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外交

王义桅 赵可金 俞新天

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义桅：正如日本海啸引发的核生存危机所揭示的，我们已经走进了 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新时代的主题，从生产方式竞争到生活方式的竞争，从 国家竞争到人的竞争，从物质竞争到心灵竞争，从资源竞争到信息竞争。这 一新时代的外交涵义，就是公共外交从政府外交的补充，日益成为外交的又 一支柱。这也是公共外交在中国已从学术词汇、媒体名词，变成一种政策流 行语，并成为本届政府的最大外交亮点的时代背景。

相比于时代发展要求，中国公共外交存在三大软肋。 传统文化是传经文化而非送经文化。历史上我们只有“西天取经”的 故事或“万国来朝”的壮举，很少有传教士精神，即便郑和七下西洋，也只 是传播皇恩浩荡，并未积极输出中国观念。现在孔子学院积极走出去，是大 胆尝试。但其中的孔子更是万世师表的象征，绝非儒教教主——中国世俗文 化的内敛性，是我公共外交缺乏积极进取心的重要制约。相比，美国商业扩 张是以传教士为铺路石的，其公共外交具有浓厚的天定命运情结，因而不仅 为外交官所践行，甚至为普通民众所传播。

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对西方民众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界定为 共产党中国。对共产主义体制的误解，加上西方民众对政府和权力的天然不 信任，无形中转嫁到对我政府行为，包括公共外交行为的不信任。 强政府弱社会模式。政治体制的软肋，需靠民间弥补，而我国市民社 会不发达，缺乏与国际社会对等对话沟通机制。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对商业 的抑制，在开展对外市场营销方面，面临很大的不对称性。 赵可金：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提升很 快，提前步入了崛起冲刺期。在这一阶段，作为一个综合国力快速上升且价 值观念与众不同的国家，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预期会急剧上 升，各种怀疑、担忧、疑虑、猜忌将会呈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态势。与 此同时，中国被突然推到国际社会舞台的中央地带，从官方到民众，也必然 会经历一段时期的不适应，各种无所适从、谨小慎微、犹疑不定的表现也会 伴随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产生自身与外国世界的各种 不适应的焦虑感是任何一个国家加入国际社会都会经历的，无需惊慌失措。 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战略上的调整和心态上的抚慰等一系列措施，尽快压 住中国战略走向的阵脚。 显然，公共外交就是中国主动调适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战略举措， 主动治理国内外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种种“焦虑症”。从这一战略视角出发， 当前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化解基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 会对中国未来战略走向不确定性的各种焦虑感，在中国自许与世界期待之间 架起一座通畅的沟通和了解的桥梁。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寻求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软着陆。不管中国人自己怎么评估，中 国当下正在走的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舆论看来是一种“中国奇迹”“中国冲 击”，长期持续的高速度、日益扩张的经济规模以及在国际社会不断攀升的 影响力，都让世界大吃一惊。如何让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中国道路的合理性， 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是缩小中国民众融入世界的心理落差。对普通中国老百姓而言，突 然之间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眼花缭乱的世界万象和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 对他们的心理世界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如何帮助中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世界， 以平常心对待世界风云变化，也是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是推动中外思想人文交流走向深入。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核心是 中国思想和世界多样化的思想包容并存的过程。打开国门，思想文化的撞击 发生在每一个人广大无垠的心灵空间，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与自己 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这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公共外交扎根于 形式多样、轨道不一的跨文化交流领域，需要长期打算，不可急于一时。

中国公共外交的特点及其表现

王义桅：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外交有以下特点。 滞后性。中国的公共外交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其理论探讨更落后于 实践运作。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不能停留在学习、模仿阶段，必须针对中 国崛起与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制定相关战略。而现 阶段公共外交不仅是一个概念、战略思想和表述，它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具有 某种意识形态意味的话语体系，在很多时候颇为束缚战略思想的创新。如何 冲破这一话语体系，在新的语境和情境下思考中国战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

国家性。一方面，我国公共外交国家色彩太浓，另一方面，受制于 中国国家身份和定位的模糊。当今中国同时兼有“传统中国”“现代中 国”“全球中国”三重身份，以及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活力中国 （dynamic），多元一体（divers）“3D”定位。变动中的身分与定位，很难 向外界说清楚你是谁，你如何发展及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发展起来的中 国将如何与世界相处？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并追求一个怎样的世界？ 人性化。我国文化特色重人情轻事理，重问题轻观念，缺求真情怀和 普世性诉求。重要表现就是理论性不够。当然，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 继承和发展，必须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大同世界”理念化解“世界之 中国”与“中国之世界”之间的矛盾；但同时，公共外交必须着眼于中国的 外交实践，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以信息时代的通行法则和共同语言向 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而非用向国内公众阐明本国外交方针政 策及相关举措，来争取国外民心民意。

