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军事公共外交研究

公共外交作为传统外交的补充形式，在国与国之间的对外交往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军事公共外交可以视为军事外交与公共外交的有机结合，目的在于通过军队展开的外交活动，提高本国政府和军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韩国军队出于提升国际形象和“报恩”国际社会的目的，积极参与国际维和、灾难救援等军事活动，极大拓展了公共外交空间，使得国家在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获取了更多的利益。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作为传统外交的必要补充，公共外交正成为世界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不少国家的军队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海上护航、灾难救援、灾后重建等国际事务，军事公共外交的形式和理念正得到人们的认可。在这过程中，军队不再突显其暴力和强硬的属性，而是面向对象国民众采取各种不同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与之建立关系、完善沟通，以柔性方式宣传本国军队和政府，展现国家和军队的正面形象。韩国军事公共外交起步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目前其军事公共外交活动的形式都已初现规模。其中维和行动是韩国推进军事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曾经风靡东亚和东南亚的维和题材电视剧《太阳的后裔》不仅仅展现了“韩流”文化，同时也是韩国军事公共外交成果的一次很好的展示。

军事公共外交的定位和理解

2016年韩国国会通过《公共外交法》，以法律形式确立公共外交在国家外交层面的地位。但《公共外交法》中并没有明确给出军事公共外交的定位，因为《公共外交法》规定推进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主要包括外交部、文化体育观光部、国家品牌委员会以及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没有包括军队， 因此无论是在韩国还是中国学术界，几乎很少有人谈及韩国军事公共外交。事实上，韩国军队自1993年7月向索马里维持和平行动派出工兵部队后，不仅参与了停战监督，还参与了维持治安、人道支援、监督选举等各种维和行动范围项目，确实承担起了对外国公众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任务。

韩国开展军事公共外交的背景

韩国政府将2010年确定为“公共外交元年”。外交通商部为韩国公共外交的主要政府部门，负责管理文化外交、官方开发援助、维和行动等公共外交相关业务。2011年9月外交通商部设立公共外交课，任命首任公共外交大使。2013年韩国正式全面启动公共外交。2017年12月，韩国外交部宣布了《2018年公共外交综合实施计划》，从政府层面大力推进公共外交。

韩国军队通过参加国际维和活动，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步子越来越大，为韩国公共外交政策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在亚洲国家中其海外军事行动的种类和规模仅次于日本，位居第二。韩国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活动，开展军事公共外交，除希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外，还有其根据自身实力和周边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而积极调整外交战略的因素。

积极宣扬宗教思想的“报恩”意识

韩国是一个多种宗教文化并存的国家。在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等文化中都可以寻找到感恩、报恩的源流。韩国政府多次表示，在朝鲜战争中，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帮助和保护，韩国也许就不复存在。如今韩国已经成为中等强国，因此需要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以回报联合国军之恩。李明博曾指出，“韩国已经从国际社会的援助接受国转变为援助提供国，现在是韩国将同经济实力相称的东西回馈给国际社会的时候。韩国的海外维和行动和官方发展援助（ODA）是韩国回馈给国际社会的重要礼物。2013年，朴槿惠也向世人表示“韩国现在应该回报曾经帮助我们的国际社会”。韩国军方人士在谈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多国部队和平行动时, 经常提到今天的韩国已经从“接受帮助的国家”转变为“提供帮助”的国家。

培养与中等强国身份相符的责任意识

进入21世纪，韩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整体经济实力已经跻身中等强国之列。但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太地区，韩国的威信和影响力都明显低于中国和日本，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令韩国政府和国民心有不甘。在此情形下，韩国政府认为韩国应当拥有与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这不仅可以改善韩国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也可以提高本国国民的自信心和对军队的理解。在此背景下，韩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官方发展援助，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来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以此提升国家软实力，构建符合中等强国身份的国家形象。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意识

