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公共外交大有可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公共外交之长在于文化传播、思想沟通和情感交融，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非交往的历史实践中，公共外交的贡献不可忽视。本文从实践角度阐释了公共外交在中非交往中发挥的作用，并指出了中国对非公共外交的有利条件和当下所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和非洲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目标，让我们风雨同舟、相互支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就有力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在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治独立的努力中，还很贫穷的中国也给了非洲许多力所能及的援助。60 多年来，中国向非洲提供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并大力推动中国国企和私企投资非洲，开展互利合作，助力非洲发展。非洲政府和人民投桃报李，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给予我们真诚而宝贵的支持。中国和非洲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中非关系历久弥坚，友谊牢不可破。
中非交往历史中的公共外交
自1963年中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派遣第一批医疗队至今，中国已向50 多个非洲国家派出过2万多名医生。派遣医疗队是政府外交行为，而中国医生们一旦到了驻在国，他们的一言一行就已经是公共外交。中国医疗队队员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精神，白衣天使们为非洲人民服务、同非洲老百姓亲密交往，对非洲人民的影响是积极、深入和广泛的。中国派出大量专家和技术人员到非洲实施援外项目，修铁路、架桥梁、建医院、盖大楼，建立起一座座友谊的丰碑。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与非洲人一同工作，手把手向非洲人传授技术，建立起人与人间真诚友好的关系。中国政府在非洲派驻3万多名维和部队人员，在非洲41个国家设54所孔子学院和27所孔子课堂，还有众多家企业和近百万工人，他们同非洲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拼。他们就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庞大队伍，他们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他们为传播中华文明、推介今日中国、解读中国“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付出努力，在促进与非洲人民相互了解、深化中非友谊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力量。
新时代，公共外交在促进中非民心相通方面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困难。
对非公共外交的有利条件
最有利的条件在于，中非领导人之间的互信正不断增强，这是国家关系的关键。中非之间没有历史积怨、没有地缘政治纠葛、更没有领土领海纠纷或文化冲突，中非人民践行“真实亲诚”的原则精神，心心相印。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共建、共享、共赢原则十分赞同，并高度赞赏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中非友好坚强牢固的民意基础。
在新时期，非洲人民正在努力摆脱贫困，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希望借鉴中国脱贫致富的经验。中国出于自己的责任担当和中非友好情谊，也愿意帮助非洲，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与非洲人民共同探索符合国情的快速致富、致强之道。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来自非洲的50多个政党积极与会。双方通过深入交流，分享治党、治国经验，深化相互认知，谋求合作共赢。
“要想富，先修路”“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还有“一站式服务”等中国改革开放的朴素和实用经验在非洲大陆受到青睐，并在许多国家开始付诸试验。中国在实践中意识到“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的道理，非洲国家对此高度认同，正在努力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促进“非洲制造”和商品流通。
许多非洲国家派官员和专家到中国考察、学习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经验，有的要求中国派专家帮助他们制定具体的经济开发区规划和实施方案、制定法律法规并培训干部。中非在农业方面的合作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我们与非洲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内容越来越丰富了，我们在非洲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如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对中国援助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许多非洲人把中国企业的对非投资与政府无偿援助混淆，对投资需要回报这一点存有误会；还有少数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人违规、违法，对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民存在对非洲少知、误会和偏见的问题，对中国对非政策理解片面，对中非经贸合作误解甚多。我们在开展对非公共外交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如顶层设计不够，协调力度不强，资金投入不足，方式方法不多。
我们应该加大对非公共外交的广度、力度和深度。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致胜法宝，对非公共外交一定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在非洲的百万劳动大军，我们每年前往非洲的300万游客，是浩浩荡荡的庞大宣传队伍，对促进中非民心相通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智库和民间组织是实施“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和中坚力量，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其对“政府外交”的补充和支撑作用。我们要努力向非洲人讲好“中国的故事”和“中非合作的故事”，让非洲人民了解、理解和认同中国的理念、中国的苦心、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贡献以及中非巩固命运共同体的方方面面。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公共外交之长在于文化传播、思想沟通和情感交融。公共外交就是要交朋友，为国家交友，为民族交友。非洲人勇敢、智慧、热情、纯朴、坦率、憨厚，如果我们能在实践中做到“以情沟通、用心说话、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实取信”，我们的对非公共外交一定会卓有成效。13亿中国人民和12亿非洲人民团结一致，携手奋进，人类一半的人口建立起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必将在国际社会传递巨大的正能量。
程涛：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非洲司前司长，前驻马里、摩洛哥大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大国在非洲的争夺态势与中非关系
非洲在世界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多重因素影响，非洲正成为世界大国必争之地。以法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力图增强对非洲的控制力，以谋求政治和经济利益，并对中国与非洲的务实合作多有警觉和攻击。然中非关系持续快速发展趋势难以阻挡，中国的无私援助在非洲获得真心称誉，非洲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计划更是其发自内心的发展诉求，这与西方对非关系有本质区别。
非洲是世界大国必争之地
非洲在世界进程中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西方列强的发展及对非洲的掠夺和非洲的贫穷成正比。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历史不必赘述，非洲现今的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国家安全，基本上仍掌握在西方手里。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和以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在非洲轮番上演，“代理人战争”使非洲战火不断。冷战结束后，西方又在非洲推行“民主与良政”，又使非洲陷入新一轮动荡，对一些国家的政局造成根本性的伤害和冲击。欧美虽也对非洲提供援助，但“民生为皮，民主为里”，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要求发达国家到2000年把发展援助提升至占0.7%，但发达国家至今仍未达到，也没有意愿达到。倒是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把军费提升至占GDP2%，各国虽不情愿却也答应了。
法国是域外大国之中在非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英、西、葡、德加上美国，都不及法国。法国在非洲的控制力，可以说超过了所有国家之和。非洲是法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依托，其另一个战略支柱是欧盟。法国人这样形容法国与法语非洲的关系：没有非洲，法国便成为一辆没有汽油的汽车； 没有法国，非洲便成为一辆没有司机的汽车。法国从政治上仍对法语非洲进行控制，在一些国家的关键部门派驻顾问，不合意的领导人必定会受到制裁或制约，最终垮台。最近的例子即科特迪瓦的巴博和塞内加尔的瓦德。经济上，中非和西非两法郎区的央行都设在法国财政部，法语非洲国家外汇储备的65％要存入法国财政部的交易账户。非洲法郎以前与法国法郎挂钩，曾贬值100％，法国“大剪羊毛”。非洲是法国重要的商品输出地，法语非洲的经济基本掌握在法国企业手中。法国所需的几种原材料从非洲进口情况为：核电和核武器铀100%，钴100%，锰94%，铝矾土76%，铬52%，铀22%， 原油20%，而且都由法国企业经营。法国的影响在文化上更是无孔不入，从电视广播到教育都是法国体制。军事上，法国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防务条约》，与23个国家签订《军事合作与援助协定》，在非洲驻军达8000名士兵，先后在17个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安理会有关非洲维和的决议大多由法国起草递交，法国也是主要的执行者。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军队在维和过程中不受联合国制约，而是自己根据战场情况自行决定军事行动，单独行动、进退自如。法国还通过法非峰会、法语国家组织、欧盟非洲会议等机构插手非洲事务。
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对法国爱恨怨怕、感情复杂，非洲的恐怖行为主要是针对法国。
美国在非洲基建、医疗如艾滋病防治及农业援助方面取得进展，同时在培育亲美力量方面有较大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成立了非洲司令部，但由于法国的阻挠，这个司令部至今还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但美国利用反恐提供的机遇向非洲派出了反恐行动队，在有关国家派驻军事小组，主要提供反恐情况，不参与具体军事行动。2017年年底美军在尼日尔出现伤亡，系反恐以来首次。美国还利用非洲之角反海盗行动在吉布提驻军，在非洲有了一席之地。
除传统的非洲前宗主国外，其他地区大国涉足非洲的态势也持续增强， 其背后对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的考虑皆有。日、印增加对非投入，除扩大影响力和谋取实际利益外，希望非洲国家能支持其“入常”是重要考虑，但进展不大。尽管日本和印度加大对非投入，也建立了高层会晤机制，但仍难与中国在非的影响力竞争。
中非关系持续快速发展难以阻挡
习主席提出中国发展对非关系“真实亲诚”的四字指导原则，是在对中非关系数十年来实践的总结和对未来中非关系的展望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与西方希望非洲落后和混乱一点更好控制不同，中国在尽自己所能帮助非洲发展。
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引起了西方的警觉。西方以各种理由攻击中国，如中国使非洲国家产生货款依赖，中国要求非洲通过实物偿还货款进而掠夺非洲资源，中国企业为了争取项目或开采资源而鼓励腐败，等等。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但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非洲国家。我实地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非洲热忱欢迎中国。
2003年首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经巴黎回国的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受到希拉克召见，了解有关情况。
中国根据安理会决议在亚丁湾护航，受到包括欧美和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欢迎，但中国在吉布提建立的保障基地却使西方不安。美国自2003年起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美军非洲司令瓦尔德豪泽表示对建立在他们“家门口”的中国基地深感不安。美国把吉布提当成了自己的家。美国认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必须让非洲人民看到我们对他们的渴求的坚定支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讲话中称，不能任由中国模式在非洲获得成功，美国的责任是在非洲推行美国模式。中国在西方的社会与发展模式之争是根本性竞争之一。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来投资方，这是基于中非双方共同需要而努力得到的成果。中国援建的项目基本都是各国的标志性建筑，非盟总部大楼、蒙内和亚吉铁路等项目深入人心。中非关系稳步发展、成就突出，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的无私援助在非洲获得了真心称誉，非洲是从内心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非洲国家积极要求参与“一带一路”计划，是发自内心的政治与经济诉求。中非建设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基础。
对非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关系是非洲对外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这与西方对非关系有本质区别。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合作的最高形式和最有效合作机制，务实性使之充满活力，与一些只是空谈甚至陷于激烈争吵不欢而散的峰会形成鲜明对照。非洲国家和人民对9月北京峰会寄予期待是情理之中。中非关系中的务实成分还应进一步增强，合作应建立在需要和能力的基础之上。中非关系发展符合时代潮流，且还会向前发展。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中非大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助力中非关系发展
