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

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举办前夕的8月21日，由察哈尔学会和《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多名中国前驻非洲国家大使和相关学者参加了研讨。大家普遍认为，中非关系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堪称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在新形势下已经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本文整理了研讨的部分内容。

中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

程涛：中国和非洲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目标让我们一直风雨同舟、相互支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就有力地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斗争。六十多年来，中国通过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等方式帮助非洲，再后来大力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到非洲投资和开展合作，助力非洲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非关系的“真实亲诚”理念，我理解为这是对中非关系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非关系的展望。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与西方和非洲的关系有本质区别，西方希望非洲更好控制，而中国积极努力地帮助非洲发展。

曾宪柒：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访非洲十国，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从那个时候开始，中非友谊就深深植根于非洲民众心中。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到马里工作，马里的很多人对周总理的访问印象深刻，很多人聆听过周总理的讲话。中非关系是我们老一辈领导人开创起来的，植根于非洲民众的心中。习近平主席对中非关系进行了传承，两次当选为国家元首后首访都选择了非洲。中非25亿人民正在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携手迈向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孙海潮：中国已经连续成为非洲最大的合作伙伴，这是基于双方共同需要的结果。中国援建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各国的标志性建筑，非盟总部大楼、蒙内和亚吉铁路等项目深入人心。没有中国为非洲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非洲要比现在落后数十年。中非关系的稳步发展，成果突出，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的无私援助在非洲获得真心称誉。非洲从内心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非洲国家积极要求参与“一带一路”，这也是他们的发展诉求，今后会继续得到证明。

中国对非工作的成果

程涛：在新时期，非洲人民正在努力的摆脱贫困，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他们希望借鉴中国脱贫致富的经验。中国出于自己的责任、出于中非的友谊，愿意帮助非洲国家，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与非洲人民共同探讨符合国情快速致富、致强的道路。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五十多个非洲国家的政党积极参加会议，同中方深入交流分享治国治党的经验，深化相互合作、谋求合作共赢。中国在实践中总结的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理解并接受。现在，许多非洲国家派高级官员和专家到中国考察，学习特区和开发区的经验，甚至要求派专家去帮助他们制定相关的规划、培训相关的干部。中非之间的智库、媒体、民间团体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将汉语教学纳入了本国的教育体系。另外，中非新闻交流中心项目、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中非民间友好行动、中非青年互访等项目顺利推动，中非民意和社会基础日益夯实。

曾宪柒：中国几十年来确实为非洲做了很多事情，中国已帮助非洲建设了6200多公里铁路和5000多公里高速公路，还建设了很多学校、体育场、政府办公大楼、议会大厦、医院、机场、港口，这些设施实实在在地为非洲改善民生、提高非洲人民生活质量、实现非洲自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促进了非洲现代化发展。中国还用中国的减贫经验帮助非洲实现减贫。中国和非洲一样，对贫困有切肤之痛。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最近十年走出一条成功的发展之路，让7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奇迹。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金额可以说不及日本的1/10，不及美国的1/50，但中国在感情方面的投入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这就是民心相通。中国人在非洲做事是用心做，急非洲人民所急，中国没有附加条件。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务实高效的农业合作，给非洲国家援建了二十多个农业示范中心，帮助非洲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也促进非洲农业经济发展，同时还为他们培养了大量的农业技术管理人才。

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

程涛：在中非交往历史和实践当中，公共外交贡献作用是不可磨灭和否认的。从1963年中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起，至今已经有55年了，我们已经向50多个国家派遣2万多名医生。派遣医疗队是政府行为，但中国医疗队队员践行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精神，为非洲人民服务，同非洲老百姓亲密交往，深入人民大众，这就是公共外交。中国政府还派了3万多维和部队人员，我国在非洲41个国家设有54所孔子学院和27个孔子课堂，中国在非洲有众多企业、上百万人员，他们同非洲人民为发展并肩战斗、为致富共同打拼，他们就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庞大力量，他们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促进了中非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了中非之间的友谊。新时代，公共外交在促进中非民心相通方面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中非之间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意识形态的羁绊，没有地缘政治的纠葛， 没有领土的纠纷，更没有文化文明的冲突，非洲国家人民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特别是“一带一路”里面“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十分赞 同。他们高度赞赏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非友好坚强牢固的民意基础。

龙小农：我希望从微观的非政府组织（NGO）角度谈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NGO是国家实施公交外交建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的巧力量，NGO参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能够使中国的外交更具有亲和力，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主体。NGO的公共外交具有对等性和中介性的优势。中国现在需要弥补利用NGO进行对非公共外交的短板。我认为，中国的NGO走进非洲，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国际通行的政治外交。首先，中国政府要积极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并资助非洲的本土NGO，让它们在非洲代表中国说话，传播中国的价值、理念和中国发展道路。其次，要鼓励并支持中国的NGO扎根非洲。三是中国的NGO走进非洲，与非洲本土的NGO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西方的误解。