1993—2008年，韩国开展军事公共外交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巩固韩美同盟，拓宽国际交往，提高国际地位，挤压朝鲜外交空间，增强民族自豪感；2008年后，韩国军事公共外交更多带有“政治军事搭台、经济能源唱戏”的色彩。韩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 因此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对于韩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韩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区域，大都集中在非洲、东南亚、中东等拥有丰富资源或市场潜力巨大的地区。韩国在中东的黎巴嫩、伊拉克以及非洲的西部撒哈拉、南苏丹进行的国际维和行动经济意图非常明显，毕竟中东和非洲地区石油资源丰富，是韩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地。韩国参与这些国家的维和行动，不但可以从官方层面上强化安全合作，还可以有效推动民间的经济交流，积极推进资源外交。东盟是个拥有巨大增长潜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东盟已经成为韩国第二大贸易与建筑工程订单地区，更是韩国的第三大投资地区。对于过度依赖中国的韩国经济来说，东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缓冲地带”。

韩国军事公共外交特点

从广义上讲，军事公共外交是由一国政府主导、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行军事战略为目的的公共外交活动。从狭义上讲，军事公共外交仅指国防部门和武装部队参与的公共外交事务。它是以军队为主体直接开展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外宣、提高军事透明度等活动。韩国军队用于和平目的的海外军事活动应该从1993年应联合国要求派遣工兵营参加索马里维和行动算起。根据统计，截至2016年，韩国已加入联合国安理会主导的16个维和行动中的8 个，还积极参与美国、澳大利亚等主导的多国维和行动。韩国军队以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形式为主的军事公共外交主要呈现以下三点特点。

高度重视“贡献外交”战略，积极促进军事公共外交发展

韩国政府认为政府直接或间接与地方政府、军队、民间团体合作,通过文化、知识、政策等来取得外国国民的理解和信任非常重要。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行动这个平台，可以充分展现韩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符合其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要求。朴槿惠在联合国参加维和峰会时称：“韩国的维和军队怀着珍爱和平的心愿在黎巴嫩等地一直从事着维护稳定的活动，以加强与地区社会的纽带关系。韩国的维和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良好评价，并将会继续努力。”

韩国国家元首在出访受援国时,都会去视察慰问韩国的维和部队。此类活动一方面从传统外交层面上凸现两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可以直接面对受援国民众和媒体，通过与维和官兵的互动展现人文关怀，同时将本国的兵营文化、官兵生活以及与当地民众关系通过媒体传播出去，丰富韩国军队的形象并获得对方国家的民心，进而加深了其对韩国的印象和认同感。

推行嵌入式军事公共外交，利用民生工程塑造“亲和”形象

冷战后，除卢武铉总统为维护韩美同盟，派遣作战部队进入伊拉克外， 韩国参与的国际维和行动大都属于非武装对抗形式。韩国军队在执行维和行动过程中不局限于维护当地的安全和稳定，更注重和当地民众一起建设和平。他们把维和任务向更宽广、更深层次拓展。通过开展架桥铺路、兴建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救援，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切实解决当地居民和政府的现实困难，增进了当地政府、民众同韩国维和部队的友谊，不但彰显了韩国军队的军事存在，也减少了维和部队在执行维和行动过程中的阻力，提升了韩国军队形象，增强了韩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在黎巴嫩，韩国维和部队被当地居民称颂为“上天赐的礼物”。南苏丹称韩国维和部队是“为南苏丹国民提供实际帮助的部队”。韩国军队通过努力赢得受援国民众的信赖，对塑造韩国国家形象、提升韩国国际地位起到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

韩国军事公共外交的问题和不足

目前韩国维和部队在受援国采取的许多行动都属于国家公共外交范畴， 对于塑造韩国和韩国军队形象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成效比较明显，但在定位、职责履行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值得深思。