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关系经过几十年的长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梳理了中非友好交往中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及国际地区事务合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当前中非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作者对我国对非公共外交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中国与非洲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斗争历程、共同的奋斗目标让中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事实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经受过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非关系堪称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中非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习近平主席指出，中非之间因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发展任务和战略利益，因而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吸引力。中国与非洲始终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好兄弟、好伙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关系不断发展。我们都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访非洲10国，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中非友谊根植于非洲民众心中。后来，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顺利恢复。中非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双方政治关系代代相传，历久弥坚，战略互信更加深厚。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非真诚牵手，厚植传统友谊，聚焦合作发展，政治引领不断加强，互信不断夯实，关系内涵日益丰富，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主席两次当选国家元首后的首次出国访问都选择了非洲，2018年访非也是习主席第四次踏上非洲大陆。近5年来，中非高层交往频繁，习近平主席等我国3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非，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60余人次来华访问或出席国际会议。仅2017年我国国家领导人访非10余次，共接待12位非洲国家总统和政府首脑、两国副总统、10位国家外长来华访问或参会，数量上超过往年。2018年，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是中非关系的“大年”或可称中国外交的“非洲年”。年初，三位非洲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之后我国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领导人相继访非。中非关系在新时代的今天保持着高水平运转，中国同非洲国家的伙伴关系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迄今已同24个非洲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关系定位由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关系保持高水平高质量的传承和发展，为我国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立以来就在不同时期为中非合作规划路线图。“真实亲诚”，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五大支柱”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中非金融合作计划、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总额600亿美元的“中非合作十大计划” 领域广阔，涵盖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中非合作硕果累累。如今， 共建“一带一路”又为中非合作增添新的动力，9月初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为2018年中非关系的高潮。中非24亿人民正在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携手迈向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中非经济合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纽带更加牢固，合作空间更加广阔。中非贸易额从1978年的7.65亿美元到2017年的1700亿美元，增长了200多倍，中国连续多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以来，中国同非洲国家合作更加密切，双方共同推进峰会成果落实，在非建成、在建及待实施项目606个，金额超过1080亿美元。中非经贸也逆势而上，总额达853亿美元。中国企业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31亿美元，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76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12亿美元，一批重大项目已取得积极进展。目前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达1100亿美元。非洲也是中国第三大海外投资市场和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中国已帮助非洲建设了6200多公里铁路和5000多公里高速公路，如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铁路线。中国建设的吉布提自由贸易区是非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新铁路线将继续扩建，最终会把肯尼亚和南苏丹、卢旺达、布隆迪以及埃塞俄比亚连接起来。中国在非洲兴建的工业园已吸引大量的企业入驻发展，成为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中非友好合作的象征。中国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筹建的产业园有近100个，其中近40个已经开始运营，产业园建设已成为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非洲工业化及中国对非经贸合作，特别是产能合作与创造当地就业岗位的重要载体。中非投资的迅速增长也促进了产业园建设，入园企业众多。
中非人文交流领域稳步拓展，人民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双方的民意基础更加坚实。中非每年有近200万人次人员往来，友好省市总数达133对。中国在41个非洲国家开设了80多个孔子学院和课堂。2017年双方举办了一百多场人文交流活动。非洲已经成为人们旅游的热门地区，中国游客为非洲旅游业注入强劲动力。根据世界旅游组织2018年发布的数据，2008年赴非中国游客数量仅占出国游总人数的3%，在2016年这个比例已经升至10%，达1130万人次，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50%的速度快速增长。
中非在国际地区事务中配合密切，双方携手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自主解决问题，积极参与非洲和安事务，是联合国“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在南苏丹、马里等地有大约2500 名维和驻军，占中国全球维和人员的80%以上。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大会议期间宣布，中国将在五年内提供1亿美元用于支持非洲联盟常备军建设，并建设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待命部队。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在亚丁湾巡航打击海盗，成为中国常态化的海外军事举措，至2017年7月已累计派出护航编队26批、舰艇83艘次、官兵22000余人。在打击几内亚湾海盗方面，中国也与沿岸国家加强了双边合作。2014年中国积极协助西非国家特别是塞拉利昂、几内亚、利比里亚几国抗击埃博拉病毒，在当地支持并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中国医务人员累计近600名，并已向1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4轮总价值约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中国已坚持50年向非洲派遣医疗卫生队。中国更积极地参与非洲反恐。非洲也积极支持中国的政策主张，双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配合默契。
非洲有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及潜力巨大的市场，正致力于实现《2063议程》目标，亟待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我国有资金、技术、装备、人才和成功发展经验等丰富的优质产能。中国脱贫的经验可以为非洲提供参考和借鉴。中国用占世界6%的淡水和9%的耕地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温饱问题，让非洲国家看到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开展了一系列务实高效的农业合作。一方面，中国已为非洲国家援建2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当地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促进了当地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大规模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中国农业专家以真诚和务实的态度，在非洲大陆各个地方指导、培训当地农民，帮他们走上致富路。2017年，中国援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传来好消息，当地水稻种植亩产最高达到924公斤，刷新了非洲的水稻高产纪录。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推动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载体、促进政治对话的重要平台，成为中非增进互利合作、实现共赢的重要纽带。9月的北京峰会对接中非双方优势，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同规划未来路径，赋予中非关系新的时代内涵，通过落实“十大合作计划”，对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给中非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当前中非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非公共外交面临一些新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西方带着有色眼镜的评判和奇谈怪论，利用舆论对中非合作进行抹黑。
中非关系经过几十年发展，取得成举世瞩目成就，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但西方不愿看到中非合作蓬勃发展，西方政客、媒体不断抹黑中非合作，炒作债务问题，指责“中国贷款加重非洲债务负担”，宣扬“中国以资金蚕食非洲国家主权”等论调，给外界造成一些误解，对我国在非形象及中非关系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中国对非合作始终尊重非洲国家自主意愿和实际需求，坚持平等协商， 不搞强买强卖，不搞模式输出，不附带政治先决条件。这是中国对非合作最鲜明的特色，也根本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对非合作。一些非洲国家出现的债务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其根本解决之道还是要靠发展。
事实上，我们高度重视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对非借贷风险总体可控。同时，我们还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加大对非直接投资，帮助非方防范债务风险，减轻、减缓偿债压力。与非洲相关的涉我不利舆情，背后存在多种原因，有西方有意干扰破坏的因素，有我们走出去经验不足的因素，还有我们公共外交开展不足的问题。
新时期开展对非公共外交，确实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是我们的舆论塑造能力有待提高。有关部门仍习惯用内宣语言做外宣工作，没能真正换位适应当地语境，不能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二是“中国故事”讲述效果有待提高。故事供应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不足，存在内宣外用、通用版本多、缺乏针对性、生动实例和数据少等问题。官方色彩过于浓重，主体多数是政府部门及下属机构，民间力量普遍缺位，大量海外工作、学习、定居人员等资源未能被有效利用，智库建设也有待提升，可资使用的外脑外嘴明显不足。
三是内外舆情协调有待加强。前后方联动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难以针对非洲媒体特别是“脸书”“推特”、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开展精细化操作。
四是公共外交形式有待改善。公共外交不同于文化教育交流，不能局限于演讲、撰文、图片展、座谈、文艺演出等老套路，还是应该围绕外交主线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工作。
当前中非关系面临大发展的重要机遇，我们应该认真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对非工作“真实亲诚”的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全面推进对非公共外交，全力配合新时代对非外交工作，为中非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一是要紧扣外交主线，继续做好我国重要政策主张、重要理念的宣介工作。积极推动中非双方高层互访，结合中非领导人出访、双方的重大外交活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唱响中非友好主旋律，唱响中非合作机遇论，讲述中非合作真实故事。努力寻找中非共同点，贴近当地民众思维习惯和文化特色，多讲通俗易懂的道理和鲜活生动的故事，避免自说自话。继续推动文化“走出去”，尊重文化特性，互学互鉴。
二是坚持不懈，细水长流，努力打破西方话语体系。写好剧本，练好唱功，针对焦点问题敢于善于交锋，敢于善于回应外界对中非合作的不实杂音，主动揭批西方的两面性和虚伪性。要与时俱进，创新方式方法，结合国际和地区形势演变，学习国际智库先进经验，加强中非之间的智库合作与交流，贡献更多“中非智慧”，打造行之有效的中非话语体系。
