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并购需要公共外交
何包钢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海外兼并的成功与失败 与公共外交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以中铝公司收购力拓的失败 为例，充分说明了中国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的匮乏以及发展公 共外交的迫切性。公共外交不应局限于精英上层路线，应充 分了解民意的形成与塑造。公共外交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 是一个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的问题。
2009年2月12日，力拓集团与中铝公司宣布这两家公司已就195亿美元 的战略合作交易达成一致。力拓将从此交易中获到急需的注资来解决其390 亿美元的债务以及由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商品价格下降等问题。中铝 公司的此次投资如果成功，它在力拓集团的股权比例将从9.3%上升到18%。 此笔交易将是中国对一家外国公司的最大一笔投资。此笔交易需要澳大利亚 财政部长韦恩·斯万在听取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后做出决定，同时也要得到 力拓集团股东的赞同。
充满争议和风险的交易
反对浪潮
中铝公司此项交易招致各方反对。澳洲绿党领袖鲍勃·布朗说，如果 此交易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就会控制和管理力拓在澳 洲的矿业资源”。他还说，此交易是“充满风险的……因为独裁专政的共产 党会是幕后操纵者”。绿党在澳参议院呼吁财政部长“阻止中铝公司和力拓 集团达成交易，除非澳财政部长得到保证：中国政府无权任免中铝公司的任 何员工”，但是此提议未获通过。绿党也请求参议院对外国政府实体收购澳 公司的事宜进行调查，尽管这些政府实体的收购企图并未成功。与此相反， 澳国家党巴那布·乔斯参议员的一项提议在参议院获得了通过，他的提议是 隔日进行一项调查。反对党的乔斯也在堪培拉和昆士兰州打出电视广告。在 这些广告里他大声疾呼：“澳政府从未被允许在中国购买矿业，那么我们有 什么理由允许中国政府收购并且控制我国的重要战略资产呢？”他还认为， 如果以后在定价方面引起争议，那么这很可能导致两国外交关系紧张，此后 果比公司间的矛盾更严重。
澳自由党领袖马克尔穆·托布也对此交易表示了反对。托布争辩说， 此交易的最终达成将使我国的重要客户来影响铁矿石的价格，他又对中铝公 司和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深表关注，因为中铝公司前总经理肖亚庆已经出任 中国国务院一要职。托布提出此投资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并且向中 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如果想让自己的大公司到海外投资，中国应该对这些 公司进行私有化。他还批评澳政府过多关注中国，却忽视和日本的关系。 一些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例如英国保险业协会，澳洲基金会投资公司都 对中铝公司获得的优惠政策感到不满，并且对中铝公司参与力拓集团运作的 可能性表示担忧。对于巴西淡水河谷、瑞士斯特拉塔等矿业公司主动与力拓 集团进行商谈，必和必拓和日本三井集团对力拓的联合报价，力拓集团都未 做出充分的考虑，一些机构投资者也对此表示了关注。
一些著名的媒体人物对此交易提出了批评。《澳大利亚人报》的格 瑞·舍瑞丹说如果此交易继续进行，这将意味着陆克文和韦恩·斯万已经受 到中国的胁服。2009年4月初的民调显示仅有31%的民众认为澳政府应该允 许此次投资进行下去，59%的民众反对此交易（但是这并不是单独针对中国 的，因为有超过50%的民众也反对任何外外国投资参与澳洲的矿业公司）。 另外65%的女性和年龄为50岁或以上的民众也反对此投资。大多数工党支持 者反对中铝公司的此次投资，他们甚至反对任何外国公司收购澳洲的矿业。 有11%的受访者未对中铝公司的投资表示任何看法。
理智之声
然而仍有一些澳洲评论人士站出来支持此项交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的经济学家和亚洲事物专家彼得·瑞斯德尔说此交易并不会对澳洲的国家利 益构成任何威胁，中国政府在中铝公司的作用并非十分重要，并且“总体上 讲，中国仍对澳投资不足。”澳前财长彼得·科斯特劳说陆克文支持此交易 是因为他和中国的关系太过于密切，但是彼得·瑞斯德尔对这种指责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彼得·瑞斯德尔也警告说如果澳政府拒绝此交易，那么这将 “导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恶化，这会使人们对我国投资体制的公开性产生质 疑，并且就承诺融入透明的和公开的市场经济方面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极其危 险的错误政治信号。”
澳洲阿德莱德大学的克里斯托夫·芬莱也向反对中铝公司投资的人士 提出了反驳，包括定价权、政府所有权以及中国对外资规则方面缺少互惠政 策。概念经济学公司的执行董事布瑞·费舍尔认为此交易将增加就业机会并 且有助于和中国建立重要的战略关系。
