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国宾馆在公共外交中的综合作用
张国斌
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重大外交外事接待和会议场所，在 我国外交中地位独特。如果说接待各国元首及政府首脑、承 办大型国际会议，是以传统的外交手段展现中国形象，那 么，在正式外交活动期间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组织国外友 人进行参观游览，则是以公共外交的方式展示国家的“软实 力”，是对传统外交方式的重要补充。作为许多重要非正式 外交活动举办地的钓鱼台国宾馆，是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 要舞台。
本文以作者在钓鱼台国宾馆工作时的亲身感受以及对外交工作的认 识，粗略地谈一谈钓鱼台国宾馆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供读者参考，以期更 好地挖掘并发扬这座“皇家苑囿”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潜质，使之为新时期我 国的外交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昔日皇家园林，新中国外交辉煌的见证者
坐落于北京西郊阜成路上的钓鱼台国宾馆，是东方惟一一座具皇家气 派的现代化超五星级园林别墅宾馆。作为京城的神秘地之一，半个世纪以 来，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办了无数 场高端政务及商务活动，见证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数个辉煌瞬间。
钓鱼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800年前的金代。当时这里位于京城的西北， 名为鱼藻池，水域面积很大，玉渊潭和钓鱼台没有间隔，是金、元皇帝的游 幸之地。金代章宗皇帝曾在此筑台垂钓，因而得名“钓鱼台”。 1958年夏季，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并接待应邀来华 参加国庆的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周总理提出兴建一座有中国特色的 高级国宾馆，责成外交部组织、筹划、营建国宾馆。外交部几经挑选，最后 选定了钓鱼台为建国宾馆的地址，并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 1959年国庆庆典前夕，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启用，以后陆续扩建修葺。 此后，国宾馆专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知名人士， 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1959年“十一”前夕，应 邀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各国政要们，成为首批国宾陆续住进了钓鱼 台国宾馆。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每个代表团入住一栋楼。 截至2009年底，钓鱼台国宾馆已接待了1144位来华访问的外国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如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罗纳德·威尔 逊·里根、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俄罗斯 时任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 米罗维奇·普京。
活的文化宝库，外交领域的“文化使者”
从目标上看，公共外交针对的是外国民众，具有知名度、美誉度和认 同度的不同层次追求。在此方面的实践，可以说钓鱼台国宾馆一直走在前 列。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她既担负着接待外国首脑的使命，也承载着展示 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既是高规格国际交流的舞台，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文 化交流平台。
“为什么选中钓鱼台为国宾馆兴建之址？”我的老领导，钓鱼台宾馆 管理局原局长冯树森解释说：“在地理位置上她是最优越的。北京的国际机 场在东方，钓鱼台宾馆在西方，当外国元首抵达机场前往宾馆之前，从东往 西走，肯定经过长安大街。这时候，他们会瞧见北京的主要大街道，了解整 体面貌、留下深刻印象，用意就在此。”
而从园林艺术角度，国宾馆厚重的历史与精致的景色，给众多下榻此 地的外国元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皇家气派的建筑艺术、舒适现代的设 施、丰富精美的饮食、清新怡人的自然景观，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中国悠久历 史积淀下的文化风貌，并通过外国媒体的镜头与国际友人的口耳相传，在外 国民众心目中“润物细无声”地植入对中华文化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 钓鱼台国宾馆从创设的第一天起，就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她缓和了 剑拔弩张的外交谈判、紧张繁忙的外事活动，为普通外国民众和新闻媒体 带来了“枯燥”的外交活动之外，还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美 窗口。
建馆之初，中央有关部门就提出要把钓鱼台国宾馆作为展示中国历代 文化的重要场所。国宾馆竭其所能广泛收集有文物价值的明、清书画、瓷器 及传统家具，并不断得到收藏家和当代著名书画家以及海外华侨的捐赠。目 前，国宾馆珍藏及陈列的古玩、字画、家具已达数千件，分别陈列在各栋楼 馆内。
此外，钓鱼台国宾馆的美食亦名闻天下。克林顿在1998年访华时下榻 国宾馆，他曾对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说“国宾馆太美了，我不走了”，并赞叹 “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是世界—流的”！
中国民间有鲁、川、粤、闽、苏、浙、湘、徽八大菜系，而“钓鱼台 菜”被国内外贵宾和中国烹饪协会称为第九大菜系。其菜品由国宾馆、故宫 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家联手深研古籍，并以雍正皇帝、慈禧太后 的膳食为主，结合现代科学饮食的要求开发出极具养生、养颜功效的精美膳 食。像鱼翅捞饭、小笼牛肉、皇室黑菌肝酱汤、佛跳墙、汽锅酸辣乌鱼蛋汤 和满汉全席，都是一等的佳肴。还有特别酿造的茅台酒，搭配中国菜，品味 非凡。同时，餐具、器皿、服饰皆为故宫博物院协助开发制作。
“钓鱼台菜”广采博揽，取其精华，按“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 的宗旨，形成了自己“清鲜淡雅，淳和隽永”的独特风格。目前，国宾馆共 有一千多道菜肴，基本特点是“三低二高”。三低是指低糖、低盐、低脂 肪，二高是高蛋白和高营养。制定菜谱时，厨师们会尽可能地全面了解中外 宾客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同时兼顾季节、气 候、食品原料、营养等因素。
与时俱进，公共领域的外交新舞台
