有 条件搞霸权时，我们站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坚决反对。事实上，美苏的霸 权在周边也没成功，害人害己，此乃前车之鉴。因此，现在的中国人，更能 理解后一个方面，当我们自己有条件搞霸权时，更应反对。小平同志的话言 犹在耳，“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 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 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 一道，打倒它”。
霸权之路，是帝国主义的老路，是误入歧途的邪路。反对霸权，关乎 我们的政治感召力，特别是对周边的政治感召力。没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真 的就只能与美国去拼“普世价值”。
德不孤，必有邻。崛起的中国，理当多行善。行善符合“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传统。行善符合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 位日益提升的现实。行善符合大国致力于国际发展援助的惯例。行善也符合 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中国多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行善更符合十八大倡议推进 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周边，近水楼台，中国行善大有可为：一是带动发展。保持自身发 展，并带动周边共同发展，是中国能提供的最大之善。二是培养人才。中国 可派更多留学生和志愿者到周边学习，同时，更多地帮助周边国家培养人 才。三是对外援助。这是最常规的做法，中国特色的外援渐成体系，也在充 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大国的经验。四是救灾扶难。周边地区自然灾害 频仍，中国的救灾能力超群，理应率先“走出”。五是调解纠纷。如果周边 国家之间有纠纷，邀请中国出面调解，中国应当当仁不让，否则也是不负责 任的表现。六是伸张正义。从国际道义出发，根据是非曲直有所言，有所 行，这是大国风范，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第七是铺路搭桥。逢山修 路，遇水架桥，为周边提供基础建设基金和技术，致力于全方位的互联互 通。八是完善架构。周边地区远未形成有利于地区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框 架，中国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之，完善之。九是提供思想。周边未来充满 不确定性，周边难题难有佳解，中国可以多出谋划策，提出广为接受的“中 国办法”。
把事情办好并不容易，应遵从以下原则。第一，量力而行。能做的不 做，不好。做不了的硬做，也不好。尤其要动态把握量力而行，即随着能 力、经验的增长，也可以相应地提升积德行善的水平和规模。第二，你情我 愿。人家不愿意就不强求。居高临下更不可取。嗟来之食，没人感恩。第 三，步步精心。细节决定成败，把事情做细致，圆满，周到。第四，无心所 得。不要给积德行善赋予太多的政治含义，或索取相应的回报。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理想主义的情怀远远大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不求回报，反有所 得。第五，迁善改过。没有人能把事情一次做对，但求问心无愧。中国积德 行善，也是边干，边学，边总结，边进步。总之，积善之国，常有余庆；积 不善之国，常有余殃。
和局共赢
人们用“中美邻”这个通俗的提法说明中国、美国和周边的相互关 系。同时，还有“邻经济上靠中，安全上靠美”等论调，还需要大大完善， 才能把中美邻关系引向和局而非歧路。中国实力增强是绝对的，中国与美、 邻的实力对比是相对的。总的来看，中国实力距美国越来越近，距周边越来 越远。这种状况同时引起美国与邻居的借重依赖与担忧疑惧，美邻默契制 华，形成“邻经济上靠中，安全上靠美”不足为怪。但这一说法过于看重中 美经济与安全的二元对立。中美邻三大方面整体上相互依靠。中国经济能否 持续成长，关乎世界和本地区的经济成长，这是以发展为目标的周边国家的 最大安全问题。如果美国走不出金融危机的影响，无法实现第三次产业革命 的创新驱动，则是全球和周边最大的经济问题。如果广大的周边邻国不稳、 不定、不进，中美两国的安全与经济也会出问题。总之，中美邻在经济与安 全上相互依靠，是经济与安全有机结合的命运共同体。
从局部看，也不能忽略“邻”的能动作用。“天涯若比邻”，国与国 之间是“邻距离”。中国的邻居也同样是美国的邻居，只不过“邻距离”远 了些而已。当中邻关系不好时，美邻关系自然亲近；反之亦然。在现代国际 社会，大国很难胁迫小国随自己的指挥棒起舞，邻的能动性增强。蒙古开辟 第三邻国战略，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略，朝鲜敢在巨人之间走边缘，均是如 此。尤其不能忽略周边国家的数量。
中、美虽大，但唯一唯二，只此两家。邻虽相对小，但数量众多。根 据大数原理，一旦某件事物达到了关键的数量优势，那么，它就将吸引更多 的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哪怕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个国家赞“中国贡献 论”，总比不上十个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中美要想获得好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邻，也要践行“群众路线”。 如何更客观地描述中美邻关系呢？最基本的，中美邻互动的底线日渐清晰。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集体再次坚持和平发展并强调维护核心利益的底线思维。 美国在防止中美武力对抗方面与中国高度默契，美国战略界更是呼吁调整亚 太再平衡战略，缓和中美对立。日本安倍政府右倾化严重，得罪的不仅是中 国，还有东亚邻居。大多数中小国家不愿中美对立导致自己“选边站”，更 不愿做遏制中国的“马前卒”。
因此，中美邻走向不输、和局、共赢的可能性很大。虽然美国和一些 邻国联手防华不会变，但认识到对华遏制行不通，遏制中国就等于遏制自 己，绑架中国和平发展的讹诈战略也难以奏效，对华政策将更加务实、灵 活、趋利、避害。经过几年的较量与磨合，各方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建立 有效的预防外交、危机管理、磋商谈判、共同开发机制，以及相通相容的地 区发展模式等的需求日益迫切。一个更积极的迹象是，发挥邻国作用，防止 中美对抗，加强中美协调，中美邻合作促进地区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