澳洲工会以及建筑业、林业、矿业和能源业工会都支持此交易，并且 建筑业、林业、矿业和能源业工会的矿业部部长说此交易对工人来说很可能 是件好事。昆士兰州州长安娜·布里也对此交易表示支持，并且她还说这对 昆士兰州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游说不利，交易告吹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计划在2009年3月份做出决定，后来推迟了90天。 但此交易最终还是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未做出决定前告吹。此交易在六月 初彻底失败，当时力拓宣布将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进行配售新股。 虽然有消息一开始就说中铝公司为它所希望收购的矿业付出了较高的费用， 但是当此交易一宣布，力拓的股份就上涨了35%，并且矿业商品的价格也在 此期间猛涨，这就使力拓集团处于一种更加有利的地位，而且使一些股东认 为中铝公司在此交易中占了大便宜。据报道中铝公司愿意就新条款进行谈 判，但力拓集团还是决定拒绝此请求，虽然力拓要付给中铝公司1.95亿美元 的分手费。
2010年维基解密网站上一份美国使馆的电报也显示了必和必拓游说澳 政府以阻止此交易，这导致了其最终失败。此电报也显示出中铝公司认为陆 克文领导的工党政府延期批准是导致此交易失败的主要原因。此交易失败意 味着澳财长不必为中铝公司做出决定以及公开地为此进行辩论，所以这也为 工党政府减轻了不少压力。
据美国驻堪培拉使馆馆员说，为了代表这家中国公司进行游说，当时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章钧赛在中铝公司总经理熊维平的陪同下会见了陆克 文。记者理查德·麦哥尔认为中铝公司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中国当局指使下进 行的。他写到：中铝公司是由中国政府精选出来进行此项交易的；此次收购 资金是由政府直接批准的；此次竞购是以其母公司的名义进行，目的是最大 程度地降低外部审核；谈完此交易后中铝公司的总经理调离到由党控制的政府 机构任职，接替他是另一位国企老总，他也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选定的。
陆克文在整个过程中都试图使自己和此交易拉开距离，并且尽力不对 此发表任何意见。在此期间，他对媒体的唯一表态是在伦敦的一次记者招待 会上，他谈到：这些事宜都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评估的。此交易的最终决策 者是澳洲财长。虽然此交易过程需要一些时间，但它完全符合我们的法律以 及内部程序。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出决定，此决定将符合国家的利益。 6月5日在交易宣布失败后，陆克文强调力拓和中铝公司、力拓和必和 必拓或其他任何公司间的交易都是商业行为，澳政府仍然按照“国家利益的 原则”考虑任何提议，并且欢迎外国投资。他指出也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 同时也特别提起前总理霍华德在其任职期间批准了来自中国大约150亿美 元的投资。陆克文也说到他将在当天会见中铝公司的总经理来进一步商讨 此事。
6月6日陆克文重申澳洲是对外资敞开大门的，澳政府对海外投资者的 任何提议都是根据国家利益的原则进行审查。对于是否由于国家投资审查委 员的申批时间过长导致了此次交易的失效，陆克文指出此交易纯属公司间的 商业行为，而且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此审批的时间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等重大问题的决定”。
假如中铝开展公共外交
综上所述，尽管有各方的反对，中铝的收购仍然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澳洲民调中31%的民众支持收购；两个工会、昆士兰州政府、和一些著名学 者也都支持收购。但是，在反对声音占上风的情形中，中铝未做出充分的声 明，不注重做澳洲民众的工作。相反，只是注重做上层游说工作。假定中铝 开展了公共外交，中铝收购的结果是否会完全不同？中铝当时可以做那些公 共外交的事情呢？
第一，上铝应针对反对意见做出正面回答。例如，应强调政治体制和 经济收购是两回事；应该鲜明指出，国营企业其实是西方企业的最初发明和 实践，例如四百年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皇家支持下的拥有军队和可 印钞票的一个现代公司。中国应该反思，澳洲人不担忧新加坡和香港企业， 却担忧中国大型国营企业。新加坡的国营企业为何在澳洲有国际化，西方 化，专业化的良好印象？
第二，中铝可以支持或与各种民间组织，如中澳经贸协会、澳洲的工 会举办一系列公开的讨论会，讨论反对或赞成收购的理由。讨论会可以让赞 成的意见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努力使各种民间讨论会影响民意，促使民调 中的31%支持率上升几个百分点。
第三，中铝可以支持民间组织一场签名运动或让选民直接写信给每个 选区的议员。如果昆士兰州有一份5000名以上的签名报告，支持收购，并呈 上于当时的陆克文总理办公室，那么这种以民心为基础的签名报告比任何上 层精英游说工作就更有效。澳洲民选的政府不能不睬或忽略民意。