在人们的印象中，钓鱼台国宾馆因其接待对象的特殊性，普通人常被 拒之门外。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宾馆逐步扩大了对外接待的范围。除了接 待外国首脑和政要，也开始接待商务客人。形形色色的公务、商务活动，让 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家及社会人士进入武警站岗、戒备森严的钓鱼台。
1986年，钓鱼台俱乐部成立，更大范围地向外界敞开了国宾馆的大 门。1989年5月起，国宾馆开放两栋小楼，用于接待自费来华的民间团体。 是年11月，钓鱼台国宾馆正式对外开放。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住进元 首楼。到1990年，钓鱼台国宾馆由开放前每年接待40多个外国代表团猛增到 400多个。如今，每年都有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在钓鱼台国 宾馆举办各类大型商务活动，仅餐饮一项，目前国宾馆每年的接待人数已逾 七万。
公共外交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 传递者，是巧实力武库中的重要工具。向越来越多的中外客人敞开大门，是 新时期钓鱼台国宾馆创新经营模式的理性选择，也是其在公共外交领域做出 的一次积极尝试。坐拥软、硬件方面的最顶级资源，国宾馆在一如既往地担 负外交接待任务的同时，也在不断摸索多元化的外交手段，以期让更多的中 外民众接近、了解国宾馆，在更加广泛、纵深的多元领域内，最大限度地发 挥所长，弘扬并深化“钓鱼台”这一高端品牌。
在此方面，“中国钓鱼台国际旅行社”的成立，为搭建中外民间交往 的平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手段，旅行社以“皇家的品 质，国宾般的服务”承接国内外中、高档旅游团组，接待政府官员，策划和 组织国际经济贸易、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大型会议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外民间 团体的交流与合作。
综合作用，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
作为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钓鱼台国宾馆拥有独特的角色，并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综合作用。这种多重综合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元首外交与文化外交的结合性。国宾馆是元首外交的重要场所，其独 特地位无其他场所可比；同时，国宾馆又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外国政要、商 界大亨、社会精英、普遍民众下榻或游览此地，无形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巨 大魅力和影响力。
公共外交受众的多样性。受众细分是公共外交活动取得成功的要素之 一，但钓鱼台国宾馆则不同，受众是在细分基础上的多样结合。钓鱼台俱乐 部成立之前，国宾馆只接待外国政要客人，而之后，外国商界大亨、社会精 英、普遍民众都是其客人，因而也是公共外交的受众群体。 公共外交活动的平台性。随着中国钓鱼台国际旅行社的成立及运行， 钓鱼台国宾馆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平台作用开始显现，以中外民间交流与 交往为主的众多活动，将元首外交与公共外交融于一体，其综合作用无人 可及。
张国斌：中国驻法国海外省留尼汪圣但尼总领事。
智利矿难救援：媒介事件营销的典范
史安斌
智利矿难救援是媒介事件营销的典范，堪称国家公关的 “登月工程”。智利政府在实施新闻管理和舆论引导的过程 中采用的媒介事件营销策略可资借鉴：正面与负面新闻的 “捆绑式”营销策略、“切割”与“压缩”并用策略以及人 性化和戏剧化策略。
媒介事件营销是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它是 指组织（包括国家、政府、企业、学校和各类社会机构等）借助于大众传 媒对新闻事件的关注推广其正面形象、塑造品牌、传递价值观的公关和传 播活动。
事先设计型和突发应对型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又可分为两类：事先设计型和突发应对型。前一种包括奥运 会、世界杯、世博会等具有全球影响的会展、庆典或仪式，也包括一些影响 人类历史进程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mega-event），例如，美国宇航员 登月，中东和平协议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一种则是指各类突发的公 共危机事件，如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瘟疫爆发、生态或环境破坏、人为事 故，即我们经常说的天灾人祸。
对于前一种事件。我们能够进行精心的策划与筹备，借助于各种公关 和传播手段对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和议题管理，因而可以归类为塑造型传播； 后一种事件因其突发性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真实状况和社会动员能力，则需 要借助于更具挑战性的矫正型传播。随着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这类事 件发生的次数迅速增加，同时对国家形象和品牌的提升或破坏的双刃剑效应 也在逐渐增强。2008年我们经过7年精心筹备，举办了一届成功的北京奥运 会，但是几周之后爆发的“毒奶粉”丑闻，由于缺乏有效的危机传播机制， 则几乎把多年苦心经营的国家形象工程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在一夜之间摧毁殆 尽。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类事件的媒体效应实际上同样重要，我们既要 重视事先设计型的媒介事件，同时更要建立起一套风险传播和危机传播的机 制，使得突发应对型的媒介事件能够由危机化为转机，将其对国家形象的破 坏效应转化为提升作用。此次智利矿难救援就是处理这一类媒介事件的成功 范例。
智利矿难救援：国家公关的“登月工程”
对于智利这样的小国而言，鲜有通过事先设计型的事件进行媒介营 销的机会。即便是后一种突发型的媒介事件，也不一定能够引起世界的关 注。例如，2010年2月底，智利发生了8.8级强震，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烈的 地震灾害之一，但是它所引发的媒体关注远远不能与这次矿难救援相比。 据统计，共有1300多名外国记者云集位于智利北部的指挥救援活动的大本 营——希望营，他们来自五大洲33个国家的200多家媒体，仅英国广播公司 （BBC）一家就派出了近40名记者。在69天的时间内，“智利”一词频繁出 现于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除了少量批评和争议的声音外，全球媒体几乎是 众口一词地赞誉智利政府的危机处理和该国民众所表现出的强大凝聚力。美 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把这次救援比作智利国家公关的“登月工程”， 认为其所产生的美誉度不亚于美国的“阿波罗”号登月计划。此外，这场媒 介事件所产生的光环效应也不容忽视，就连一向销量平平的智利葡萄酒都成 了各国市场上的抢手货。