首先是至今缺少明确定位，导致韩国军事公共外交效果流失。根据2016 年韩国通过的《公共外交法》和《执行令》，韩国负责实施公共外交的主要职能部门是外交通商部等政府机关和民间团体，没有包括军队在内。2009年12月韩国颁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法》使军队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有了法律依据，但对于公共外交部分只字不提，导致无论是政府决策者，还是实践者——韩国军队，都缺乏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待维和行动的意识。

其次是韩国需要设置公共外交战略性控制塔台，避免出现群龙治水的混乱局面。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 韩国主要由外交部和国防部负责顶层设计,主管参与维和行动相关政策的制定，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负责维和部队人员的选定和派遣、军事行动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等。外交部向国防部派遣国际合作官，但国防部仅向外交部派遣联络官,两部门间交流并未遵循对等原则, 导致沟通不畅、影响工作效率。在参与阿富汗国际维和行动上，外交部派遣至阿富汗的韩国援建小组与负责安全保障任务的部队之间缺乏默契，各自为政，影响了海外派遣任务的执行。

再者，缺乏语言和文化运用能力制约了韩国公共外交的发展。随着国际维和行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受援国需求语种繁多，且受援国使用的语言大都是非通用语言，因此对军队人员的语言和文化运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性公共外交人员缺乏、复合型外语人才短缺等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制约韩国发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因素。

此外，韩国军事公共外交中捞取经济利益意图明显。近年来，韩国军队参与任务的区域大都在资源丰富或经济增长潜力比较大的地区，始终没有涉足过联合国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美洲国家的维和行动。由此可以看出韩国在派兵维和时，经济利益的指向性相当强。

自1993年以来，韩国军队以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模式为主展开的军事公共外交可以说是成功的。这些军事公共外交行为无疑为打造韩国军队的正面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助力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吉文：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院区亚非语系副教授，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访问学者。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欧盟与“一带一路”： 认知、应对与中欧合作前景

欧盟对“一带一路”的动机及其影响认知总体积极，但喜中有忧。具体体现为：首先，欧盟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出于国内动机，同时可以缓解周边地缘压力并提升自身影响力。其次，对于“一带一路”的影响，欧盟重视经济机遇，肯定其域外政治意义，但担忧所谓的“市场规则”和欧盟内部的团结。其应对主要聚焦于构建共同立场、建立制度平台和实施战略对接。欧盟和中国有着提升贸易、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等共同利益，双方“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广阔。中国可以从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展双重对接，并与欧盟开展外溢性合作等方面入手推动中欧“一带一路”合作。

欧盟是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沿线唯一的发达国家地区，并对非洲等诸多“一带一路”国家发挥着传统的影响力。因此，欧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深入分析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应对，方能更好地推进中欧“一带一路”合作。

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认知

基于欧盟官方的回应、政策报告以及欧洲智库有关分析，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可以从动机和影响两个方面进行归纳。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

欧盟有关报告在解读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动机时，主要从以下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国内经济和政治动机。欧盟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主要动机是通过扩大贸易、增加对外投资以及海外基础设施工程等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等，以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在欧盟看来，中国推行“一带一路”亦有国内政治动机。中国国内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实现，都需要中国国内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此，中国提出和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借此倡议深化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借助亚洲的经济发展引擎来确保国内经济增长和政治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国内政治目标的途径之一。亦有报告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希望扩大新疆对中亚国家的出口，从而推动新疆经济的发展，更好地维护新疆的政治稳定。