如果上述公共外交能顺利进行，至少可以改变言论一边倒的局面，就 有可能削弱反对意见的权威性和道德性：他们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民意。澳 洲公司和陆克文政府在决策时就有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民意观点，就有一个 “下台阶”的机会了。中铝收购的失败反映了中国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的匮 乏，也充分说明了发展公共外交的迫切性以及中国传统精英路线的局限性。 笔者就中国企业并购之事走访了澳洲有关人士。中澳双方相关人士对 相同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一种有趣的对比。一位帮助中国企业在澳洲投资的 专业华人认为，中国企业应低姿态，避免媒体，通过中介，减少阻力。相 反，一位澳洲精通于公共关系的专业人士认为，中国企业应主动与媒体和利 益相关者沟通。他认为，往往是当地的利益相关者与媒体和政治家有深厚的 关系，他们在阻挠中国企业并购中扮演了重大的作用。他的看法是：不是躲 避他们，而是主动地与他们沟通。澳洲媒体是多元的，互联网的新型媒体将 会发挥重大作用。一位在维省专门负责与中国企业沟通的官员认为，美国企 业在澳洲并购也有失败，但是成功率却大于中国。原因之一在于不少美国企 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相反，中国大多企业投资只是在澳洲原有企业的基 础上保留既有的工作。澳洲一位高级律师认为，澳洲政府对“什么是国家利 益”“哪种企业并购涉及到澳洲国家利益”是非常宽泛的。律师的专业知识 可以在这些宽泛的解释中确定一个具体的方向，缩小解释框架。从法律角度 切入，可有效解决企业并购去政治化的问题。
加强制度能力建设
公共外交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一个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的问题。 韦克菲尔德（Wakefield）深度采访了18个国家23个高级管理精英，其研究 结果是，建立世界第一流的公共关系依赖于下述要素。第一，必须拥有全球 性的团队、眼光和战略，他称之为“全球哲学”。第二，公共沟通的方式应 该是从外到内（国内目前海外沟通方式是从内到外，把中国惯用的精英主 导，底下运转的方式搬到海外）。第三，必须由高级管理人员直接负责，建 立一个公共关系办公室，建立一个直接向上汇报制度，海内和海外必须协调 工作。第四，公共关系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全职，经过专业的培训，工作人员 的构成必须是世界性，包括海外地区的当地人。公共外交要求工作人员精通 多文化的实践。由此看中国的实践，在一个各种社会力量卷入中铝收购的风 波中，那么多的利益相关者与那么少的公共外交专业人士构成一个明显的对 比！即使当时中国政府和中铝充分重视公共外交，也只能由驻当地外交部门 机关来执行。一旦由外交部门执行来做公共外交，不少外国人就会认为，这 是不真诚的公共外交，仍然打不开僵局。组织能力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问 题。中国驻外使馆和领事馆忙于接待国内各种代表团，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 和时间来开展上述建议的公共外交活动。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访澳时在墨 尔本市观赏了澳洲一场球赛，澳洲媒体大为报道。欣赏澳洲球赛是谋取普通 澳洲民众好感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值得提倡。
公共外交必须充分了解该国民意是如何形成和塑造的，民意是如何在 决策中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打赢一场公共外交之仗。澳洲不少民众 （包括很多我的学生）相信 “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是他们接受中国中 小型私营企业在澳的投资。澳洲一个专门经营公共关系的全球性咨询公司 （Kreab Gavin Anderson）的调查发现，相当多的政界和企业界精英担忧澳 洲资源是有限的；澳洲的企业经济规模不可能与中国大企业竞争；澳洲在经 济上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相反，中国企业虽有纪律，缺乏透明性。特别是， 中国大型国营企业决策高度集中，非经济的政治因素起了重大作用。2009 年，澳洲中国商业委员会的《与中国贸易对澳洲家庭的好处》报告，以事实 的数据和个案来充分说明，中澳经济深入发展对两国关系的好处。由此可减 少澳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
全球企业并购并不只是关于商务，它必须关注文化，法律，政治的影 响。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大力提倡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企业伦理：保障人 权，劳工自由，保护环境。中国海外兼并工作必须充分考虑这些伦理问题。 中国企业目前大部分停留在只管商业利润，并认为这些伦理问题是空洞的。 但是，这些问题往往构成摧毁企业兼并的重大理由。中国在海外建立了约 六万多个孔子学院，但是这些学院并没有系统地传播儒家传统的企业伦理原 则和特色。在海外，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做公共外交工作，必须真正做到以理 服人。近几年西方用协商民主试验来讨论重大外交问题，如美国对外援助问 题，已积累了一些经验。通过协商、沟通，美国民众大大提高了对美国海外 援助的支持。这些实验是在学者主导下，有公信力，可影响社会舆论。但 是，中国国内惯用的宣传口号，运转方式并不能适应国际新的形势和条件。