三是善于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积累人脉。西方殖民非洲的历史久远，在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给非洲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而且现在不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及学界商界精英大多从欧美等西方国家留学出来，他们往往在思想理念上认同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并在实践上也推行西方那一套。我们应加强与当地网络“大V”、媒体及各界精英的联系，做人的工作，通过邀请访华等多种方式，使其增进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合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场、两类媒体，积极、正确宣介“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因地制宜，从利益关联、互利共赢角度，用他人听得懂的语言加强宣传。
四是充分利用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等资源开展公共外交。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出国人员教育，培养他们良好的语言和行为习惯，注意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使每个出国的中国公民都成为开展公共外交的载体，都能够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比侨居国民众更了解祖籍国、比祖籍国民众更了解侨居国的重要群体，也是做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
五是强化互联网思维，重视新媒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运用，了解涉华民情舆情，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外交，提高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非洲大陆是最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责任担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舞台。推进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助力中非关系深入发展，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公共外交大有可为。
曾宪柒：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前驻卢森堡大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须进行精准对接
2018年9月初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中国“2018非洲年”最华美的盛章，峰会达成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非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非洲国家积极支持并踊跃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共有28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加上峰会前的9个签约国家共达37国，占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国家的70%。习近平主席的峰会开幕式讲话及峰会成果文件表明，中国将以更大的战略定力、更足的发展底气、更坚强的毅力决心和更多的发展举措来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向前发展。展望未来，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发展的对接，需要从前五年的“大写意”进入现在的“工笔画”阶段，要开展好“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三个层面的对接。
9月3、4日，金秋北京迎来了2018年中国“非洲年”最华美的盛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次盛会是中非领导人继2006年北京中非峰会之后时隔12年再次齐聚北京。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峰会主题，中非领导人共叙友情，共商合作，共话未来。峰会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以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这两个重要成果文件，为中非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中非峰会达成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非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非洲国家积极支持并踊跃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共有28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加上峰会前的9个签约国家共达37国，占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国家的70%。中国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未来将与有关非洲国家密切沟通，推动与更多国家商签“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争取在非洲大陆实现全覆盖，力争在“五通”及其他领域尽快取得实效，让“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非洲国家和人民。
以更大战略定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此次中非北京峰会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虽然讲话时间不算太长，但明确无误地表示，中国将以更大的战略定力、更足的发展底气、更坚强的毅力决心和更多的发展举措来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向前发展。
首先，中国要坚持既有的对非政策原则不动摇。习主席把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政策原则概括为五个“不”字，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近年来，在国际对非发展援助中，西方常常自诩其推行的“有条件对非援助”有利于推动非洲的民主和自由化进程，认为中国的“无条件援助”原则是在非洲助纣为虐，无助于非洲的良治及政治进步。西方还打着“人道主义干预”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等旗号发动了利比亚战争及各种军事干涉。但时至今日，利比亚政治无序化乱局却是这种强权军事干预失败最有力的注脚。因此，习主席发出呼吁，在对非合作中，不但中国自己要继续坚持“五不”，而且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不”。
其次，针对近年来一些西方舆论对中非关系的抹黑和攻讦，习主席在讲话中铿锵有力地指出，任何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振兴的步伐！任何人都不能以想象和臆测否定中非合作的显著成就！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和干扰国际社会支持非洲发展的积极行动！这连续四个“任何人都不能”的排比使用，充分表明了中国在应对西方舆论抹黑中非关系时的底气和硬气。因为中非关系好不好，只有中非人民最能够真切感受，那些自己不作为却喜欢站在一边说风凉话的人是阻挡不了、更破坏不了中非合作的历史进程的。
另外，从六个层面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使命上的责任共担。中非之间不仅要加强彼此间的政治对话和政策沟通，还要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上加强协作配合，维护中非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其次是发展战略上的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的对接也需要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要精确开展与每个非洲国家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另外，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落脚于增进民生福祉。只有给中非人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和实惠，才能保证中非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最强大的民意基础。此外，习主席在讲话中还从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及打造绿色家园等角度丰富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最后，以更大的诚意和决心推动中非合作。尽管国际上出现了某些“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的自我中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倾向，但中国却要以负责任的历史担当，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友好合作，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无论是未来三年在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八大领域将要开展的“八大行动”，还是中方为推动这些领域发展所做出的600亿美元资金支持承诺，无不体现出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将以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定的决心来进一步加强中非友好团结合作，通过携手构建中非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来共同应对国际挑战。
“一带一路”打开中非合作新空间
自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拥有丰富资源、巨大市场潜力以及强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非洲大陆也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抓住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以期实现其经济从前工业化社会到全面工业化的跨越性发展。笔者在2018年8月初有幸赴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开会考察。在这个人口仅100万的非洲小国， 笔者直观真切感受到了其强烈的发展意愿以及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携手开拓未来的干劲与激情。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吉布提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以及中国的巨大存在感。如在7月初已经开工建设的、由中国公司参与管理的非洲最大自贸区，已经建成的从吉布提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亚吉铁路，中国招商局集团建设的港口，以及中企投资建设的千户经济住房项目，等等。难怪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盖莱在2017年11月访华时曾感叹地说：“西方人来了100多年，我们的国家还是这么穷，中国人才来了3 年，就让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近年来，作为中非产能合作“一体两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在非洲大陆正红红火火地开展，中国已帮助非洲建成了多条铁路，包括连接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连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亚吉铁路”以及在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建设的铁路。正如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在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开通之日所说： “铁路的开通为肯尼亚新的工业化篇章打下了基础。”蒙内铁路平稳安全运营的这一年来，已发送旅客130多万人次，运送货物6万多集装箱，累计为肯创造近5万个工作岗位，培训5000多名专业技术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更有100多名肯尼亚学生在中国攻读铁路本科专业。蒙内铁路还大大便捷了内罗毕与蒙巴萨之间的人员往来，货物运输时间也由原来10多个小时缩短至４个多小时，物流成本降低超过40%。铁路建设还拉动了肯尼亚国内生产总值1.5%甚至2%的增长，并带动了铁路沿线商业业态的形成及包括港口在内全产业链的发展。
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是为了给中非工业化合作打下基础和保驾护航。自2006年中非北京峰会以来，中国已在非洲5国创办了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别是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赞比亚— 中国经贸合作区、尼日利亚广东经贸合作区、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和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正在建设和已经运营的中非共建产业园则有近100 个。大批到非洲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不仅开辟其企业发展的新空间，也成为推动非洲工业化发展的排头兵。如最早落户埃塞东方工业园的中国鞋业生产巨头——东莞华坚集团，自2011年底投资建设华坚（埃塞）鞋厂以来，已经成为中非产能合作的标兵企业。截至2017年底，华坚成为中国在埃塞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已累计出口创汇超过1.22亿美元，为当地解决了7500多人就业。该企业年产超过500万双女鞋，是埃塞最大的鞋业出口企业，占埃塞鞋业出口的65%以上，实现了中企自身与投资所在国的共同发展。2017年9月1日，埃塞俄比亚政府授予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先生“埃塞工业之父”的荣誉称号，以此感谢他对该国工业发展的贡献。华坚不仅在埃塞创造了传奇， 未来还计划在卢旺达、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投资，续写“一带一路”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对接的新篇章。
“八大行动”将助推非洲全方位发展
继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推出总额达600亿美元的 “中非合作十大计划”（包括中非工业化合作、农业现代化合作、基础设施合作、金融合作、绿色发展合作、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减贫惠民合作、公共卫生合作、人文合作、和平与安全合作等）之后，2018年9月初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又提出了同等数额、支持未来三年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动”。将在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领域开展的“八大行动”，不仅是2015年“中非合作十大计划”的自然延伸和持续，更是“十大计划”的加强版和升级版。