其次，外部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动机。欧盟有关分析指出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四点：第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为了缓解周边地缘政治压力。中国在2013年秋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日关系由于日本修正主义和领土争议而跌到冰点；中美关系则由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显得紧张，而南海争端使得中国和个别东南亚邻国的关系紧张。面临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和美国、日本的结构性竞争， 为了进一步实现和平崛起，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西部纳入其中，平衡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行西行战略以及地区一体化倡议，借助和周边的经济一体化来缓解周边的政治压力，解决海洋和领土纠纷。第二，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由于美国一再制约中国，试图限制中国在本地区和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及其有关机制，突破美国设置的种种限制，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政治辐射范围。第三，中国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成为亚洲、欧洲等地区的议程设置者，从而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设立政府以及商业界的会晤、论坛和国际会议，推动“一带一路”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合作协议。随着日益国际化和制度化，“一带一路” 会逐步成为各国政府和商业行为体互动的平台。中国可以借此成为亚洲、欧洲等地区的议程设置者，提升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第四， 从地缘战略利益而言，“一带一路”可以更好地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这方面的分析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一带一路”通过经济走廊连接中国西南部和印度洋，从而为中国的能源运输开辟更多的航线；另一种则认为，“一带一路”可以确保中亚各国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同时为中亚对中国的能源供应提供更加安全的供给路线，减少中东、非洲或者俄罗斯能源供应削减的负面影响。从报告的数量而言，欧盟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国内因素驱动，同时也是缓解中国面临的周边压力、提升自身影响力的路径。

“一带一路”对欧盟的影响

从对中欧“一带一路”合作产生影响的角度出发，欧盟对“一带一路” 的认知可以从经济、政治、战略三个方面归纳如下。

首先，经济意义是欧盟对“一带一路”的作用认知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总体认知积极肯定。欧盟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提升联通度、增贸易、促发展。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弥补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提升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水平，亦可与欧洲的泛欧洲交通网络相融合，提升欧洲内部的互联互通。与此同时，这些互联互通建设有助于缩短贸易运输时间，推动中欧贸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释放有关国家的发展潜力。在对“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总体肯定的同时，欧盟方面也有着对于所谓“规则”的担忧。欧盟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开放、透明、尊重国际规范。这些规则涉及项目竞争和投资、融资标准、环境标准、欧盟有关共同市场的政策和标准等。

在政治层面，欧盟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提升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影响欧盟长期的战略和政策环境。这一影响体现于欧盟内部和欧盟域外传统势力范围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一带一路”推动沿线投资和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当地发展和稳定，从而减轻欧盟面临的非法移民和难民压力；同时，这也会提升中国在亚欧大陆、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欧盟认为自身需要积极参与、推动有关规则制定，方可维持欧盟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和影响。第二，中国单独对接欧盟成员国或候选国家，会提升中国对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削弱欧盟的影响，不利于欧盟内部的团结。这主要是针对中国在“16+1”框架下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而言。

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欧盟的认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派。积极方面认为：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亚欧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从市场开发和能源安全的角度而言，中国和欧盟均从中受益。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加强中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比如欧洲议会的有关报告提出，欧盟可以在中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借此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有的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睦邻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和欧盟的海洋安全战略有契合点，并可以与欧盟新的全球外交与安全战略形成合力。消极的观点则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了应对美国单极世界的挑战而提出，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

综上可见，欧盟对“一带一路”意义的认知整体较为积极，不过，我们也需要关注欧盟的双重特征和其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差异化认知。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中东欧国家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更加注重“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涵，对潜在的投资和贸易机会非常欢迎，尤其是欧亚大陆基础设施联通计划。有部分国家则持更为复杂的态度，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影响较为谨慎，也更担忧中国投资会稀释欧盟投资规则和政治影响力。

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欧盟应对“一带一路”的实质性举措始于2015年6月的第17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从言辞回应转向战略和制度对接倡议。应对的举措包括构建共同立场、建立制度平台、实施战略对接三个方面。

首先，基于对成员国单独对接“一带一路”削弱欧盟影响力的担心，欧盟针对“一带一路”中欧合作力图构建共同立场，发出一致的声音。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欧盟2016年发布新的对华战略文件，阐述了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原则，即遵守市场规则、国际规范，秉持开放原则；同时敦促成员国在开展与中国的合作时，必须和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和其他成员国合作，确保涉及欧盟权限的双边合作内容符合欧盟法律法规和政策，合作的效果要有利于欧盟整体的发展。在2017年5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欧盟委员会也专门发布共同信息文件，阐述欧盟就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立场和意见。