翟 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韩公共外交合作前景广阔
田 琦
2013年9月24日，首届中韩公共外交论坛在韩国首尔举 行，这是中国外交部首次与其他国家外交部联合举办公共外 交论坛。中国公共外交方兴未艾，而韩国公共外交活动的经 验值得中国吸收借鉴。中韩公共外交论坛只是一个开始，中 韩公共外交合作前景广阔。
中方代表团与韩方共同举办首届中韩公共外交论坛，主要有三个目 的：一是向韩国同行学习公共外交的成熟经验；二是就如何进一步更好地开 展公共外交进行交流；三是推动中韩在公共外交领域加强合作并不断取得实 质成果，从而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友好感情，推进两国战 略伙伴关系发展。
中国公共外交的六个特色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开展公共外交也有着深远 的历史渊源。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公共外交性质的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十分 活跃，为中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理解、认同和支持发挥 了重要作用。
2009年7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公共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公共外交”首次被正式提上中 国政府议程。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 “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公共外交”首次写入中国执政 党的政策文件，意义重大。
中国公共外交走过了一条传承、发展和创新的道路，初步形成了有中 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 发展观、中国梦等战略思想，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理 念，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奠定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明 确了公共外交的性质和方向。
二是以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对话为己任。悠久的中华文明为中国特色 公共外交植入了厚重的文化根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智慧来源。中华文化 强调以人为本，“和为贵”、“亲仁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 统思想理念赋予中国公共外交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推动中华文明与 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应有之义。
三是以增进相互认知和友好合作为宗旨。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旨在拉近 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消除外界对华偏见、误解和疑虑，增进各国相互了解与 友好合作。
四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为目标。中国公共外交 紧密围绕国家发展中心任务，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服 从于整体外交的需要，维护和促进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同时致力于为国际 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国际事务中多提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五是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根本方法。为适应新形势，解决“外 国人怎么看中国、中国人怎么看世界”这一双向问题，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既 要放眼世界，面向国外的公众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也要立足于本国，工作既 要对外，也要对内。既致力于引导外国公众准确认识中国，也努力使中国的 公众更加全面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
六是开展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我们围 绕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开展公共外交，权威阐释中方立场主张，展示中国 国家形象；我们与中外媒体和专家学者加强交流合作，不断完善信息发布机 制；我们通过“公众开放日”、开放外交历史档案、“外交服务站”广播、 “蓝厅论坛”以及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网站群、外交部官方微博、微信等网 络社交平台，增进国内外各界对中国外交的理解与支持，汲取民智民意；中 国驻外使领馆积极在当地开展内容丰富的公共外交活动，为中外友好交流合 作发挥窗口和桥梁作用。
中韩公共外交大有可为
中韩公共外交不断走向深入。近年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韩的 人文交流在持续活跃，“韩流”与“汉风”在交融中同行，人员往来络绎不 绝，2012年已达720万人次。“中国梦”与韩国的“国民幸福时代”有很多 契合之处，两国社会各界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两国开展公共外交合作可谓正 逢其时、潜力巨大，既有利于进一步带动中韩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增 进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民 意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向本地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展示东亚文化和价值 观、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理解、互信、友谊。