如在产业促进行动中，决定在华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同非洲一道制订并实施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实施50个农业援助项目。在设施联通行动中，中国决定和非洲联盟启动编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支持中国企业以投建营一体化等模式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能源、交通、信息通信、跨境水资源等合作，同非方一道实施一批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在贸易便利行动中，要定期举办中非品牌面对面活动；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继续同非洲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中非电子商务合作，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在绿色发展行动中， 专门提到要建设“中非竹子中心”，帮助非洲开发竹藤产业。在能力建设行动中，提出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支持设立旨在推动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的中非创新合作中心。在健康卫生行动中， 不仅要进一步优化升级50个医疗卫生援非项目，还要实施面向弱势群体的妇幼心连心工程。在人文交流行动中，决定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打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在和平安全行动中，决定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和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并在共建“一带一路”、社会治安、联合国维和、打击海盗、反恐等领域推动实施50个安全援助项目。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须精准对接
8月27日，在峰会召开前夕，习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曾用“工笔画”这一生动的比喻瞩望“一带一路”的未来。他提到，“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的对接也需要从前五年的“大写意”进入现在的“工笔画”阶段，要开展好三个层面的对接，即“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与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对接以及与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
从非洲方面看，近20年来，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已先后出台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 NEPAD， 2001年发布）、《加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2008年发布）、《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宣言》（2013年发布）以及《非洲2063愿景》（Agenda 2063，2013年发布）等重要发展战略文件，希望通过工业化、经济融合及一体化将21世纪打造为非洲发展的世纪。2015年1月27日，中国与非盟签署了中非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实现了中国与非洲联盟层面的对接。根据备忘录，中国将在“非洲2063年愿景”战略框架内，加强与非洲国家在铁路、公路、区域航空及工业化领域的合作，促进非洲国家一体化进程。
除了与非盟层面的多边对接外，“工笔画”阶段还特别要求我们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每个非洲国家发展战略实行双边层面的精准化对接，让我们的发展优势与每个非洲国家的发展优先领域对接好，这样才能使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具体而言，精准对接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做好每个非洲次区域及每个国家的区域和国情研究，不但要了解区域及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情况，而且要做到对其中远期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优先发展领域了然于胸。同时，中国国内也需要各省市做好自身的家底盘查工作，摸清各省市哪些企业、哪些富余优质产能适合到哪些非洲国家去转移和投资。如习主席在2018年7月出访的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和毛里求斯这非洲四国在区位及发展优势上各具特色。“西非门户”塞内加尔、扼好望角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南非以及位于东非海岸的“印度洋明珠”毛里求斯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三国均希望在与“海丝之路”的对接中挖掘更多自身在渔业发展、船舶维修、港口运输、贸易集散和转运等方面的发展潜力。连接中东非的内陆国家卢旺达近20多年来在卡加梅总统的领导下取得了卓越的发展成果，该国在“向东看”政策以及对治国理政和发展道路的探索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思考。该国不久前还承办了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正在将本国打造成为东非共同体的因特网和信息中心，有志成为“非洲的新加坡”。因此，如阿里巴巴集团这样的中国电子商务翘楚可以与卢旺达的“一带一路”建设找到精准对接点。
总之，9月初的中非北京峰会已经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铺好了画卷，让我们行动起来，用认真和细腻的画笔来绘制这幅“工笔画”。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巧用NGO开展中国对非公共外交
NGO是实施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巧力量。顺应非洲公民社会日趋成熟，NGO及其他社会团体在政治选举和社会公共管理中话语权愈加强大的趋势，中国对非公共外交应利用NGO对等性和中介性的优势，强化NGO的主体作用，发挥其桥接中国政府机构、企业与非洲乃至西方国家NGO及其他社会团体、非洲社区的作用。
当今国际交往已经多元化、社会化，国际援助从政府帮助政府转变为政府帮助民间、民间帮助民间。且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常常与公益服务和能力建设联系在一起，而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为NGO）的主要功能就是社会公益与能力建设。在现代民主社会，NGO既是“民意的重要代表”，又是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者和践行者。NGO参与公共外交使外交更具亲和力，是建构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国际上利用NGO实施公共外交、提升话语权是通行做法。中国现在倡导中非合作共赢、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对非公共外交中，NGO不可缺失。政府外交、媒体外交、民间外交相结合，多层次、立体化、协同化的对非外交，才能整体提升中国在非软实力。早在2003年，前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就曾表态：中国应当重视NGO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因势利导，在NGO领域增强中国的声音。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则指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NGO参与对非公共外交应被提上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NGO公共外交具有对等性和中介性优势
一般来说，有效的公共传播或公共外交，需要对等性和中介性。利用NGO开展对非公共外交恰好具有这样的优势。所谓对等性，即传授双方在地位上、属性上对等，比如都是政府机构或NGO，而不是政府机构对NGO抑或相反。传授双方的对等性为平等、坦诚的对话沟通提供了前提条件，为彼此理解包容提供了可能。所谓中介性，即作为实施公共外交的最终主体， 国家需要借助各种传播中介与国外受众接触，但由于国外受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的直接公共外交行为反而容易引发国外受众的质疑，而政府隐身其后的中介性对外传播、公共外交，会更容易获得国外受众的信任和接受。西方国家之所以喜欢借助NGO进行公共外交，笔者之所以说NGO是中国开展 公共外交的巧力量，其意即在于NGO开展公共外交的对等性和中介性。
传统公共外交更多依赖政府机构和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机构进行，其可信性和话语权乃至影响力，往往因其国家属性而遭受质疑。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早在2010年初就撰文指出：“政府与政府及其他组织展开竞争，以强化自身的可信度，削弱对手的可信度。”他认为，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NGO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使得“新公共外交”得以崛起。NGO开展公共外交的最大优势就是其介于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中介性。中国现在需要利用NGO弥补对非公共外交的短板。因为中国NGO走进非洲，与非洲本土的NGO开展合作，直接服务于非洲国家社会民生，将为中非合作共赢、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民意基础，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国际通行的公共外交。
NGO是提升中国对非公共外交的巧力量，至少有三层内涵。一是中国政府要积极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并资助非洲本土的NGO发展，让它们在非洲代表中国说话，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和中国发展道路；二是鼓励并支持中国的NGO前往非洲并扎根非洲，直接服务于非洲的社会民生，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用实际行为和效果提升中国在非形象；三是中国的NGO走进非洲，积极与非洲本土的NGO合作，改变非洲本土NGO单方面与西方国家的NGO合作、受西方媒体影响的现状，利用NGO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升中国在非话语权和影响力，消弭非洲NGO对西方媒体制造的“新殖民主义”的呼应。事实上，中国NGO是塑造中国民主、开放形象的重要主体。其走出国门、走进非洲，则是中国公民社会日益成熟、中国积极承担国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当然，中国NGO在开展对非公共外交过程中，应坚持中国政府倡导的“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NGO是西方抹黑中国的重要主体
随着中国与非洲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选择与西方不同的对非关系模式和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迅速崛起，视非洲为自己传统后院的西方国家，借助媒体、NGO和非洲本土的NGO，对中国妄加议论、肆意抹黑，企图挑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主要批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中国对非援助忽视民主、良政；中国对非投资忽视环境保护；中国不尊重、不保护人权；中国支持非洲独裁政权。而面对西方NGO和非洲本土NGO对中国在非洲的抹黑和指责，中国NGO要么缺失，要么因没有话语权而保持沉默，只能依靠政府机构和中国媒体予以驳斥。而由中国政府和西方认为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中国媒体直接与西方NGO和非洲本土NGO沟通，则进一步坐实了西方和非洲本土NGO对中国关于非洲问题的指责和抹黑。事实上， 就这些涉及公共性的话题而言，NGO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坦诚沟通，其效果比官方出面更为显著。
受西方数百年殖民影响，非洲公民社会相对成熟，NGO和民间社会团体在非洲各国公共社会事务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舆论监督权。它们往往代表民众与政府和企业对话，是处理公共事务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也是建构非洲当下公共舆论、影响非洲国家民主选举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NGO是非洲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并与现代政府、传统势力一起形成了一种权力分享的态势；非洲NGO的领导者和成员大多由知识精英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非洲NGO通常与西方联系密切， 许多在非洲活动的NGO本身就是西方NGO在非洲的分支机构，多数非洲本土NGO的运营都由西方政府或其NGO提供资助。根据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2004年公布的第三版非洲NGO目录表，非洲当时就有3500多个NGO，且有300个NGO获得了联合国经济理事会的咨商地位。
可以说，非洲NGO的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各个领域， 并在国家、地区、国际三个层面发挥作用。由于非洲NGO享有重要的权力地位，又具有亲西方性、精英性等特点，一旦非洲NGO受西方舆论左右聚焦中非关系，就可能为中非关系带来潜在威胁。首先，非洲NGO协同西方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西方NGO对中非关系施加国际压力；其次，非洲NGO借助民众、媒体和国内反政府组织，对中非合作形成国内压力；再者，非洲NGO一般在民间活动，与民众联系较为紧密，具有影响基层民众的潜力。NGO对中非合作的偏见无疑会影响到民间社会对中非合作关系的正确认知，在民间种下对中国不满的种子，从而激起民间的反华情绪，并使来自底层的群体有组织地反对中国。
今天在非洲，我们能看到中国工程队、中国公司、中国孔子学院……但是很少能看到中国的NGO在非洲活动。相反，西方的NGO却经常在非洲的媒体、广告牌上宣传自己的理念和宗旨，并与非洲本地的NGO密切互动。我们知道，公共外交意在公共，意在对象国公众和民意，在多数已经实行民主政体的非洲国家，NGO则是民意的重要代表。因此，在西方NGO和非洲本土NGO不断制造中国在非议题的背景下，于中国对非公共外交，NGO这一重要行为主体是不应缺失的，现在是补齐短板并巧用其力量的时候了。回顾新世纪以来的中非关系史，NGO是非洲和西方国家设置中国在非负面议题的重要主体。
中国NGO如何开展对非公共外交
NGO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社会福利和能力建设，职责与公共外交不谋而合，这为NGO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可能；全球治理及国际关系民主化，良治、人权和环保等NGO关注的所谓次要议题日益与军事安全等议题比肩而立，NGO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舞台越来越大。进入新千年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转变观念，注重巧用NGO开展公共外交。