诚然，任何一次成功的媒介事件营销都是巧实力（smart power）发挥 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软实力的产物。如果没有智利政府和相关部门硬实 力的保证，如果没有井下矿工、家属和全体民众的乐观态度和凝聚力，再高 明的媒介事件营销也不会起作用。试想，如果井下矿工不听指挥，发生内 讧（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出现了少数矿工脱队的迹象，幸好被及时制 止），如果最后的救援有一丝纰漏导致哪怕只有一名矿工遇难，此前所付出 的危机公关和媒介事件营销的种种努力便会付诸东流。因此，硬实力和软实 力的有机结合所产生的巧实力，是国家形象推广和国家品牌塑造得以成功的 有力保证。
此外，智利的个案本身与其他的突发应对型媒介事件有着一些本质的 差别。由于矿工们身处600多米深的地下，尽管全球记者云集新闻现场，但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记者们无法亲身获知。他们只能依赖智利政府这个唯 一的信息源，这就为后者进行有效的新闻管理创造了良机。难怪有人说处理 这场危机的最大功臣之一便是智利总统的新闻协调官雷纳尔多·塞普尔韦 达。正是他直接掌控8台摄像机和媒体报道团队，并且有权决定架设摄像机 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场采访的1000多名记者和全球10亿人看到的 实际上是这位新闻官希望他们看到的一次媒介事件。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前几个月英国石油公司（BP）在美国墨西哥湾的漏 油事件，BP管理层与美国政府的危机公关不可谓不及时。但这次事件的新闻 现场曝露在全球媒体的聚光灯下：火光熊熊的油井，漂浮着油污的海面，垂 死挣扎的海鸟。这些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是BP总裁和奥巴马总统的诚恳道 歉和诡辩说辞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智利的媒介事件营销占据了天时、地 利、人和，是一个可以写入新闻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教科书的经典范例。
媒介事件营销策略
尽管这个案例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偶然因素和不可复制的条件，但 是，智利政府在实施新闻管理和舆论引导的过程中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 资借鉴的经验。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媒介事件营销旨在借助事件本身吸引媒 体关注，产生媒体曝光效果，最终塑造国家的正面形象，提升其美誉度。具 体来说，智利政府使用了以下一些策略和手段，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第一，正面与负面新闻的“捆绑式”营销。该营销方式是在可以影响 或控制突发事件的总体舆论走向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以将正面和负面的新 闻事件通过“捆绑式”的营销手段一起传播出去。这一方面显示了政府的诚 恳态度，同时也通过这种正负面信息的“套装”使得正面效应得以放大，从 而降低负面效应，甚至完全抵消负面效应。在这次矿难救援中，我们看到智 利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新闻发布秉持了及时、坦诚和公开的原则。在危机爆发 的初期，他们采取了这种“捆绑式”的营销策略：一方面强调在矿井中已经 建立了风险机制，例如，事先修建好的矿工避难所，储存了救命罐头以及矿 工们事先接受过风险教育，可以做到服从指挥，临危不惧；另一方面，不回 避矿井公司在安全制度上的缺陷，救援技术和设备的落后，例如最初反复向 媒体声称这些矿工“年底才能见天日”。这种正面与负面信息同时发布的策 略既获得了媒体和舆论的同情和理解，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智 利，赢得了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物资、技术和道义上的支持， 使之成为一场“国际大救援”。反观上文提到的BP泄油事件，BP高层从一开 始只发布正面新闻，试图掩盖这场危机的真实状况，信誓旦旦地表示能够凭 借自己的力量解决这场危机，连奥巴马总统对此也深信不疑，为BP辩护，结 果却反而遭到了媒体和公众更为强烈的质疑和抨击，导致了BP首席执行官的 辞职和股价大跌。
第二，“切割”与“压缩”并用。在新闻管理的过程中，我们要尽可 能将正面信息“掰开揉碎”“时时有信息”，切割和衍生出更多的同类信 息，从而实现正面新闻的实时发布，挤占负面舆论炒作的空间。反之，对负 面信息，我们则要尽可能归并和压缩，既不刻意回避和掩盖，同时也尽可能 降低其新闻效应。在智利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媒体报道不厌其烦地描述矿工 们的井下生活细节，通过名为“白兰鸽”的空心圆管向井下运送补给品的过 程，甚至连美国营养师配置的食谱也被媒体津津乐道，这些碎片化的正面报 道体现的是智利政府对井下矿工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对矿主、企业和政府监 管部门在这场危机应当承担的责任始终是采取“合并同类项”式的新闻发布 方式，并没有一一加以厘清和挖掘。这场危机塑造出了一个媒体明星—— 智利的矿业部长戈沃尔内。他无疑是应当对这次事故直接负责的“利益攸 关方”。但他在媒体面前言必称矿工和家属，所采取的一切救援措施都坚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不但没有使自己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反而把自己 “营销”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领导者，他的支持率一度甚至超过了救援“总 指挥”——智利总统皮涅拉。
第三，人性化和戏剧化。69天的救援犹如一场精彩的连续剧，矛盾悬 念层出不穷，大喜大悲起起落落，把这场危机变成了一场“媒体奇观”。智 利政府还充分挖掘了其中的许多人性化的因素，始终以矿工及其家属为主要 切入点，突出体现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普世关怀的新闻点。这33名矿工及其 家庭背景被媒体反复挖掘，甚至连井下矿工向未婚妻求婚、妻子和情妇在救 援现场打架这样的花边新闻都被曝光。这些富有人情味儿的新闻恰恰符合当 今市场化媒体追求人性化和娱乐化的总体要求。通过这种人性化和戏剧化的 媒介事件营销，突出了事件所具有的正面效应，体现了人情美、人性美， 巧妙地规避了政府处理失当、安全制度缺陷等可能引发负面炒作的舆论引 爆点。
综上所述，智利矿难救援为我们如何将媒介事件营销做的更为深入和 更有成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危机驱动型”的社 会特征，即所谓的多难兴邦。在奥运、世博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如何利用层出 不穷的危机事件来提升国家形象，应当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中外新闻发布制度的比较研究”的部 分成果，批准号为08JC86005。）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文化外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作用
田培良