何包钢：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讲座教授。
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的三大功能
余万里
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不仅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 主要行为者，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角色和作用也日渐显露 出来。跨国公司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角色和作用不容忽视，具 体而言，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动员、议程塑造 和信息沟通。
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更多地会表现为在政策互动基础上的政治讨价 还价过程，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能够发挥其独特的公共外交功能：首先，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政治动员改变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基础，从而影响决策者 的立场和行为；其次，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游说、宣传，甚至贿赂等方式塑造 政策议程，从而营造对其有利的政策环境；最后，跨国公司凭借其信息资源 和特殊地位，可以在国家间发挥独特的信息沟通的作用。
政治动员：影响政府外交政策
在相互依赖的国家关系中，两个国内社会之间的联系增加，利益的交 汇点也因此增多。相互依赖加剧了国家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任何一项外交 政策对国内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各不相同。在这种利益多元化的 情况下，各个利益集团都会争相提出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并在外交决策过 程中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就构成了罗伯特·帕特南所说的“第二层次”的博 弈，并通过这个过程形成了外交政策的国内基础，即“获胜集合”（Win- set）。帕特南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谈判中“赢面”的大小取决于三方面 的因素。第一，国内各集团的权力、偏好分布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关系。第 二，国内政治制度以及国家能力和国家的自主性。第三，政治家的才能和谈 判策略。
“赢面”的塑造通常需要政治动员，利益只有通过表达才能转化为实 际的政策。当今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制定都是一个相对封闭和集中化的过 程，决定政策的通常是一小撮精英人物，他们不可能全面地考虑和照顾到国 内方方面面的利益和需要。而且精英政治的天然倾向是排斥社会大众的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 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手段施加影响。我们把利益集团为达到特定目标而发 动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定义为政治动员。利益集团政治动员的强度直接决定了 外交政策的“赢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詹姆斯·林赛发现，决定外交政 策的一条基本政治规则是：“真正重要的不在于问题双方支持者的人数有多 少，而在于某一方支持者的立场有多么坚定”“政治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 样，爱哭的孩子有奶吃。”
在这里，政治动员的概念是相当宽泛，政治动员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的，既包括集会、结社、广告、游行等街头政治，也包括游说、政治捐款、 贿赂等幕后政治，其核心是利益集团发现并表达自身的利益需要并影响决策 的过程。在竞争对外政策影响力的舞台上，各种利益集团还会采取合纵连横 的结盟政策，决策者出于自己的利益和考虑也会与某些利益集团结成朝野同 盟。在同国内其他利益集团竞争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具有其独特的利益偏好 和政治能力。首先，作为在国外拥有资产的国内集团，跨国公司对相互依赖 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感受程度都很高，这必然使其更加关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 变化。其次，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财力和一体化的内部组织结构，这又使其 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活动能力。当然，跨国公司强大的政治能力也给他们的 政治动员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工商业利益集团的活动很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 反感和警惕，这一点也决定了跨国公司政治动员的方式和程度。