中国政府与NGO，自2004年以来在国内基本构建起“共治型合作”关系。2005年成立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在推动中国NGO参与公共外交方面发挥重要统筹作用。就中非关系来说，NGO已是中非民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一步加强中非合作的重要渠道。中国NGO应继续与政府保持沟通和对话，从民间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要在中非合作框架下加强理念交流和经验分享，为中非合作及民间友好作出贡献。同时，中国官方和中国在非企业也应创新公共外交观念，视NGO为重要的沟通对话伙伴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概略来说，NGO作为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上可以承担开展对外援助、推动学术交流、促进公益环保、倡导正义与良治等职能。在对外援助中， NGO可以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位一体的多元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受援国完成本土化任务；可以搭建跨国界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知识精英与舆论领袖的坦诚交流与理解；可以传播普及公益环保知识和标准，督促政府机构和企业坚守公益环保的底线；可以倡导和践行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并以之作为标准去督促社会达成。换而言之，NGO能够以其可信性、专业性、独立性、多元性和互动性服务于公共外交，协调一国政府与国外社会、受众的关系。
但基于权力和管理的封闭体系，中国政府机构和企业一般认为NGO是麻烦制造者，多数拒绝与他们沟通。非洲的NGO则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形象其实代表的是中国政府，而外界对中国企业的批评，实际上批评的是中国政府和整个中国。这些NGO其实非常希望与中国方面沟通，但面对政府部门和中国企业的闭门羹无所适从。走进非洲，建立起中国政府机构、中国企业与非洲本土NGO和非洲社区之间的桥接关系，作为关系中介传递双方的声音、协调彼此的关系，正是中国NGO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具体来说，一方面，官方可以和本国NGO合作，通过“NGO外交”帮助政府进行沟通和交流，澄清误解，因为NGO往往拥有较高的公信力、非政治性和道德性；另一方面，本国NGO可以作为“走出去”的企业和官方海外行为的监督员，提醒政府其对外决策的问题所在，督促企业在投资所在国和地区履行相关规则和标准。中国的NGO架起中国在非企业与当地非洲社区沟通联系的桥梁，可以帮助中国在非企业所参与的项目实现“更负责任、更可持续地开发”，从而获得驻在国的民众认同。就现状而言，中国要想在各个领域仿效美国基金会模式（如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构建独立的民间综合性智库，还存在着不少的客观障碍。但笔者认为，中国完全可在一些具体议题上鼓励民间NGO发挥专业性作用、发出中国声音，在气候变化、海外投资、地区发展等领域都应当为民间NGO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NGO跨国化运营，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旗手，应该学习美国是如何依靠NGO推广美国“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传播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进而建构美国软实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今许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兴起的NGO具有相同的特征，即试图影响社会观念、试图掌握话语权，但“没有什么组织是不带有政治色彩的”。随着国际化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和主体的多元化， NGO在国际公共事务治理上享有的议题设置操控权和话语权日益增长， NGO在国家—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的参与和政策影响已不容忽视。
NGO开展对非公共外交应注意的问题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胡•珍妮弗（Hsu Jennifer）所带团队曾主要关注中国NGO在非洲的发展现状，并以中国NGO在埃塞俄比亚和马拉维两国为例进行比较，研究成果《“走出去”还是“待在国内”：中国NGO在非洲的扩张》发表于2016年的《发展政策评论》（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34(3):423-439）。借助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他们认为，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中国NGO作为对外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逐渐国际化，但相比西方同行，中国在非洲的NGO有三个特点。一是政治环境的不同使其发展历程和组织文化不同于其他国际NGO；二是政府介入程度深，多属于GONGO（government-organized NGOs）；三是承担着公共外交职能，不仅参与构建中国软实力，也用于修补中国企业在外所造成的负面形象。他们认为，这种不同源于中国NGO自身的发展环境和附加的政治功能，因而不能单纯以现有的研究对中国NGO的行为模式和发展前景做出判断。
胡•珍妮弗团队的研究指出了中国NGO在非洲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困难。他们采用案例对比的方法，选取一党制的埃塞俄比亚和多党竞争制的马拉维，观察中国NGO在非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结合非洲两国的案例研究和中国NGO的自身状况，该研究给出了三个观察结论。一是中国NGO在非的项目往往是一次性的、短期的；二是双边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NGO背后的政治驱动多；三是政体的国际形象对于中国NGO的海外发展有影响，这点在不同政体的非洲两国体现得尤为明显。该文认为，公共外交中的中国NGO，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将会占主导地位，而非草根NGO。虽然胡•珍妮弗团队对于影响中国NGO国际化发展因素的研究受自身立场影响主要从政治形象和政治动因出发，未能充分考量其他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但作为占有丰富调查资料的个案对比研究，对中国NGO如何走进非洲开展公共外交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NGO对非开展公共外交，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中国NGO要摆脱本身固有发展套路，不宜将国内的经验单纯复制到海外， 应充分了解对象国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尽可能扎根非洲、持续做好公益服务和能力建设；二是应把“良治”作为主要目标，寻求一种可靠的意识形态支持，避免陷入民主或非民主的形象之争，这也是国际NGO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方向；三是协调好与非洲NGO的关系，重视与非洲NGO的交流合作工作；四是做好对在非洲的西方NGO的研究工作，与西方NGO既竞争又合作，同时学习其国际化运作的经验；五是与中国政府能力建设援助项目相区别，多从非洲国家底层社区和民众需求出发，提供持续化、品牌化的公益服务和能力建设支持。西方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海外NGO在促使政体转型上的角色是饱受争议的，关心当地民众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确立NGO的国际公信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则是众多NGO自觉行为中不自觉的成果。
龙小农：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引领中非合作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非洲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增长动能不足和发展不均衡两大困境，“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非洲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借鉴“中国经验”、拓展产业转移空间以及推动非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等，为非洲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推动非洲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实现再平衡，促进发展成果广泛共享，有助于实现非洲可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视野下，“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推进，从而引领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全球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典范。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中非传统友好优势转化为促进团结、合作、发展的动力，为中非人民创造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为推动世界更加均衡、公平、包容发展，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更大贡献。”近年来，中非合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全世界有目共睹。非洲是“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中非合作更加行稳致远；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目标指引下，中非合作内容更加丰富。面对当前全球化增长动能不足、均衡发展欠缺两大困境，“一带一路” 倡议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新的动力，并逐渐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非洲经济在全球化中面临的困境
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贸易和投资低迷，全球性挑战加剧世界经济不确定性。”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曾经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逐渐出现了重大问题，非洲面临增长动能之困和均衡发展之困。
非洲的增长动能之困
回顾此前的全球化过程不难发现，有三大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为全球产业转移提供了新空间。一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带动的东盟的整体发展，成为亚太繁荣的重要支柱；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三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开始进行经济转型，也带来新的市场和投资空间。这些都会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动能。
2012年之前，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然而近年来，全球贸易缺乏增长动力，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较2007年的峰值水平已经大大降低，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明显下降。而作为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和投资的“最后一片大陆”，非洲却因为发展基础弱、政局动荡、战乱和冲突等原因，已经无法提供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动能了。
时至今日，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未能建立起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和电力基础设施，这不仅影响了其物流和对外贸易能力，也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基本的支撑条件。同时，这种发展基础的缺失又使得非洲国家无法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仅靠初级产品出口无法形成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基础，从而无法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非洲的均衡发展之困
非洲不仅没有能够通过全球化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很多国家甚至还处于生存危机的边缘。虽然非洲在进入21世纪后其全球贸易总额有所增加， 但其进出口额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却常年维持在3%左右，并没有大幅提高，同时很多非洲国家还必须应对因战乱和气候变化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发达国家并没有给予非洲国家支持发展所需的技术、资金和管理，在按照西方模式塑造全球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更多地是在非洲增加军事存在，将发展援助与政治条件相挂钩；而非洲国家却面临着债务攀升、国家信用下降以及经济和产业结构难以优化的困境。
回顾此前全球化的过程不难发现，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并非是利益中性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国家或民众都能从中获益。从全球化过程伊始，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精英进行主导，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演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并未从中获益。而非洲，则无疑是这种全球不均衡发展模式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受害者。
“一带一路”为非洲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 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充分总结中国经验和世界发展形势基础上形成的高瞻远瞩的全球性倡议。在全球化陷入困境、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的背景下，通过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成功经验与非洲的发展结合，形成历史、现代和未来的联接，让广大非洲国家重塑信心，提振发展自觉自醒，形成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共鸣和共识，从而为非洲经济注入正能量。
“中国经验”为借鉴：非洲国家获得宝贵发展经验