文化外交是沟通人们心灵和感情的桥梁，是增进相互理 解与信任的渠道，也是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的基础。战后中 日文化外交对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独特作用。“围 棋外交”化解僵局，“兰花外交”破解难题，“乒乓外交” 扭转乾坤，“芭蕾外交”传递佳音。一系列文化外交活动在 战后起伏不定的中日关系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都彰显了独到 的魅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 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努力冲破人为限制，积极促进中日关系尽快正常化。战后 初期丁玲、夏衍、冯雪峰等中国著名文化界人士就发表对日箴言，寄语日本 民众走和平民主道路，开展两国文化交流。1949年日本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 会、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日中贸易协会。同时，还开展了旨在介绍、宣 传新中国的一系列文化活动。1950年，日中友好协会筹委会开始设立中国 书刊阅览室、举办“日中友好活动周”，在公园、街头展出“新中国摄影 展”，成立中国书籍“翻译出版恳谈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提 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工作方针，积极倡导中日两国开展各个领 域、各种渠道、各个层次的民间交往，以促进两国官方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1952年，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等人不顾日本政府的阻挠，绕道访华， 打开了战后两国民间往来的闸门。1954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冲破美 日的阻挠访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访日的代表团。从此，通过民间交往渠 道，两国各界人士开始往来，文化交流也陆续展开。1955年6月，日本学术 代表团访华，12月由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回访日本。1955年 10月，日本歌舞伎剧团访华演出，1956年5月,由梅兰芳率领的中国京剧团访 问日本。
随着文化交流的逐步增多，1955年11月27日，中日之间签署了战后第 一个《关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协定》。1959年6月8日，两国民间机构又签 署了《关于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联合声明》，首次规划了两国文化交 流的具体项目。两国文化交流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半机制化状态。据不完 全统计，从战后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国共接待日本文化交流代表团257 个，派出文化交流访日代表团52个，举办大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30次，日本 举办大型日中文化交流活动29次，其中包括文艺、学术、体育、宗教、展 览、演出等诸多领域。文化交流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两国 关系的改善和建立发挥了铺路架桥的作用，有些重要活动间接或直接地促进 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围棋外交”化解僵局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执政，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8年5月，又 发生了日本暴徒扯下长崎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五星红旗的“长崎国旗事 件”。岸信介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副总理兼外长陈毅 发表谈话，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言行，宣布中断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和 文化交流。
在中日关系逆转的背景下，为了缓和危机,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自民党 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于1959年10月率团来华访问，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 副总理举行多次会谈。松村酷爱围棋，陈毅也是围棋高手。会谈之余，两人 数次对奕，结为棋友。陈毅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 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松村欣然同意。在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松 村希望中国派围棋代表团访日，以围棋为突破口推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发 展。在松村的推动下，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围棋界 人士广泛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
1962年,针对当时日本政府对华关系出现积极迹象，中国派出以国家体 委副主任李梦华为团长、日本问题专家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首 次访问日本。出发前夕，周恩来总理指示孙平化：“到日本有机会见到松 村、高碕两位老先生，转达我和陈毅副总理的问候，并欢迎他们来中国就改 善中日关系、发展长期贸易交换意见。”陈毅副总理还要孙平化随团去搞两 套活动，“即围棋代表团活动和你个人单独活动”。孙平化到日本后，转达 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松村和高碕达之助的问候和访华邀请。松村愉 快地接受了邀请，并提出了以积累方式，从贸易入手，逐步打开日中关系的 设想。孙平化回国汇报后，周恩来总理当即决定，发报邀请松村、高碕访 华。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走了一着“棋外之棋”。
此后两国围棋界开展了频繁的交流。1963年9月,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 代表团访华，日本棋院授予陈毅副总理围棋“名誉七段”称号，以表彰他对 推动两国围棋交往所做的贡献。这是日本围棋界第一次授予国外人士这样的 荣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赠送证书仪式上，周恩来总理说，围棋界的交往 不仅有助于我国棋手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当时任中 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为此赋诗词祝贺：“乾坤黑白，尽扫寻常格。奇 正相生神莫测，一着风云变色。今朝隔海同欢，别张一帜登坛。两国千秋佳 话，元戎七段荣衔。”