赵可金：与其他国家相比，人民外交是新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特 征。人民外交始自20世纪20年代苏联为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推出的一 种外交样式，是与政府间的官方外交相对而言的，它以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国 际交流为重心，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外交都是外交的表现形式。具体 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线，以周恩来为代表 的中国领导十分强调外交依靠两国人民来进行，并戏称为“3958部队”（三 教九流、五花八门）。近年来，中国在加强海外公民保护、积极参与维和和 护航使命、大力开展灾难救援外交，设立“开放日”“外交档案解密”以及 加强外交为民服务等制度，中国公共外交正以一种以人为本、清新务实、开 放透明的格调迎向新纪元。

第二，方法灵活。中国的人民外交坚持“上中下”、“左中右”都可 往来的特点，与国外议会、党、团要人、社会知名人士及经贸、科技、金 融、文教、新闻、体育、企业、宗教等各界建立了广泛的友好联系。在方式 方法上不拘一格，有围棋外交、乒乓外交、熊猫外交、晨练外交、杂技外 交、京剧外交等等不一，只要可以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任何方法都可 以顺手拿来，成为推动国家友好的使者。

第三，党的领导。在中国，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很多，包括党政军部 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人民团体，教科文团体、体育代表团、卫生组 织等民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人民外交机构是国新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委员 会。但是，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初步形成 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领导、外交部和中央外事办公室协调，各部委协同配合 的公共外交大格局，不仅在组织体制上更加系统化，而且在公共外交实施上 更加专业化，为公共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俞新天：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不仅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而且与 同时兴起的发展中大国也不尽一致。2009年8月，胡锦涛在全国使节工作会 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要开展公共外交，标志着公共外交正式提上了政 府的议事日程。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的综合 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全方位外交成绩卓著，然而，国际社会 公众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内外政策和文化价值观很不了解和理解，加上西方 主流媒体对中国常常充满偏见，扭曲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中国的对外影响 力产生负面作用。

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扭转局面，帮助各国社会公众理解中 国的现实状况、内外政策和未来趋向，如赵启正所指出的，“向世界说明中 国”。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促使国际社会相信公众社 会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和消除对“中国富强必霸”的担 心与恐惧。从更深层来看，中国兼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崛起的 发展中大国和世俗化的文化伦理社会三重特点，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是 让各国公众拨开妖魔化中国的迷雾，认识不仅能与中国合作共赢，而且能与 中国人民心灵相通，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和谐的世界。

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应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王义桅：中国公共外交实践来取得预期效果，应该遵循以下四项基本 原则。

差异性原则。比如，欧洲多样性使得我国对欧公共外交不能采取一刀 切的方式，针对各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层面的担忧和文化传统，开展有针对 性的公共外交。欧洲商界最担心的是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并将其归结为 中国模式——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有了新途径，必须在继续给其创造机遇的 同时，规避其风险。而对于欧洲的政治阶层，他们担心中国发展及影响的不 确定性。公共外交一定要以国内外政策为支撑，展开有效的战略沟通，消弭 其担忧。对于欧洲大众，重视中国崛起对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影响。 现在是关于中国的消息，总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对我们的媒体外 交提出了挑战。

专业性原则。结合信息时代的传媒规律，以外国人喜闻乐见而富有时 代特征的方式，避免国内行为和思维的国际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工作 做到他们的心坎里。

普适性原则。公共外交既有国家特色，又有一定的普适性。我们应超 越自身历史文化与国情制约，提出一整套“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核心价 值观与国际主张，切实有效回答国际社会对中国与世界的关切，引导国际合 作，推动全球治理进程。

时效性原则。对中国的误解，有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也有发 展阶段的制约。为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处理好短期、长期的矛盾，局部与 整体的矛盾，着眼于长远国际形象，注重形象改善的可持续性，由浅入深、 从易到难，长期不懈地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心灵沟通与情感交流。 把公众组织起来是成功之关键