中国在对接全球化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农业和制造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发展。这种优化是通过几个方面的重大举措逐步加以实现的。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完善局部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二是在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一定成功后，将其经验推广至沿海开放城市， 形成对外开放的良好格局和态势。三是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支持有关产业发展，扩大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并形成资本积累。四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技术和管理并形成制造业体系，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兑现“人口红利”。五是在积累了初始资金之后，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领先、规模庞大的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电力及互联网基础设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效率，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我们可以将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作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起点，如果结合国际合作和经验、模式的推广，我们就能够看出“一带一路”在增加非洲经济新动能方面的重大意义，即构建国际产业转移新空间，以“互联互通”为手段，与非洲国家共同建设全球新的增长极。
“一带一路”至非洲：构建国际产业转移新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所带动的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向度雁阵模式，将促进多维度的产业转移大潮形成。这是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此前若干次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一旦在商品、服务贸易以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给予初始的“动能”，这些产业中心将沿着地缘经济和投资规则的通道同时进行产业转移，从而带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其最终的必然结果，就是非洲将迎来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从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既具有制造业的领先优势，同时也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也意味着中国既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中非合作的主导方，同时也成为这种多维度国际产业转移的参与者和主导者。世界银行报告指出： “如果仅计算对非绿地投资，2003年至2014年，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投资了77个项目，合计133亿美元，在所有对非投资领域中排第一，中国对非投资领域更加多元、平衡，更有利于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通过进一步推动投资、贸易、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中非合作为非洲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互联互通”为手段：助力非洲成为新的增长极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加强政策沟通，即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加强设施联通，打通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欧洲与亚太的贸易、物流、合作大通道，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创造条件；加强贸易畅通， 消除贸易壁垒，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加强资金融通，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国际投资合作和国际流通成本，提高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加强民心相通，通过增强民众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加强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为开展国际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一带一路”将推动印度洋沿岸国家发展，从而给非洲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加强了瓜达尔港与巴基斯坦经济腹地的建设， 并为中亚内陆国家增加了新的出海口。而隔海相望的东部非洲地区，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吉布提港自由贸易区、蒙巴萨—内罗毕铁路、蒙巴萨港和拉穆港等港铁联运项目的建设，也让东部非洲发展格局为之一新。可以预见，中巴经济走廊、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经济走廊、大湖地区—肯尼亚经济走廊的互联互通，将在南亚与东非之间形成西印度洋发展的新引擎。非盟第二十四届首脑会议在2015年1月通过了“非洲2063年发展规划”及其第一个10年发展计划，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将加快形成新的自由贸易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非洲的对接重在东部、南部非洲，这与非洲21世纪发展战略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为非洲在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提供新模式
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比单纯实现经济增长更为复杂。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全球宏观经济层面的全局性优化，也与中观或微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就业及居民收入增长等问题息息相关。“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开放、包容、普惠和共享等重要理念，既是全球各国发展的迫切期待，又是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全球共享，这将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提供新的模式。
“一带一路”推动非洲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实现再平衡
非洲是全球经济失衡最为明显的受害者。一方面，非洲仍然有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随着人口增长，劳动力资源明显过剩，缺乏足够的制造业岗位予以吸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资本过剩，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目前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集聚了超过6万亿美元的资金，形成了跨国直接投资的“堰塞湖”。这种资源错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形成双重制约。
回顾历史，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华盛顿共识”过程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施压下，快速采取“小政府”、私有化等政策，放弃了在当时具备比较优势的众多产业。而在此之后，很多非洲国家大量出口能矿资源和初级产品，长期无法形成工业体系。同时，由于其政府缺乏必要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难以开展。
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所形成的“中心—边缘”格局并非全球资源合理配置的方式，其目的仅是维护发达国家部分利益集团的优势地位，其代价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居于价值链底端。而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随着非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将不断提升资本、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将“中心—边缘”格局改变为“平行网络” 格局，而后一种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则是合作共赢。
同时，“一带一路”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首先意味着与非洲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形成吸引国际资本的“新洼地”。并且，通过中非基础设施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可实现充分就业和“人口红利”的兑现，在农业和工业之外新增“建筑业”，形成“三元”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为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新的模式。
“一带一路”促进发展成果广泛共享
非洲国家长期处于价值链底端，主要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无法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化。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至今， 其农业人口比例并未显著下降，都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80%以上。还有部分非洲国家虽然部分实现了工业化，但由于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存在瓶颈，无法进一步扩展制造业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的空间， 也无法让更多民众提升生活水平。
“一带一路”在促进发展成果广泛分享方面将为非洲国家提供新的模式和动力。一是通过与非洲国家开展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帮助其启动工业化进程，从而促进其农业人口向制造业部门流动；二是促进非洲国家形成开放格局，共同扩大国际市场，从而扩大其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规模；三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吸引其剩余劳动力向建筑业流动，进而提高非贸易部门就业水平；四是提供再分配政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经验，帮助沿线国家政府实施更加惠及民众的发展和分配措施。
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50周年非盟特别峰会致贺词中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一带一路”视野下， “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能够助力非洲加速工业化进程，有益中国实施转型升级战略，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从而引领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全球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典范。
智宇琛：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非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新时代中非关系中的多维度特性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峰会暨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为正处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关键阶段的中非合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论坛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中非关系清晰呈现了南南合作维度、多边主义维度、新型国际关系维度、心灵契合维度、命运共同体维度等多维度特性。
中非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也是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的典范。多年来，中非关系栉风沐雨、历久弥新，取得累累硕果，在造福中非人民、促进中非共同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世界格局向更加均衡、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以宽广的视野、通盘的谋划和全球的布局，积极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外交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使得中国的整体外交呈现出了系列新局面、新特点，中非关系也同样呈现出许多新气象和新维度。这些维度的呈现，为我们深入考察中非关系提供了全方位的视角，也必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推进中非合作的着力重点。
南南合作的维度
南南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南南合作的先声，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诞生，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标志着整体性南南合作的开始。多年来，南南合作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机制手段、平台载体和具体内容方面经历着不断的创新和完善。它不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摆脱了贫困，也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的核心，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和样板。在对非合作中，中国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多年来，中非合作的内容早已从政治、经贸等传统领域延伸至维和反恐、安全防务、教育医疗、产能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等几乎各领域。创立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是新时期中非合作的重要平台载体，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的“十大合作计划”有力推动了非洲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很好地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划及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这一系列合作，使中非合作的质量和水平获得大幅提升，同时也为中非人民带来了满满的获得感。可以说，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体现了南南合作的精髓，也为南南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指明了方向。