1964年12月，受“围棋外交”的感召，日本29位著名围棋手发表倡议 书，号召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 的活动，许多棋手走上街头，在闹市区征集签名，有力地促进了日中友好 运动。
岸信介在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下台后，池田勇人 内阁成立，中日关系形势开始有所改变。自民党池田派内部一些人积极推动 松村等同中国发展关系，池田本人也支持松村等人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奔走。 他对松村说，“我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希望松村成为我朝向中国的 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此后，松村确实成了日本“朝向中 国的面孔”，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掘井人”之一。 “兰花外交”破解难题
1962年9月，松村如约第二次访华，同周恩来总理商谈如何开辟半官方 渠道。松村喜欢兰花，每到中国，必去兰圃观赏兰花，也经常到同样爱兰的 朱德元帅家里赏兰，和朱德元帅也结成了“兰谊”。周恩来总理遂以名贵 “环球荷鼎”相赠，松村深知“环球荷鼎”的珍贵，将其视作珍宝。松村此 访促成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签订，开辟 出一条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半官半民的新的贸易 途径。
但落实《备忘录》贸易却遇到重重困难，美国和台湾的压力让池田内 阁为难，互设代表处也遇到了阻力，日本政府迟迟不肯批准向中国出口生产 维尼纶的成套设备。在履行《备忘录》问题上，日本政府能否批准使用输出 入银行贷款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也是关系到中日关系能否真 正迈出改善步伐的实质性问题。1963年4月，松村向中方提出他要以日本爱 兰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中国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日。松村爱兰众人皆知，但 以交流兰花的名义邀请代表团访日，醉翁之意不在酒，实为在没有外交关系 的情况下准备安排中方与日方政府主管官员接触，以图打破僵局，兰花交流 是为遮人耳目。1963年4月29日，由兰花专家、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张 兆汉为团长，日本问题专家孙平化、王晓云和王效贤这些被松村戏称为“兰 花韭菜不分的人”为代表团成员的中国兰花代表团赴日访问。中国兰花代表 团与日本兰花爱好者进行交流后回国，孙平化等三人留在日本，在日方友人 的帮助下，与日政界要人和政府主管高官秘密接触，取得了积极成果。6月 29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引进日本维尼纶成套生产设备的合同。第一次成套设 备的引进,大大增强了日本工商界发展日中贸易的信心。8月30日，池田内阁 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中日“兰花外交”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
1964年松村一行再度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关于互派备忘录贸易常驻代 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和关于中日双方交换常驻新闻记者的会谈纪 要。中日双方互设了半官方办事机构，并实现了互派常驻记者，两国建立 起了半官方联系。根据上述有关会谈纪要建立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 联络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一直发挥着传递信息、为两国政府沟通的重 要作用。
“乒乓外交”扭转乾坤
1964年11月，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上台，中日关系再陷危 机，但两国人民要友好，中日关系要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民间友 好交流继续扩大，文化交流继续发挥铺路架桥的重要作用。 早在1956年4月，在东京举行第二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中日两 国乒乓球队就开始了交流，此后，随两国民间交往逐渐增多，日本运动员 经常被邀请到中国进行比赛交流。1964年中日乒乓球队分别于5月和10月互 访，日本乒乓球队到北京参加比赛时，周恩来总理夫妇设家宴招待，当听说 日本乒乓球队员松崎君代将要结婚时，特意送给她一块丝绸衣料作为礼物。 中日“乒乓交流”的蓬勃开展以及周恩来对日本乒乓球队的特殊关照打动了 许多日本民众。
1971年初，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乓球协会主席后藤钾二排除 各种困难和阻挠，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3月，中国派出了由赵正洪为团长、王晓云为副团长 的63人大型代表团。就在这次比赛期间，中国开展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 交”。王晓云在日本与政、财各界要人广泛接触，会见日本人士达500人 次，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也首次会见了来自北京的客人，王晓云的 活动被日本媒体称为“王旋风”。同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这次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还促成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为打开中美关系 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宣布美国 总统次年访华。同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的“越顶外 交”使日本受到强烈的“尼克松冲击”。面对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日本要 求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从财界到政界唯恐落后于形势，关东、 关西财团接踵访华，各政党团体也加紧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乒乓 球为中国开展“乒乓外交”搭建了舞台，“乒乓外交”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 化铺设了道路，从而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创举。
“芭蕾外交”传递佳音