当前，中韩关系迈入新的20 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双边关 系，就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达 成了广泛共识，为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国公共外交经验值得中国借鉴。韩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鲜明 的韩国特色，而且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韩 国开展公共外交最成功的一个手段，就是通过大众文化传播的方式，来展现 韩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拉近世界人民同韩国人民之间的距离。1998年金大中 任韩国总统后，推出“文化立国”政策，韩国政府还设立了文化产业局，加 之其后陆续设立的旅游综合支援中心、文化产业振兴院、广播影像产业振兴 院、软件振兴院等多个机构，扶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文化产业的国际传播 不仅为韩国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还为其实现带来的巨大的公共外交收益。
媒体在中韩公共外交合作方面的作用值得期待。在公共外交中，媒体 的角色是多元的，既是公共外交重要的主体，同时也是受众，还承担着信 息传播的重任。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就是交流与传播。交流，更多地是通过 面对面的方式展开；传播则更多地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媒体可以使更多的民众了解公共外交，参与公共外交，为中韩公共外交 合作、增强两国相互理解、深化两国友谊发挥积极作用，在这方面，媒体肩 负着重要的责任。中韩两国媒体应该更多地释放出两国友好的正能量。
中国将继续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坚持发扬亲仁善邻的优良传统，中方 愿与韩方加强协作、共同努力，为开拓两国关系美好的未来贡献力量，携手 打造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
田 琦：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新闻司副司长。
用公共外交正能量推动中韩关系新进展
虞少华
中韩战略合作正跨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求两国关系突破 既有瓶颈和挖掘新的动力，为此两国公共外交及其合作成为 不可缺失的一环，并面临良好机遇。加强媒体正面宣传和突 出积极信息，防止外交政策研究误读误判，引导理解与包 容，是推动双方国民认知良性互动、建立两国各阶层政治互 信必须注意的问题。
2013年9月24日首届中韩公共外交论坛在首尔举行，标志着中韩公共外 交合作正式启动。新一届中韩领导人的战略共识，开局就确定了国际双边关 系中尚属先声的这一举措，是中韩关系进入关键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也将 为两国深化合作带来新的动力。
中韩关系新的发展节点需要公共外交正能量
作为冷战后本地区意义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中韩建交不仅深刻改变 了地区格局，两国的自身发展也从中极大受惠。20多年来，双方关系提升 之迅速、在各个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之丰硕，为世界上其他双边关系所难以比 拟。这要归功两国时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与睿智决断，也得益于当时中韩在 经济领域极为契合的优势互补，以及两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似的天然纽带。 但是，在最初的发展动力惯性减速后，中韩关系中的阻力性因素逐步
凸显，一些不和谐音也被放大音量。这既包括经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也涉 及对地区安全问题的立场差异。而其中原因，一方面是中韩双方经济发展带 来各自经济结构格局的变化，导致不仅互补结构需要调整，还需要以新的积 极态度面对竞争；另一方面是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热点问题复杂升级，凸 显了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瓶颈困境。此外，随着两国国民交往逐步向近 距离密频度发展，以前并不突出的认知差异摩擦也随之逐步多发，并同其 他因素相互影响对双边关系造成碰撞。
这种情况下，中韩双边关系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节点。两国关系的更 深层开拓，不能再简单依靠经济互补优势。双方各自对地区和平发展负有的 义务，以及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追求，都要求中韩关系突破 既有瓶颈和挖掘新的动力。而为提高两国政治互信，完善国民相互认知，就 必须借助公共外交实现对双边关系的精心经营。中韩共同就开展公共外交加 大力度与协调，已成为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不可缺失的一环。
加强正面宣传，突出积极信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两国国民有正面的相互认知、积极的交往愿望、 良好的共鸣情感，显然是双边关系最扎实、最广泛的基础。但是在最初的吸 引力消退之后，最近几年中韩两国国民交往了解和建立认知的过程却出现一 种负面倾向。具体来讲，就是很多特别能彰显两国关系良好方向、能反映 两国人民友好情感且值得称道的事例罕闻于众，没能起到引导双方国民正 确认识对方、激发两国民间交往热情的作用；而一些并不典型的极端案例 或偶发事件，却因缺乏公共外交视角主动管控的网络传播或媒体渲染，造 成负面效应。
例如，中韩两国贸易额逐年上升，至2012年已达到2563亿美元，其中 韩国对中国贸易顺差535亿美元，相当于韩国国民每人每天从同中国的生意 中收入4美元。这些事例能生动反映中韩关系之密切和重要，从而会加深两 国国民对中韩关系的重视与珍惜，但遗憾的是恐怕两国一般公众对此都不清 楚。又如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卸任回国后，发起中韩“未来林”工程，组 织两国青少年到中国沙漠地带进行绿化活动，多年来已在北京、内蒙古、陕 西、甘肃等地种下了10多片中韩友谊林。这段惠及长远又感人至深的佳话， 远没有通过针对性宣传，发挥出为中韩友好与合作造势增温的示范和激励效 应。再如个别中韩海上争议和冲突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的同时，中韩政府为 防止冲突进行管控，包括中方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解决失去渔场渔民生计， 以及两国渔船渔民不止一次在重叠海域相互救援等事实却鲜有宣传，因而 未能引导公众更全面理性看待双方海上纠纷。