除中非合作论坛之外，近年来，中国还先后推动创立了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等南方国家交流合作的平台载体。中方主办或推动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会议等机制，也是发展中国家担纲“唱主角”。这些平台机制的建立和提升实现了中国对南方国家开展合作机制的全覆盖，更体现出中国在新形势下矢志不渝推进南南合作的强劲势头和坚定意志。这也是中非合作持续深入发展的底色和重要维度。
多边主义的维度
经过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持续深入发展，中非合作越来越体现出全球意义 和新型国际关系特性，也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而彰显出更多的多边主义维度。
中非合作多边主义的维度，具有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在内涵层面，中国不仅与非洲各国直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与非盟及相关次区域组织同样开展各种合作，发展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首先是非洲国家层面，中国已经与非洲54个国家中的53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53个国家是中国对非合作和交往的主体，也是中国所有对非政策的主要对象。中国奉行中非合作大家庭理念，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其次是非盟层面，中国同非盟及其前身非统保持着友好往来。双方已互设代表处，注重在战略和顶层设计层面开展合作，从2008年11月至今中国与非盟共举行了7次战略对话，在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国际问题以及非洲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并在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在次区域层面，中国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印度洋委员会、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均不同程度存在交流交往合作关系，中国已经向西共体、南共体、东共体组织派驻大使或代表。通过这种多层次、网格状交往与合作关系，中非之间织起了牢牢的多边合作框架。
在外延方面，通过中非之间合作，使得非洲更加以一个声音在国际上发声，从而不断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非洲是重要的全球新兴市场。在当前世界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一个联合自强的非洲越来越成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中国一贯坚定支持非洲的联合自强及一体化进程，一贯支持非洲在联合国发出更大的声音，真心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的非洲、强大的非盟。同时，中非合作又是开放的、包容的，而非垄断的、封闭的。就像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对非合作中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中国愿同国际合作伙伴一道，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凡是对非洲有利的事情，我们都欢迎、都支持。可以看出，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说，中非合作都具有天然的多边属性，对推进当今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已经成了多边世界的一个支柱，中国对推动多边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中非合作如火如荼的开展，及其不断推进非洲走向团结统一，即是中国对多边主义所作贡献的重要体现。
新型国际关系的维度
随着南南合作的深入推进和多边主义的不断发展，中非关系同样日益体现出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正确义利观的新型国际关系特性。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要追溯到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与来自非洲相关国家的领导人直接接触并达成了建交共识。随着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正式建交，中非之间从此开启了交流交往的闸门。60多年来，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在谋求民族发展国家振兴的道路上互学互鉴、守望相助，结下了休戚与共的兄弟情谊，也成就了当今国际关系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无私援助与平等相待，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深厚友谊和坚定支持。被非洲朋友誉为“自由与友谊之路”的坦赞铁路，耗资4.55亿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更是中国举全国之力而为之的援非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更多地强调“互利合作”而非单方面对非援助，更加突出中非关系中平等互惠的本质。当前，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关系体系的深刻变革，中非之间更加注重构建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更加注重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共同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可以说，进入新时代的中非关系更加表现出浓厚的全球属性。
2013年3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首访非洲，首次提出“真实亲诚” 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为新时期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赋予了新的动力。在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对非关系的重要原则，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这“五不”原则既是对西方所谓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等论调的响亮回击，更是为国际社会开展对非合作确立了新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可谓意义重大， 这必将引领中非新型国际关系在新时代更加行稳致远。
心灵契合的维度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连。中非合作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一个重要因素是民心相通及心灵上的契合。这首先体现在共同的历史际遇和现实中的紧密合作。一方面，中非之间具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反帝、反殖战斗友谊，共同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和求发展、求复兴、求和平、求合作的共同愿景；另一方面，中非之间无战争、无边界领土问题、无历史纠葛。这“有”“无”之间，彰显出中非关系的良好先天条件和天然的亲近感。
心灵上的契合还体现在文化及文明的交流融通上。凭心而论，非洲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语言、文化都受到西方很大影响，这是中非之间文明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但中非之间始终高度重视文化领域的交流、交往。1955年，在正式建交的前一年，中国与埃及即签署《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 这也开辟了中非之间在文化领域开展合作的先河。2015年12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进一步指出，要保持文化高层交往势头，实施双边文化合作协定及其执行计划。多年来，中非之间始终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文交流精神，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增多，各种文化展演、文化年等活动层出不穷并深受双方人民的喜爱，中国的“非洲元素”和非洲的“中国元素”不断增多且交相辉映，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同样古老的非洲文明同鸣共振。这无形中增强了双方人民之间的亲近感。
心灵上的契合更体现在中非在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及治国理政方面的相互借鉴、相互欣赏，在民主人权等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协作。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治理赤字最集中的地区。随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取得成功，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经验，并逐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认同。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指出，中国的发展正在给非洲带来希望，非洲国家从中国身上得到重要启示。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学习, 共同探索国家和社会治理问题,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最多的非洲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不仅对推进彼此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更无形中增加了彼此感情上的亲近和心灵上的契合。非洲联盟秘书长法基表示，中国已经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心，非洲人民不会忘记。一些非洲领导人甚至动情地表示，中国是非洲的“真朋友、真伙伴、真兄弟”。
命运共同体的维度
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针对当前全球治理发出的重要倡议，也是中非关系的真实写照。多年以来，中非之间始终是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中非之间势必要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非之间从来不缺乏充满深情厚谊的见证和感人至深的景象。20世纪70年代的坦赞铁路，新时期的亚吉铁路、蒙内铁路、非盟会议中心、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以及中国在许多非洲国家援建的道路或大型基础设施等，无不见证了中国对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抗击埃博拉、蓝盔维和、扶贫转型、“光明行”“爱心行”等更是见证了中国与非洲携手同行的感人景象。非洲国家也每每在国际场合为中国仗义执言，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南海仲裁案”等国际事件中为中国提供鼎力支持，在汶川、玉树等地发生严重地震灾害后为中国踊跃捐款。正是因为当年非洲兄弟将中国“抬进联合国”，才有了中国在联合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票。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非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天然的同盟军和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2013年3月，刚刚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不久的习近平赴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四国访问，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中进一步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并阐释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2015年12月发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这既是对多年来中非关系的真实描述，也是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方向指引。约翰内斯堡峰会确定的“十大合作计划”给中非人民带来丰硕成果和满满的获得感，也将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推向新高度。
在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从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六个方面对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进行深入阐述。这是对新时代中非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同时，习近平主席还进一步提出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对非“八大行动”，对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赋予了实实在在的内涵和抓手。同时还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等的债务等系列措施。这一系列措施切实体现了中国“真实亲诚”的对非方针，也必将推动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综上，中非关系在新时代明显地体现出多维度特性，这是多年来中非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推进中非合作行稳致远的着力重点。这些维度和视角有些是在中非关系发展中早已有之的重要特性，有些则是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发展演变，中国针对全球治理和中非关系发展中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呈现而提出的新方案新主张。这些维度和视角相互交叉、相互影响， 共同为推进新时代中非合作提供助益和动力。对中非关系中的多维度特性进行考察和分析，是我们更好地理解中非关系“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走什么路”重大命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做好新时代对非工作的必然要求。
齐明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提供者，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能在中非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以下作用：深化中非合作发展的民意基础，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在与非洲合作发展过程中更加积极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疑是有益的。