1952年，周恩来总理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访的帆足计、高良富、 宫腰喜助赠送了电影《白毛女》拷贝，在日本上映后获巨大反响。日本松山 芭蕾舞团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夫妇观后深受感动，遂将其改编为芭蕾舞， 松山树子扮演主角喜儿。1955年2月，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东京上演，获 得好评。1955年7月25日，周恩来总理会见访华的松山树子一行时，特地请 来在歌剧中扮演白毛女的王昆和在电影中扮演白毛女的田华，中日两国三位 “白毛女”齐聚一堂，在中日艺术交流史上留下了友好佳话。1958年，松山 芭蕾舞团应邀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首次访华演出，先后在北京、重庆、武汉、 上海等地演出28场，引起轰动。1964年，松山芭蕾舞团再次访华演出，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观看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因为上海舞蹈学 校继松山芭蕾舞团之后也将《白毛女》改编成了芭蕾舞，所以毛主席称他们 为“老前辈”。1971年松山芭蕾舞团又一次访华演出，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 并接见全体演员。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改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成为中日邦 交正常化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中日芭蕾交流也好 戏连台。
1972年敌视中国的佐藤政权在内外交困中下台，7月7日，主张尽早实 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组阁。就在田中就任首相的第三天，中国派出 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芭蕾舞团200多人出访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友好 访问和演出。上海芭蕾舞团在日本期间，松山芭蕾舞团尽可能提供方便，清 水正夫团长全程陪同。出访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中日邦交正常化现在到了 火候，要抓紧把这件事落实，推动田中访华，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访日期间，孙平化积极开展对日上层工作，会见政府高官、政党领 袖、财界首脑等，先后四次见到大平正芳外相，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田中 首相访华的邀请。8月15日田中首相会见孙平化等人，感谢周恩来总理的好 意，表示他已经决定访问中国。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通过 访华，使两国关系能顺利发展，达到“有终之美”。1972年9月25日，田中 角荣首相一行来到北京，经过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于9月29日签订了《中 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日正式恢复邦交。
诚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5月31日在与中日两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座 谈时所说，文化是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感情和心灵的桥梁。中日两 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形成了难以切割的文化因缘。这是中日关系 独有的宝贵财富。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如春雨般润物无声。中日关系得以 恢复和发展，文化交流功不可没。
田培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
人权研究机构的公共外交使命
张晓玲
在当代，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如何消除国外大众对中国人权的误解，提升国家形象，维护 国家利益，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央党校 人权研究中心在公共外交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以此窥见人 权研究机构和人权学者所承担的公共外交使命和可以发挥的 积极作用。
公共外交肩负着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使命。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进步在世界上是最 为突出的。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外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了解较少、 误解较多，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把他们的人权模式当作是国际标准，不断地 提出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指手画脚，迷惑了不少国外的民众。面对 这种国际人权斗争新形势，让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了解中国在人权方 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 益，极其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人权研究机构和人权学者在这方面可以发 挥积极作用。
中国人权成就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
人权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我们党既定的执政理念和 执政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取得了历史 性的进步。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 人权问题更加重视。2004年，中国首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这在中国人权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6年，尊重和保障人权 明确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权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主题。2009年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26个国家之 一。随着法治的发展，我国人权保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国已基本形成了 以宪法为核心的人权法律体系，建立了基本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政治权利 保障制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