其次，欧盟坚持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作为统一的制度框架平台来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9月底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期间，双方签订了中欧互联互通平台谅解备忘录。欧盟希望把互联互通平台构建为应对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制度框架，借此平台整体协调其成员国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推动有关“一带一路”项目的规则和合作机制的建立。中欧已组建联合工作小组促进“一带一路”与欧盟内有关互联互通倡议协作，并加强了与各领域的投资合作。小组成员由中方丝路基金专家和欧盟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的人员组成。至此，双方就中欧对接“一带一路”制定的制度框架浮出水面。2016年6月和2017年6月，中欧双方召开了两次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主席会议，并召开了投融资合作专家组会议。双方就平台工作机制和示范项目优先行动清单已初步达成一致，并且就加强战略政策对接、推动示范项目实施、深化中欧班列、绿色低碳交通、通关便利化、标准和技术规范等多方面合作达成了共识。

第三，推动并实施战略对接，即泛欧交通网络和欧洲战略投资计划对接“一带一路”。欧盟在最初评估时，便指出了“一带一路”与欧盟内有关互联互通倡议的互补性与合作性。2015年9月底，双方同意推动“一带一路” 与欧盟泛欧交通网络等互联互通倡议的协作。同时，中国宣布注资“欧洲投资计划”（又称“容克计划”），成为向该计划投资的首个非欧盟国家。这也意味着中欧已经开始了战略对接的推动进程。泛欧交通网络是欧盟在20 世纪90年代提出的泛欧网络的交通支柱，旨在构建欧盟内部的交通互联互通和管理对接，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项目契合度很高。“容克计划”则于2014年底提出，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在不增加公共债务的情况下增加投资；二是支持关键领域的项目和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创新；三是消除行业及金融和非金融投资壁垒。投资的重点行业与领域包括：战略基础设施、数字和能源、产业中心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环境可持续项目等。该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投资领域和目标方面有较高的契合度。因此，在第17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决定对接两大倡议。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前景与对策建议

欧盟内部忧虑重重。英国脱欧、难民问题、民粹主义兴起等，导致自身一体化发展停滞甚至面临倒退的危险，经济在债务危机以后一直增长乏力。因此，欧盟需要“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投资与经贸合作机会。在国际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主张“美国优先”，其反全球化主张加大了全球化的困难，战略收缩加剧了全球治理的不足。因此，中欧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弥补全球治理的不足，合作前景广阔。鉴于欧盟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其超国家和政府间混合型地区组织身份，中国可以从如下方面入手，进一步予以推动：

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加强与欧盟层面的制度、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 自上而下地推动中欧“一带一路”合作。从上述对欧盟认知和应对的分析可以看出，欧盟作为规范行为体，重视经济合作中的规则和标准，对中国与其成员国单独开展合作亦有所担忧。目前，欧盟也努力构建共同立场和原则， 正在向成员国施加压力建立统一制度框架平台。同时，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政策决策中，欧盟拥有专属权限，影响着成员国的有关决策。因此，中方需要加强和欧盟层次的对接和政策协调，推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的建立，通过该平台来协调规则和政策，推动欧盟和成员国层面的双重战略对接和项目合作。同时，“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式倡议，仍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其具体的合作机制和规则也需要不断推出和完善，方可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和防范中长期风险。

其次，基于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差异化认知，与成员国开展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由于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欧盟和成员国共享决策权， 意味着欧盟制定部分共同政策，成员国参与欧盟决策并推行国别政策。因此，与成员国的政策沟通与对接，有利于影响成员国的认知，自下而上地推动欧盟制定有利于中欧合作的政策。

第三，与欧盟开展第三方外溢性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和稳定。欧盟在这些地区拥有传统的影响力，对当地的法律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中欧合作更加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开展。同时，欧盟有关成员国在一些领域拥有发达的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中欧可以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示范项目，助力“一带一路”的成功。