议程塑造：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还是在国内政治社会中，决策者每天面对的 是无以计数的信息和问题。相对于有限的决策资源，客观世界存在的问题和 信息几乎是无限的。因此，任何决策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从无限的信息和问 题中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解决。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认 为，设定议事日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那些不被界定为 问题的社会状况永远不会成为政策问题，永远不会成为新闻，永远不会引起 政府官员的关注。确定问题是什么比认定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甚至更为重 要。”
美国学者瓦斯克和曼斯巴赫认为，如果把政治系统中任何具体的、可 观察到的价值体现定义为政治筹码的话，那么政治议程就是：“行为者在争 论不休的各种问题当中配置筹码的计划。”在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由于问题领域的分化和权力转化的障碍，各国都争相选择本国资源优势最强 的领域展开互动，围绕议程的设置斗争实际上是一个权力转化效率最大化的 过程。这个过程打破了传统的国家实力的强弱区别，弱国虽然在总体权力结 构中处于劣势，但可以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取得局部的权力优势，从而可以与 强国展开讨价还价。
在国内政治社会中，政策议程的设置也是一个国内资源有效整合的过 程。当一个问题被列入国家的政策议程后，决策者的决定将对社会各个集团 之间的利益和资源配置产生重大的影响。国内资源的整合效率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国家进行政策调整的能力，也就是国家在相互依赖关系的脆弱性程 度，并直接决定了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 政策议程并不完全由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来决定，各个利益集团也可以通过选 择、提出和转化议题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利益集团选择、提出和转化问 题的过程就是塑造政策议程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利益集团争夺政治资 源的主要内容之一。
托马斯·戴伊为美国政治“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绘制了这样一幅图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还是在国内政治社会中，决策者每天面对的 是无以计数的信息和问题。相对于有限的决策资源，客观世界存在的问题和 信息几乎是无限的。因此，任何决策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从无限的信息和问 题中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解决。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认 为，设定议事日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那些不被界定为 问题的社会状况永远不会成为政策问题，永远不会成为新闻，永远不会引起 政府官员的关注。确定问题是什么比认定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甚至更为重 要。”
美国学者瓦斯克和曼斯巴赫认为，如果把政治系统中任何具体的、可 观察到的价值体现定义为政治筹码的话，那么政治议程就是：“行为者在争 论不休的各种问题当中配置筹码的计划。”在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由于问题领域的分化和权力转化的障碍，各国都争相选择本国资源优势最强 的领域展开互动，围绕议程的设置斗争实际上是一个权力转化效率最大化的 过程。这个过程打破了传统的国家实力的强弱区别，弱国虽然在总体权力结 构中处于劣势，但可以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取得局部的权力优势，从而可以与 强国展开讨价还价。
在国内政治社会中，政策议程的设置也是一个国内资源有效整合的过 程。当一个问题被列入国家的政策议程后，决策者的决定将对社会各个集团 之间的利益和资源配置产生重大的影响。国内资源的整合效率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国家进行政策调整的能力，也就是国家在相互依赖关系的脆弱性程 度，并直接决定了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 政策议程并不完全由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来决定，各个利益集团也可以通过选 择、提出和转化议题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利益集团选择、提出和转化问 题的过程就是塑造政策议程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利益集团争夺政治资 源的主要内容之一。