而与此相反，关于“韩国将中国端午节、活字印刷术等窃为己有”的 报道，通过各种媒介在中国流传甚广，不仅招致中国公众许多指责，甚至成 为一些中国公民谈论韩国的首要联想。同时，“中国商品都粗制滥造、多是 假冒伪劣”的评判，也在韩国“深入人心”，成为对中国印象的重要来源。 这些负面资讯显然不能代表中国或韩国的形象特点，但在公共外交力度不 够、信息传播放任自流的情况下，已成为两国民间建立正面认知和培育友好 感情的障碍因素。在两国关系因其他因素发生摩擦时，这些障碍因素往往成 为加大摩擦的推手。
事实上，在中韩20多年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两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 进展和成就，足以令世界都感叹称羡。而双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这些成果 相比，在数量上微不足道，在性质上也绝非主流。为了加深两国人民感情， 激发战略合作的动力与热情，需要利用各种公共外交手段，加强正面宣传， 突出积极信息，而尽量减少“坏消息”的传播，降低其负面效应的扩散。
防止误读误判，引导理解与包容
推动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突破安全合作短板、夯实政治互信基础是 不可回避的一环。同处于既集中了当今世界最严峻的军事对峙、又最具经济 发展活力的东北亚，中韩两国对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有着太多共同利益。 但是近年中韩关系中存在的另一种负面倾向，却一定程度影响了两国在认识 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政治互信。这表现在对对方战略意图存在某些误读和误 判。由于多年隔绝造成理念与思维习惯差异，仍留冷战阴影的地区格局也决 定了中韩安全关切有所不同，这种误读误判在所难免，但在地区形势亟需中 韩加强合作的当下，避免因此阻滞双方战略合作，特别是防止有意曲解对方 政策意图对中韩关系造成损害，是双方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有必要通过公共 外交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具体来看，两国学术界和政策与战略研究部门最有可能成为不实判断 的源头，并对决策形成消极影响。例如，中国学术界近两年有一些分析， 对韩国在美重返亚太过程中配合美国对中国形成压力的主观意图过度评 价。这种分析易于得出的结论就是，韩国针对朝鲜的军事部署同时也威胁 了中国，从而将韩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应对与中国利益完全对立起来。与 此同时在韩国学术界中，中国出于助朝稳定和发展目的同朝鲜进行经济合 作，也经常被分析为确保半岛分裂现状的需要，更有观点称此为乘机掠夺 朝鲜资源，服务于中国东北经济发展。这种不符事实的研判甚至引发“朝 鲜或将沦为中国东北第四省”的担忧和蛊惑，对双方建立战略互信和加强 外交协调造成的挫伤可想而知。今年初中国先后参与联合国通过对朝鲜决 议并实施制裁的行动，延续了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拥核及不利于半岛形势稳 定行为的既往立场。但一些政策分析却将此研判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 的重大调整”或“根本调整”，从而得出结论将下一步半岛形势演进的期 待寄托于中国就弃核对朝鲜采取强硬行动上。显然，上述例举的两国学术 研究中不乏偏执的研判如果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两国坚持对话解决 地区热点问题的方向是一种阻力，也极不利于中韩新政府就地区安全事务 进行合作的开拓性努力。
无疑，要尽可能减少因误读误判导致的两国政策立场分歧与猜忌不 信，学界政界精英在公共外交过程中的努力亦占有重要地位。为对决策发挥 建设性作用，有关学术与政策研究应有大局和战略视角，本着客观务实的原 则，中肯解读对方意图，充分挖掘共同利益，并引导国民对双方共识与分歧 加以理性理解与包容，推动中韩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当前两国就公共外交进行合作面临良好机遇
在中韩，公共外交的历史与深度都不及一些西方国家。但值得欣喜的 是，在全球化发展和信息社会兴起的背景下，在两国各自发展目标迈入境界 更高、内涵更丰富的历史性阶段之时，中韩的公共外交都加快了步伐，并开 始了合作探索。
在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领导团队和朴槿惠政府先后亮相之后，两位首 脑的第一次聚首即朴槿惠总统2013年6月对中国国事访问，便成功展示了领 导人外交的魅力。特别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坚定明确地提升对华外交在韩国对 外关系中的地位，并以对中国文化语言的熟悉、温和儒雅的作风赢得中国公 众的认同，使访问有效加固了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与此同时，作为双方领 导人达成的共识，中韩将首次进行双方国家政策研究机构战略对话，两国关 于公共外交的合作也正式启动。另外，经过近两年地区形势的曲折反复，以 及中韩关系较前遇到更多挑战，两国公众也正在以各自方式反思，试图以更 全面的视角和更积极理性的心态去看待中韩关系的问题与发展。中国第一部 有关公共外交的教科书——韩方明先生主编的《公共外交概论》（韩文版已 于2013年12月由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出版）指出，公共外交应以政府为主 导，公众是主体，媒体是关键，精英是中坚。按照这一界定，上述情况可以 表明，中韩两国政府已将用公共外交推动双边关系新进展提上日程并制定了 具体规划；在落实这些规划的过程中，媒体和包括研究部门在内的精英阶层 将进一步提高自身使命感，肩负起为加强中韩战略合作注入正能量的责任； 两国公众在当前中韩合作的积极氛围中，也能以更积极和包容的心态去相知 相处。在此基础上，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将获得新的动力。
虞少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实践与思考
陈 维