王振玲：外交学院英语与国际问题研究副教授，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对外交往模式变迁下的“国礼”馈赠

“国礼”，不仅是国家间交往的产物，更是不同文明交流的产物。作为国家间友好关系的象征，国礼往来于各民族和各国度之间，在国家间的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模式的变迁，“国礼”馈赠的特征、目的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古代朝贡体系下“厚往薄来”的“国礼”馈赠，到近代“条约体系”中“政治求援”性质的“国礼”馈赠，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外交体制下平等的“国礼”馈赠进行历史的梳理，进而探究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间关系、互动模式的变迁史，以期为中国继续与其他国家发展平等关系、加强友好往来提供借鉴。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礼尚往来，常常使用赠礼的方式来表达祝贺、友谊、爱情、感谢、慰问等。人际交往间尚讲究礼尚往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亦是如此。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建立以及外交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礼仪作为一种约束国家行为与互动模式的规范与准则也应运而生，在国家间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国礼”馈赠就是外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国礼”，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者是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在对外交往中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政府和有关部门相互馈赠的礼品。“国礼”不仅见证了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和历史时刻，折射出国家间关系的冷热亲疏，更作为一种特殊媒介传达着超越其本身价值的政治与文化意义。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中外交往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世界文明与历史进程的演进，以及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兴衰变化，其对外交往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进而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国礼”馈赠。因此，研究中国不同外交模式下的“国礼”馈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不同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间互动模式的理解，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几千年来人文交流提供更加新颖的视角。

古代朝贡体系下的“国礼”馈赠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国家和民族建立起密切往来的关系，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不断拓展与深化。在当时地理半隔绝、文化交流有限的情况下，凭借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强大实力与优越地位，中原王朝确立了一个以其为中心、周边民族与小国为边缘的朝贡体系，朝贡关系也由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处理对外关系的传统模式。而在古代朝贡体系之下，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国礼”馈赠不可避免带有严重的等级色彩。这一时期的“国礼”馈赠往往具备以下特点：

以贡与赐的名义进行

朝贡中的“朝”，最初指的是诸侯觐见天子，“贡”则指的是诸侯向天子贡献的物品，如《左传•宣公三年》所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后来则广泛代表中原王朝与周边的臣属关系，因而，在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礼”馈赠是以贡与赐的名义进行的。例如，在北宋与高丽的交往中，高丽给宋的礼物称为“贡”，宋给高丽的礼物则称“赐”。这一过程往往是高丽派“进奉使”行属国之礼仪，以“献方物”的形式前往宋朝进行谢恩、吊慰、朝贡、求皇帝尊号等政治、礼仪活动；宋则在高丽使节回国时向高丽回赠礼物，或派使节到高丽对高丽国王进行册封等活动，去时携带礼物赐给高丽国王。从这种“贡”“回赐”与“赐”“回赠”的称谓中，就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不平等以及中原王朝“高高在上”的政治地位。

厚往薄来的基本原则

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更主要的是一种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国往往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周边国家政治上臣服并向中国奉献数量微薄的物品作为贡物，而中国则回赠为数众多的物品作为礼物以示肯定，以此来彰显“万邦来朝”的盛世太平。事实上，为了展示大国的风采，中国馈赠的“国礼”远高于对方价值，其付出与回报间存在巨大差距，非但不能获得经济收益，反而对于国计民生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是十分不划算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国礼”馈赠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关系而非经济考量，其目的是通过朝贡达到“统而不治”的终极目标。