托马斯·戴伊为美国政治“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绘制了这样一幅图 景。议事日程的设定始于银行家和企业家的会议室里，始于律师事务所和投 资公司的起居室里，始于媒体大王的编辑部会议室里，始于基金会和智囊团 代理人的聚会里。先确定问题然后讨论不同的解决方案。强有力的人物开始 琢磨社会问题，如果他们认为有，便接着考虑如何对付它。精英集团大量的 公司社团之间的来往、大量的职业交往、大量的社会接触，都促使精英集团 就什么社会状况值得国家关注达成一致。精英集团的所思所想被传达到各种 基金会、智囊团以及政策策划组织之后，政策制定的过程便拉开了序幕。 戴伊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但是透过这段描述，可以体会到由大企业 主、银行家、律师、新闻媒体和基金会组成的美国权势集团的政治地位和作 用，也可以洞察到跨国公司影响和塑造美国内外政策议程的能力和手段。
沟通信息：“第四权力”背后的掌权者
信息是任何决策行为的基础。制定一项政策，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采纳、政策执行和政策 评估这五个环节中，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信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的运用可以说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用飞鸽传书、烽 火接力的方式传递信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把建立全国性的邮政驿道 作为其统治的重要的手段。
由于信息传播成本的下降，人类进入了信息的时代。这个时代面临的 一个重大问题是信息的泛滥。信息越来越多，而如何使人们关注信息成为问 题。由于“信息的充裕而导致关注的贫乏”，形成了所谓的“充足悖论”。 这样一来，报刊、电视编辑、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以及某些专家学者成为新 的权力来源，因为这些人掌握着鉴别信息、筛选信息和放大信息的资源。新 闻媒体因此成为政治社会中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企业化运作的私营机构，在 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背后是拥有报纸和电视台股份的公司董事会。透过资 本的力量，跨国公司不仅发挥着沟通信息的作用，而且也能够发挥筛选、过 滤和放大信息的作用。
人类社会中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免费信息、商业信息和战略信 息。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战略信息的作用尤其关键。所谓战略信息就是不 被对方所知或对方无法确切获知的信息。在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跨国 公司的直接投资可以被视为一种“高成本信号”。跨国投资行为的发生表明 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的冲突可以 通过两种机制获得和平解决。首先，由于从挑起冲突中获得的利益可能小于 付出的成本，一国宁愿妥协而不继续斗争；其次，相互依赖可以传递可信的 信号，从而打消军事冲突的必要性。由于透过相互依赖传递的“高成本信 号”确实可信，博弈的双方能够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和误判，从而使通过非 武力方式进行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增加。
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获知和沟通战略信息方面具有特殊 的优势。首先，跨国公司直接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和经营活动，他们能够深入 到东道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获取第一手的关于所在国国情、民意的 信息。跨国公司在信息方面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能够有力地影响母国的决策过 程中。其次，跨国公司的高层社会地位能够在双方的决策机制中提供畅通的 信息沟通渠道。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各个国家内部都属于上层集团成 员，他们拥有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交网络，同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大权的人物 发生直接接触和联系，这使信息的传递更加确实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讲，跨 国公司是信息时代“第四权力”背后的掌权者。
余万里：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