地方高校是周边公共外交中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 特别是位于中国边境省区的地方高校，依托于所在省市 与周边国家在历史渊源、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 来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往往成为开展周边公共外交的重 要平台，具备成为周边公共外交智库和人才培养基地的 潜力。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也存在资源有限、参 与意识不足等问题，但地方高校服务于周边公共外交的 潜力能否得到更好的挖掘，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央对总体 外交统筹能力的提升。
地方高校指隶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特区，大多数由地方行 政部门划拨经费的普通高等学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地方 高校承载着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服务的功能，在地方和区域发展中扮 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是周边公共外交中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其中， 位于中国边境省区的地方高校，依托于所在省市与周边国家在历史渊源、 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往往成为开展周边公 共外交的重要平台，具备成为周边公共外交智库和人才培养基地的潜力。
地方高校是周边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扩 大教育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 平，这为中国教育的国际化之路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在此背景下，地方高校 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地方高校的国际化为周边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 要平台，也使其成为许多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教育、人文交流项目的实施载 体。地方高校开展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方式包括与周边国家进行师生交流、 在周边国家设立孔子学院、制度化地参与国际人文交流活动等。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发布的数据，2012 年全年来华的外国留学生达到328,330名。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前15个 国家中，属于中国周边国家的有12个，分别是韩国63,488人（第1位）、 日本21,126人（第3位）、泰国16,675人（第4位）、俄罗斯14,971人（第 5位）、印度尼西亚13,144人（第6位）、越南13,038人（第7位）、印度 10,237人（第8位）、巴基斯坦9,630人（第9位）、哈萨克斯坦9,565人（第 10位）、蒙古8,210人（第12位）、马来西亚6,045人（第14位）和新加坡 4,250人（第15位）。由于地理位置邻近、生活习惯贴近、传统交往较多等 因素，在这些留学生中，许多都选择与其母国较邻近的中国省份地方高校作 为求学目的地。为鼓励支持我国有关边境省区、自治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教 育交流，教育部于2008年设立了一个单方面全额奖学金“中国政府专项奖学 金——省、自治区学历生项目”，为9个边境省区的地方高校自主招收周边 国家留学生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例如云南大学就根据国家政策和学校自 身专业优势，把拟招收的留学生生源地划分出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即越 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为重点领域的第一方阵，以包含韩国、日 本、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国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为第二方阵。又如，根据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的统计，仅2010年，新疆招收各类外国留学生达4096 人，其中80%来自中亚、西亚等周边国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 布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也特别指出支持中西部 高校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发挥特殊优势，更多招收周边国家来华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在地方高校的学习生活中，能切实感受中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通过对当代中国和中国新一代年青人的鲜活识知，形成对中国的总体印象。 作为包含公共外交职能的语言和文化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地方高校 开展周边公共外交活动的又一重要平台。根据孔子学院官方网站发布的数 据，截至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440所孔子学院，经笔者统计，分布于中 国周边国家的有65所，覆盖除缅甸、朝鲜、不丹和文莱以外的所有中国陆上 邻国与海上邻国。其中，合作机构为中国地方高校的高达51所，占78%。通 过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实践，地方高校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边国家政府和 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周边国家的城市和社区，举办多种文化活动，从而影响 周边国家的更多民众。
地方高校可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智力支持