2018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阿联酋、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此次访非意义重大，不仅体现出中国对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还加强了政治互信，为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凝聚起更大的共识与动力，可以说，本次的公共外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事实上，通过公共外交方式推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非关系，消除偏见与疑虑，对深化中非合作与发展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中国持之以恒做出努力。而中国长期以来在对非洲人道主义援助上做出的不懈努力，推动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不仅加深了中国与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奠定合作发展的基础，也获得了国际上的正面评价和好感，在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道主义援助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世纪9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受援国家和地区中，非洲是中国最为关注的地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对非洲进行大规模的援助，包括发展援助与人道主义援助。2000年以来，中国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更加重视，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仅规模增大、速度增快，援助方式也更为灵活，包括参与大量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例如，中国对乍得和其他东非国家的粮食援助、抗击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以及对南苏丹与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等，都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近些年，中国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公共卫生、农业、和平安全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道主义援助增进了中非人民间的感情，深化了中非合作发展的民意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和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自然灾害和局部动乱持续不断，非洲地区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日益增多。全球预测表明，2018年大多数冲突难以得到缓解，而粮食安全问题仍将加重。尽管厄尔尼诺现象或拉尼娜现象出现的几率较低，非洲之角歉收问题仍将持续。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负责的风险管理指数系统显示，“极高风险”（将近确定）有严重长期人道主义需求的国家绝大部分是非洲国家，包括索马里、南苏丹、乍得、中非共和国、也门、尼日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叙利亚等。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因此面对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国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力。我国领导人多次承诺加强对外人道主义援助。2016年9月，在联合国难民峰会上，李克强总理发表讲话，愿提供1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目前， 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的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资金支持有关承诺，中国商务部正在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署抓紧组织安排具体援助项目实施工作，帮助刚果（布）、中非共和国、叙利亚等国家应对人道主义危机。
除了无偿的资金援助，面对非洲的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时，中国也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尽全力解决受灾民众的燃眉之急。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国是最早参与救治的国家，中国政府向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提供了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中国汲取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在原有的对非医疗援助的基础上，增派了公共卫生专家和医疗卫生人员参与西非疫情防控救治，向西非疫区国家先后派出1000余名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治人员，自带救援药品和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各种物资，深入到疫情暴发区和救治一线。并且，中国着眼于“后埃博拉时期”卫生公共产品，加强和改进非洲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建设，以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受灾国家在灾难来临后都面临着经济财力上的巨大损失和精神上的多重压力，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各国的支援对受灾国的政府和人民给予了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中国致力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无疑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提高亲和力和吸引力，促进民心相通。
第二，人道主义援助塑造中国道义形象，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一国的国家形象不仅受到他国评价的影响，同时国家形象还会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塑造良好形象是国际舞台上各个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随着大批中国企业、社会组织走出国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机构、不同人员的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可能会带来摩擦与冲突。麦肯锡2017年发布了非洲中国企业调查报告，报告调查了中国与撒哈拉以南8个非洲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援助等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伙伴，中国在非洲设立的企业数量众多。随着中国企业深入非洲，一些负面的西方评论不绝于耳，例如，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常被西方指责为“新殖民主义”抬头，及“中国人是来掠夺资源的”“非洲是中国劣质产品的大市场”，等等。这样的评论虽然存在诸多漏洞，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在非洲的发展面临国际舆论的诸多质疑。如何驳斥谣言，打消疑虑，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人道主义援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道主义援助在中非合作的道路上不仅可以作为先行者，通过援助资金、物资、项目的方式惠及普通大众，使其亲身体会到中非关系带来的“利”，还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义”的形象，展现中国的国家气质与民族精神，符合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期待。并且，这还有助于中国提高在全球人道主义事务、区域事务乃至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与领导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感召力。
具体来说，人道主义援助能在公共外交中发挥桥梁作用，提升“走出去”的社会组织、企业与当地的互动，提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过程中社会责任的承担意识，进而为中非合作与发展铺平道路。目前，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参与者不再局限于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还包括非政府组织。随着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发展，他们更加直接并广泛地参与着公共外交。国内学者安昕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相比，具有实践经验丰富、针对性强、专注于细节以及管理更加直接等优势。事实上，一些中国企业联合非政府组织，已经广泛参与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中非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石油在苏丹援建的阿伯欧社友谊医院，满足了当地百姓的就医需求，并且医院的运作逐步进入良性循环；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苏宁电器援助了尼泊尔的地震学校，与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合作为非洲的饥饿儿童筹款供餐，在教育领域让公益项目在当地落地开花、惠及百姓；中国扶贫基金会还与徐工集团为埃塞俄比亚干旱地区百姓修建水窖，惠及逾4千人，该项目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增产，还有利于改善农业结构，进一步增加当地人民收入。这些人道主义项目既是民间组织与民间企业合作的体现，也是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在“走出去”过程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更有力反驳了中非合作发展倡议是“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增强了各国对中非关系的信心。
第三，人道主义援助有利于阐释中国援助的本质与中国精神，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扩大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提出“新人道主义（New Humanitarianism）”，它包括更广泛和长期的目标，例如和平建设、人权保护和促进以及最终的和平等。“新人道主义”不断追求的政治和军事性质的人道主义行动，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9•11”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使得人道主义的传统原则进一步遭到侵蚀，人道主义进入了更为复杂的困境。西方大国通常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危机的幌子，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借口，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或者通过援助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中国对非洲人道主义援助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是否在援助过程中介入了受援国的内政。从利比亚动荡、突尼斯内乱到南苏丹问题，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都坚持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下来确保其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并着眼于解决当下难民的生活需求问题，可以说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更多地取决于受害者的需要，而非政治利益的需要， 这是中国对非洲人道主义援助的本质。南苏丹的战争冲突不仅给该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被战争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已经失去了应对机制。自南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多种方式、多批次为受战乱冲突影响的南苏丹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17年，中国政府决定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南苏丹提供500万美元紧急粮食援助，通过双边渠道向南苏丹提供约8750吨粮食援助，并派遣维和工程兵为战区维和部队提供工程支援，建设道路、桥梁、机场以及营房、掩体和水、电、暖设施。可以看出，在不干涉南苏丹内政的情况下，中国在维护南苏丹和平与稳定过程中发挥了的建设性作用，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并且，中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路径来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扩大了“中国方式”的影响力，为非洲的发展增加了更多的选择。
在国际社会中，援助不仅是单方面的。近些年来，中国爆发了多次大地震，特别是汶川地震与雅安地震，给当地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在自然灾难面前，中国的对外人道主义援助都获得了回馈。中国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资金援助与物资供给，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派出救援队或专业医护人员前往中国灾区抗震救灾。在汶川地震中，赤道几内亚这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小国，向灾区捐赠200万欧元，资金不多，但雪中送炭，使中国政府和人民感受到国际社会的温暖。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做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也再次表明中国与非洲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总的来说，在公共外交中，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深化中非合作发展的民意基础，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如今，全球自然灾害和局部动乱持续不断，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日益增多。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与非洲合作发展过程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与行动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疑是有益的。
刘诗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荷兰莱顿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