“国礼”以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主

在朝贡体系下，为了炫耀中国的地位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选择馈赠他国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土特产品，如举世闻名的中华四大“国礼”—— 丝绸、茶叶、瓷器和阿胶，在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朝皇帝对“国礼”的选择，通常以锦、绫、缦、绵等纺织品为主。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58年，唐朝女皇武则天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一对活体白熊（大熊猫）和70张皮，这是熊猫首次出现在“国礼”清单之上。明代郑和下西洋所赐的两件宝瓷——永乐青花缠枝莲纹花浇瓶、御窑釉里红云龙纹梅瓶，被誉为中国外交史上“国礼”的巅峰之作。而清廷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同样照顾周到，多次赏赉礼品，在赏赐给英王的礼单中可见“红雕漆桃式盒九……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漆雕炕桌二……”，具体包括绸缎、玉器、瓷器、漆器、茶叶和食品等。这些“国礼”大多来自于内务府储藏的精品，有的甚至是专供皇帝、皇后使用的珍品。然而这些礼品主要是为了满足上层统治集团的需求，对于国计民生是毫无用处的。

近代“条约体系”下的“国礼”馈赠

对于西方国家最初想要通过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国门的行为，清政府选择了坚守“朝贡体系”的外交模式，试图用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护传统的华夷秩序，直到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才逐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开启了晚清屈辱黑暗的外交历史。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标志着“朝贡体系”的破裂与崩溃，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纳入近代西方主导下的“条约体系”之中，中国外交模式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开创了新的共和制度，对于中国外交无疑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但并未完全扭转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清末相比，民初政府虽有所改善，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困境，只能被迫继承晚清的外交格局。而“民四条约”的被迫签订，更是标志着中国外交滑至谷底。在条约体系之下，由于综合国力的衰弱，中国成为了国际等级体系中遭到不平等待遇的一分子，无法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名义参与国际互动，更别提以以往高人一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间关系，只能选择逆来顺受，苟且偷安。因而，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其“国礼” 馈赠往往作为拉拢主要大国、寻求政治支援和庇护的工具，以期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中寻得一席之地。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外交近代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国礼”馈赠开始遵照国际惯例并逐步适应了时代发展潮流。

政治求援的工具

在19世纪后期，世界列强都觊觎中国领土主权与广阔的市场，李鸿章不得不向中立的英国求援，希望英国能够出面调停，为此促成了访英之事。而在李鸿章访问英国的前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别于1887年和1897年，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与六十周年纪念的名义，派晚清主管外交的名臣张荫桓前去英国献上“国礼”，其中包括大清乾隆年制款霁蓝描金粉彩八仙祝寿葫芦瓶、大清嘉庆年制款粉彩描金双螭耳群仙祝寿瓶、大清乾隆年制款斗彩对蝶花卉八宝大盘等名贵器物。然而这次赠礼并非像以往乾隆皇帝如君主赏赐属臣一样光鲜，而是为了寻求英国的庇护不得已的献礼。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对英国的高傲与之后对于英国的依赖形成了对比，反映出中英两国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地位的转换。

而在中华民国时期，面对日本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国急需美国的援助。为此，宋美龄于1942年11月借治病为名出访美国，进行外交斡旋。初次见面，宋美龄送给前来拜访的罗斯福总统夫人一枚镶嵌着蓝宝石的金戒指， 给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进而在其帮助下拜会了罗斯福总统。而宋美龄赠送给罗斯福总统的礼品则是从中国清代第一套“大龙邮票”到民国各时期的珍贵邮集册。这本邮集册原被存放在上海邮政总局保险柜里，当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宋美龄派军统特务潜入上海全部盗走，将其中一册拿出来作为送给罗斯福的礼物。宋美龄的这份“国礼”让喜爱邮票的罗斯福非常感动， 其特地批准了国会的邀请，同意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向参、众议院发表英语演说，最终该演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援。