根据中国陆地和海洋邻国的分布，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主要可分为中 亚、东南亚和东北亚三个方向，位于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北省份的地方高校 往往成为相应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主要单位，具备成为有关区域和国别研究的 智库潜质，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
以东南亚研究为例，在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首批37个区域和国别研 究培育基地中，贵州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和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双双 入选，旨在为国家制定对东盟的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 询、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贵州大学东盟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4月3日，已 与东南亚大学联盟、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马来西亚国民大 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菲律宾大学碧瑶分校、缅甸坦帕迪帕研究所等东 盟国家高校签订了合作意向，并分“文化、艺术与教育”“国际政治与国际 关系”“经济、贸易、旅游与农业”三个方向设立46个课题对外招标，力求 对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促 进与东盟国家的教育文化交流。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前身是成立于 1996年的广西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为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和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在南宁举办的需要，2004年重新组建中国—东盟研 究中心。2010年，广西民族大学整合东盟研究中心、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 民族研究基地、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中国—东盟政治法律文化研究中心4 个研究基地，启动建设东盟学院，聘请原中国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外 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为名誉院长，力求建成服务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 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该学院与越南东盟—中国研究中心、泰国西北大学研 究生院、泰国清迈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老挝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老挝历史研究所等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已编撰出版了较有影响 力的东南亚研究丛书和内参，组织召开了10余次高级别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 学术研讨会。
地方高校开展区域研究一般走的是“小而精”的路线，不少具有名牌 大学和大型科研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选题一般较少涉及学科理论和国家战 略等宏观课题，更倾向于“中观”和“微观”研究，更贴近地方周边外交的 现实需要。此外，由于跨界民族的存在和人员的历史往来，地方高校的科研 人员有不少谙熟邻近国家的语言，在文化、习俗上也有更多的亲近感，若加 以一定的训练和意识培养，可以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新鲜和切实的建议。 地校合作是地方高校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智力支持的有效方式。地方 的一些试验性做法常为周边公共外交带来理念革新，地方高校可充分发掘 其在地优势，通过与省、市政府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 近期因获批中国首个卢布现金使用试点市而备受瞩目的对俄贸易重镇绥芬河 市，就在2010年与黑龙江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创了黑龙江地方 高校与城市间合作的先河，力求整合政府、高校、企业三种资源，推动产学 研相结合，既有利于绥芬河市提升城市软实力，扩大对外开放，也有利于黑 龙江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促进地校互动融合、合作共赢。
地方高校可为周边公共外交培育人才
目前，我国地方高校成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为数 不少，且由于地方高校中有较多的外语院校、师范院校等，其人才培养导 向一般并非纯学术型，而更多趋向应用型，毕业生就业选择多为地方政府机 关、地方企业、地方院校等，出国深造的目的地除欧美外，也以与家乡毗邻 的国家更为便利。这些都可为开展周边公共外交储备人才。
目前也有一些制度化的设计，通过国际合作，为地方高校培养专业领 域的周边公共外交人才奠定基础。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一项公共 外交重要举措——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已吸纳了多所地方高校参与。2007 年8月16日，俄罗斯时任总统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倡议 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赞同。目前，上海合作 组织大学项目院校由来自上海合作组织5个成员国的74所院校组成，其中哈 萨克斯坦14所、中国20所、吉尔吉斯斯坦9所、俄罗斯21所、塔吉克斯坦10 所，涵盖7个专业方向（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技术、纳米技术、经 济学和教育学）。中方的20所项目院校中，地方高校占据了半壁江山，具 体分布如下。