赵可金：中国公共外交优势在民众，特色在组织，在党组织的统一领 导下，动员起亿万民众参与公共外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中国公共 外交的必由之路。在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要想无敌于天下，首要的是把公 众组织起来。

一是通过改善党的领导组织起来。在中国，党管外交，外事无小事的 原则仍然是不能动的。公共外交不能放弃党的领导。在中国，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首要的核心因素，否定了党的领导，各种社会组织打着公 共外交的旗号行动起来，到头来将陷入四面出击的无政府状态。文化大革命 期间，众多造反派组织在外交事务中否定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认为 “人人都可以办外交”，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 训。公众是公共外交的主体，但公众参与公共外交必须贯彻组织起来，有原 则，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进行，这是避免公共外交一哄而上和走形变 样的关键。在新时期，关键是要积极探索改善党组织领导的新思路与新机 制，不能固守依靠政府机构体系组织公众参与外交的老办法，而是积极思考 拓展社会组织体系以改善党的领导的新办法。

二是通过加强统一战线组织起来。统一战线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法宝， 也是新时期公共外交的一大法宝。人民政协是新时期中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 织，人民政协要发挥公共外交的优势，通过居中统筹，将经济、文化、宗 教、华侨等各届别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以人民政协为依托，积极建立和健 全公共外交的外围组织体系，建立各种形式的协会、基金会、委员会，通过 人民政协的制度平台释放公众参与公共外交的优势。比如全国政协的各种会 议制度，可以成为讨论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平台。全国政协的提案制 度，可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外交部门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有效机制。全国政 协的视察制度，可以成为政协委员了解外交情况、检查外交工作、研究外交 问题、讨论外交事务和实行外交建言的重要途径。全国政协的专题调研制度 以各专门委员会为依托，以课题为纽带，联合、组织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围绕国家外交的中心工作，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完全能够提出切实中肯 的意见和建议，广泛、及时地反映社会的事实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呼声，为中 央把握形势、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并推动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所有 这一切都表明，政协比其他国家机构在参与公共外交事务上有着更大的可 行性。

三是通过不拘一格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公共外交中，参与外交的公众 是复数的，有社会精英公众，有焦点团体公众，还有大量的普通公众。从行 业属性来看，公众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不存在统一的同质化的公众。因 此，公众外交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通过公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不拘一格地将公众参与公共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不能采取一刀 切，更不能搞不切实际的一哄而起。惟有不断调动起公众参与外交的积极 性，公共外交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需要理论指导

俞新天：针对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我们需要三个基本理论作为 指导。

第一，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公共外交的落脚点是影 响和争取民心，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世界的和平繁荣。 1 9 5 7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 亲”。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际 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外交的不断开展。

今天，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思想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具有更加重要和 全面的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突飞猛进使得国内问题国际化，国 际问题国内化，内外问题交织在一起，难以区隔。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 涵中，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被排在首要地位，正是为了应对新的情况。现 代化促进了各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民心民意对于各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 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一如既往地推动官方外交的发展，同时与 时倶进地开展对各国公众的公共外交，使两者互相配合，同步协调，获得最 佳的效果。

第二，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寻求共同利益，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 态的差别，与社会上的不同人物广交朋友，求同存异，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 世界民心。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外以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看待的 大有人在。然而，邓小平在“六四风波”后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却说： 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计较历史的恩怨， 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什么问题都可以 妥善解决。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将长期存在，坚持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 应当长期毫不动摇。

张闻天曾指出，要同各国各派别的各种人物广交朋友。要同不同思想 体系内不同思想观点的人物，寻找思想上的接触点和共同点，实行求同存异 的方针。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后，广交朋友才有更大的可能。

第三，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 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同时，在中国发挥更大的地区和世界作用时，也增强 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的意识。

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发生巨变，长期被掩盖的民 族、文化、宗教等矛盾爆发出来，成为世界冲突和战争的原因。西方也出现 了“文明冲突论”，以美国的观点解释这一新现象。面对新的挑战，中国也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江泽民多次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 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应尊重各国的历史 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 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 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中 国的观点为联合国主张的文化多样性、提倡文明对话做出了贡献，也成为发 展中国家和有识之士的共识。

由于更深地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将日益发挥更大的地区和全球作用。 今后应更加强调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在统一性引导下的多样。中国在坚 持自己鲜明的独特性的同时，更应当增强多样性和统一性结合的意识，抓住 文化自我更新的机遇，使自己的特殊性更加普遍化，使公共外交事半功倍。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