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为保护人权所做的努力。1995年成功主办联合国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2006年当 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是《发展权宣言》的主要提案国，是《残疾人 权利国际公约》的主要起草国。中国已经批准或加入了25个国际人权公约。 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008年12月10日，我国在人民大会堂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60周年，胡锦涛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世界人 权宣言》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推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共同愿望，对世界人权 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国际人权合作，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高度重视人 权、致力于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开展人权领域的公共外交，有利于我们对外宣传介绍中国的人权观点 和成就，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影 响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等建立了越来越多的人权 研究机构，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是我 国最早建立的人权学术机构之一。近年来，在中央党校校委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下，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同国外的人权学术交流不断加强，在公共外交 方面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尝试。
中央党校的多位校领导曾分别带团到加拿大进行人权学术交流，同加 拿大人权委员会、大学、非政府组织等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学术交流，介绍 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宣传我国人权理论和人权建设的基本成就， 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还接待了来访的加拿大人权与民主 研究中心代表团、加拿大隐私署长率领的代表团、欧盟政治官员和人权专 家、越南人权代表团，同瑞典罗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人权和人 道法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瑞典的经验和启示”的 学术研讨会。通过这些对话和交流，我们从不同方面介绍了中国在人权制度 建设和实践中的成就和新进展，效果很好。加拿大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的 代表团长在一次研讨会总结致辞上说，“我们每次来访，都感受到中国的 人权在进步。”
这些年，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中深切感受到：我国在人权建设方面取 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是我们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为我们开展公 共外交提供了多方面的话题和丰富的资料。深入研究和总结我国的人权成 就，使我们在国际人权交流对话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人权研究机构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窗口
人权研究机构开展的国际人权对话和交流是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体现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开放态度、展示中国人权发展真实状况的 重要窗口，发挥人权研究机构的重要窗口作用，有利于提升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良好形象。
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承担着对外宣传中国人权立 场、维护国家利益、对内开展人权研究和教育的任务。2007年，经中央党校 校委批准，中央党校人权中心同加拿大人权与民主研究中心签订了3年合作 协议。3年来，中央党校人权中心同加拿大人权与民主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两 次人权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和蒙特利尔召开。
第一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人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人权教育是联合 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的促进人权的新战略，为了推进世界人权教育的发 展，联合国曾把1995至2004年定为人权教育十年。今天，人权教育已经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重视人权的标准之一。我们围绕这一主题，全面介绍了中 国政府对人权教育的重视，重点介绍了作为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最高学府的 中央党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对高中级官员人权教育的情 况。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为了搞好人权课题的教学，曾经开展了10多项重 要人权课题的研究，编写出版中央党校人权教材，在此基础上开设一系列人 权课程，比如“国际人权问题研究”“当代世界人权保障制度研究”“人权 观念的历史发展”“人权法律与实践”“劳动权利保障与社会稳定”“人权 保障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人权理论”“科学发展观与人权”“刑法与人 权”“推进《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落实”。对于中央党校如此重视并很早 开展对官员的系统人权教育，外国学者感到很吃惊，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对人权保障问题的重视。