可以看出，这些地方院校大多来自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系较为 密切的省市，独特的区位优势为其合作培养人才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其具 体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可直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例如，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是我国东北直接毗邻俄罗斯的边境省份，黑龙江大学和 长春理工大学依托此区位优势，着力推进对俄罗斯的科研合作。黑龙江大 学参与框架内“区域学”“IT技术”“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合作，积极推 进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合作，加强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及其他学 院、研究机构的交流。长春理工大学作为“纳米技术”方向的牵头院校， 已经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与光学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实 现学生互派和科研合作。新疆作为中国交界邻国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 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和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接壤， 身处该地的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在与中亚进行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方 面优势明显、资源雄厚。甘肃省与中亚各国联系源远流长，在“丝绸之路 经济带”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中，正整合资源，着力打造“向西开放”平 台，兰州理工大学也凭借此“地利”，与俄罗斯莫斯科动力学院、哈萨克 斯坦国立技术大学、塔吉克科学大学、吉尔吉斯科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 系，共同培养“能源学”方向的人才。辽宁省虽未与俄罗斯直接接壤，但 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渊源深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辽宁省人民政府更 专门建立了辽宁省对俄合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 2018）》《辽宁与俄罗斯地区合作发展规划》等，在此政策背景下，大连 外国语大学已与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阿尔泰国立大学、比什凯克卡拉萨 耶夫人文大学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已于2013年招收了首批30名俄 语方向的新生。
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也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首先，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资源有限。从政策资源上看，相 对于中央外交而言，地方外交本身具有有限性、从属性、中介性的特点， 地方高校作为地方层次的社会组织行为体，其开展公共外交的法理基础主要 来自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授权，或通过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间接授 权。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了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限度。从经济资源上 看，地方高校主要依靠地方财政，虽然有教育部的政府专项奖学金等支持， 但总体而言，能够用于开展周边公共外交的资金有限。从人力资源上看，由 于长期以来全国性与地方性的“二元”结构，地方高校的师资力量相对薄 弱，而我国政界和学界的“旋转门”制度也尚未确立，地方高校致力于周边 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的人员较为不足。
其次，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意识不足。地方高校对国际化内 涵的理解一般限于教育、文化交流，未能上升到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化解中 国威胁论等不利的舆论困境，提升中国话语权，服务于总体外交的层面。此 外，在地方高校国际化中，大多还是更重视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 国家的交流，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重视不够。诚然，大国因素（尤其是美国因 素），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毋庸置疑，但若没有一定的国际关系素养和公 共外交意识，就容易将交流限于与特定发达对象国特定领域的互动，而未能 以服务周边外交的大视野来进行。
地方高校服务于周边公共外交的潜力能否得到更好的挖掘，归根到底 取决于中央对总体外交统筹能力的提升。做好周边公共外交工作，应处理好 中央外交与地方外交的协同关系，将服务中央总体外交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地方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需求有机结合，让地方成为服务中央周 边外交战略的实际操作者、平台提供者和理念革新者。积极构建央地协调的 外交社群是实现此战略的重要一步，应在统筹主要地方外事部门，例如地方 外事办、外宣部门、地方发改委、商务委（商务厅、经贸厅）、侨办、政协 外事委等的资源基础上，协调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部门的对外事务， 充分发挥企业、媒体、高校等社会各界的对外交往能力，形成更接地气、更 灵活高效的“外交共同体”，促成周边外交战略的落地生根。
陈 维：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