开始遵照国际惯例

近代中国，随着与外国的接触与交往日渐频繁，且在帝国的环伺这一残酷的环境下，中国人逐渐学会和融入了近现代世界外交规则，开始按国际惯例定制“国礼”。

晚清时期，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各国政要们如美国总统格兰特、德国海因里希亲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开始访问中国，为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与时俱进”，依据国际惯例，仿照西方国家荣誉勋章样式，制作大清御赐双龙宝星赠给来访的政要，以示荣典。而李鸿章与张荫桓携带“国礼”出访西方世界展开政治外交，既不失尊严，又带去了对西方国家的尊重，也反映出清廷在外交上的进步与成熟。又如在1908年，清政府准备了盛大的宴会接待来访的美国海军，并特意定制了掐丝珐琅缠枝花卉玉壶春瓶和景泰蓝瓶、杯子，作为“国礼”送予美国舰队。

中华民国时期，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把《南京影集》作为文化“国礼”，馈赠给来访的国内外嘉宾，这本影集包括80幅南京风光照，附有中英文注解，其中南京的自然胜景和人文景观赢得了国外人士的赞赏与喜爱。1947年，为祝贺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与亲王菲利普•蒙巴顿结婚，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特意定制了全套175件景德镇高级粉彩瓷器——“双龙戏珠”餐具赠送给她。

现代外交体制下的“国礼”馈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平等的原则与各国交往。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重要外宾纷纷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也主动或应邀出国访问。赠送“国礼”成为表达对对方领导人和人民的友好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当代中国 “国礼”的选择日益创新与多元化，成为了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易频繁，日常国事访问互赠“国礼”屡见不鲜。然而，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礼”的选择往往具有独特的意义，作为和平友谊的象征见证了历史时刻。1949年，毛泽东前往苏联为斯大林祝寿，国礼中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如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等，也有上等绿茶、祁门红茶、龙井等土特产品，甚至老百姓家中的白菜、大葱也列入其中；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方赠送给尼克松总统一只白玉提红釉大和苏州双面绣，见证了中美“破冰之旅”；1992年， 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出访日本，高规格地送给日本前首相每人两样“国礼”，包括国宝级别的国画和刻有日本前首相中文名字的鸡血石材质印章，以此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

在当前国家间交往中，“国礼”的选择不仅要具有本国特色，也要符合国际惯例。为此，我国礼宾人员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与刺绣工艺来制作瓷盘刻像、人物绣像等工艺品，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工艺特色，又符合国际礼仪惯例。泰国、约旦与尼泊尔的王室，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收到过这种形式的“国礼”，并表示了极高的赞赏。例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绣制作的人物绣像先后五次作为“国礼”馈赠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奥巴马、比利时国王菲利普等外国元首；2015年10月习近平访英，赠送给英国王室一幅1.18米长的苏绣《英国女王》，引发全场惊叹。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中国“国礼”的选择倾向于立足本国传统精湛的工艺美术并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

总的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礼”的选择以传统的工艺美术品为主，国画、瓷器、漆雕、丝绸、刺绣等艺术品占有较大比重， 同时也有部分以动植物、土特产或工业品形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倡导国家间平等的现代外交模式下，我国“国礼”结构日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其政治色彩越来越淡，更强调礼品的经济、文化意义，科技含量也在提升。而且两国的关系不再通过礼品的数量和价值体现，更强调创意和内涵， “国礼”的馈赠已经成为展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结论

综上所述，从“国礼”馈赠的变迁史可以看出中国对外交往模式的变迁。国礼虽然只是一份小小的物品，但它所承载的是一段历史，是各国友好关系发展史的实物见证。从古代朝贡体系时的“厚往薄来”不计成本，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苟且求援的“国礼”馈赠，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遵循平等原则的“国礼”馈赠，直接体现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以及与他国的互动模式的调整。当前，作为国家间友谊的象征，“国礼”在国际交往中逐渐摒弃了传统馈赠所具有的功利性和不平等性，而是更强调其所具有的思想文化意义。未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当前平等的国际准则与外交模式之下，中国越来越需要依托“国礼”来传播中华思想、展现国家形象、彰显国家实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

甘甜甜：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