人权研究机构可以通过学术交流的形式同外国学者进行有效地沟通， 用国际人权公约的概念和外国人听得懂的概念，宣传我国的社会主义人权观 和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及人权成就，有针对性地消除国外学者的偏见。 中央党校人权中心同加拿大人权与民主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 的主题是“人权法律及其实施”。为了更好地塑造我国积极实施国际人权公 约的国际形象，我中心学者认真研究了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人权法律的关 系，在研讨会上深入介绍了中国国内法是如何实施国际人权公约的，明确提 出：中国对国际人权法的执行是积极的，为落实这些公约采取了很多措施， 许多国际人权法规则已经被“转化”为中国的国内法规则，因而可为其国内 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所适用；国际人权法是中国人权法制建设的重要依据 和标准；中国充分发挥国际人权公约在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方面的积极作 用。这些发言从国际人权公约的高度评价中国人权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就，客 观而有说服力，效果非常好，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兴趣和肯定。
人权研究机构的公共外交使命
在国际人权运动的背景下，人权已经成为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话题。 人权研究机构承担着重要的公共外交使命，即利用自己的学术资源，在各种 形式的国际人权交流中，自觉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中国取得 的巨大人权成就，维护国家的利益。
要完成好这一使命，就需要深入研究人权问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基 本方法对人权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的 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有全面的理解，对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以及国 际人权保障与国内人权保障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通过这些年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我们认识到，人权研究机构的公共 外交使命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具有积极的作用。
首先，作为学者，我们的研究水平和与国外学者的对话能力，从一个 侧面提升了我国重视人权的良好国际形象。试想，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大力保 障人权和促进人权，就不可能有研究人权问题的良好环境，更不可能在中央 党校建立人权研究机构，开设人权课程。人权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本 身，就是我国对外人权宣传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其次，人权研究机构在人权对话和交流中坚决回击个别西方学者的无 理指责，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我们在人权对话和交流中，也遇 到个别西方学者提出所谓“法轮功”问题、少数民族歧视问题，我们进行了 坚决斗争，用理论和事实有力地驳回了其谬论。
再次，人权学术交流是有效沟通和理解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消除国外 学者对中国人权的误解和偏见。比如，加拿大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的一个教 授开始对中国非常有成见，不断提出中国的言论自由权问题。我们在研讨会 上发言介绍中国法律对言论自由权的保障和实践中的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的 情况，在会下的交谈中进一步用例子和数据说明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 她私下问一个中国学者，你们会上的发言是不是经过党校审查过？我们的学 者笑着说，我们都是自己研究的成果，党校不需要审查。后来，她的态度发 生了很大变化，转变了对中国人权的负面看法，对中国学者非常热情友好， 并且提出请我们帮她儿子介绍一个中国女朋友。2010年，加拿大人权与民主 发展中心主席亲自率代表团来中央党校访问和学术交流，提出续签同中央党 校的学术合作协议。2011年初加拿大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新任主席亲自率领 代表团来中央党校访问和交流，正式与中央党校签订了3年合作协议。
2008年，我作为中央党校人权中心的主任赴瑞典进行人权学术交流，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对于这次以人权为主题的学术访问给予大力支持，并派大 使馆官员参加了其中两次重要的人权研讨会。中国大使馆的参赞说，人权问 题在国际上回避不了，非常高兴中央党校专家来瑞典参加人权对话交流。你 们以学者的身份出面介绍中国的人权成就，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以后，遇到 人权对话时，我们可以按照你们介绍的模式来宣传。我同瑞典的大学、人权 研究所、工会等专家学者围绕“人权教育、人权法律、劳工权利、妇女权 利”等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座谈和研讨，我以学者的身份介绍中国在这些领域 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人权成就，并回答了瑞典专家学者的提问，消除了他们 的一些片面看法和疑惑，使他们对于中国人权的新进展有了比较全面的了 解，对于中国在人权保障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巨大进步，瑞典官员和专家学者 表示认可和称赞。
人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国外对我国的人权状况了解不多，加 上西方媒体的偏见，外国人看到的负面信息多。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国际舆 论环境，需要我国人权专家学者多说话，多宣传，多介绍我国在人权保护方 面的新进展和成就。为此建议：一是加强国内人权研究和人权理论建设，培 养更多的人权学者和专家，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二是进一步建立和发展 有效的人权交流合作机制，推进人权公共外交的开展，促进人权领域的沟通 和理解，更好地让国外大众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我国人权研究机构承担着公共外交使命，人权学术交流是对政府间人 权对话的一种补充，可以直接起到影响国外大众，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人 权研究机构应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公共外交使命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加强对外 宣传的范围和力度，改善国际对华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
张晓玲：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政法部人权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编《人权理论基本问题研究》，合著《中国人权建设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