存在的问题

程涛：中非公共外交面临着新的挑战，也担负着艰巨的任务。我们与非洲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在非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对中国援助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投资需要回报产生误会，把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与之前政府的无偿援助混淆起来。少数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也有违规操作，对中国人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另外，在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对非洲存有无知、少知、误会、偏见、成见。我们需要教育大多数，让大多数人了解、理解、认同、支持我们的对非工作。此外， 我们现在开展对非公共外交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顶层设计不够、协调力度不强、资金投入不足、方式方法不多，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研究探讨。

贺文萍：“一带一路”的“五通”里面有“政策沟通”。非洲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优先发展战略也不一样，在“政策沟通”过程中，就需要“一国一策”。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中非经验可以互鉴，但哪些经验适合非洲，这是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可以互相借鉴。有的非洲国家也会认为中国厚此薄彼，在有的国家实施的项目规模大，而在有的国家的项目规模小。而实际上，发展是有先后次序的，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实施。在“设施联通”方面，基础设施建设要考虑到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我们之前也在这些项目上吃过亏，有些大项目完成之后就没有了后续。我们必须考虑怎么使这些项目可持续发展。在“贸易畅通”方面，非洲希望不仅仅把中国的产品卖到非洲去，也要把非洲的产品卖到中国来。中国帮它修路架桥推动了非洲区内的贸易，但是能否推动中非贸易？在“资金融通” 方面，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了储备货币的一种，这都是可以带人民币走出去的机遇。最后，“民心相通”其实是最难的，潜力也是最大的，我们要高度注重各方舆论，为中非合作营造更好的氛围。

对策和建议

程涛：我们应该加大对非公共外交的广度、力度和深度，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胜的法宝，对非公共外交同样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在非洲有一个百万大军，每年前往非洲旅游的人数达到300多万，那是一支庞大的宣传队伍，对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可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智库和民间组织是实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和中坚力量。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他们对政府外交的补充和支撑作用，要努力向非洲人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非合作的故事，让非洲人民了解、理解我们的理念，认可我们的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公共外交之长在于文化传播、思想沟通和情感交融。公共外交就是要交朋友，为国家交友，为民族交友。非洲人民勇敢、智慧、热情、纯朴、坦率、憨厚。我们要努力做到以情沟通、用心说话、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实取信，这样我们对非公共外交一定会事半功倍、卓有成效。13亿中国人民和12亿非洲人民团结一致，携手奋进，占人类一半的人口建立起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必将在国际社会发挥巨大的正能量，中非公共外交大有可为。

曾宪柒：当前中非关系面临大发展的重要机遇。一是我们应该紧扣外交主线，继续做好我国重要政策主张、重要理念的宣介工作。努力寻找中非共同点，贴近当地民众思维习惯和文化特色，多讲通俗易懂的道理和鲜活生动的故事，避免自说自话。二是坚持不懈，细水长流，努力打破西方话语体系。与时俱进，创新方式方法，结合国际和地区形势演变，学习国际智库先进经验，加强中非之间的智库合作与交流，贡献更多“中非智慧”，打造行之有效的中非话语体系。三是善于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积累人脉。合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场、两类媒体，积极、正确宣介“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因地制宜，从利益关联、互利共赢角度，用他人听得懂的语言加强宣传。四是充分利用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等资源开展公共外交。旅居海外的华侨他们是比侨居国民众更了解祖籍国、比祖籍国民众更了解侨居国的重要群体，也是做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五是强化互联网思维，重视新媒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运用，了解涉华民情舆情，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外交，提高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力，为中非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龙小农：我认为中国的NGO今后对非开展公共外交要注意这几个点： 第一，中国的NGO组织走进非洲开展公共外交一定要摆脱本身在国内发展的套路，不要将国内的经验单纯复制到海外去，要了解所在国家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包括它舆情的变化。第二，不要刻意区分政治体制，要把好的治理作为主要的目标。NGO去这个国家从事公益活动、援助活动，不是基于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基于这个国家好的治理，秉持一种中性的立场去开展NGO活动，那么也许更能够被广大的非洲国家接受。我们要转变角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推动NGO开展对非公共外交，关心民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中国的NGO在海外取得信任的可靠保障。提升软实力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推进社会治理的过程当中很自然地取得的相应的结果。

程涛：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非洲司前司长，中国前驻马里、摩洛哥大使。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中非大使。

曾宪柒：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前驻布隆迪、卢森堡大使。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龙小农：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