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格局已然形成，为建立人民币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环境。作者指出，“一带一路”有利于缓解“去杠杆和稳增长”“走出去和保储备”“货币篮子和美元独大”等三个突出矛盾，并就国内外经济、政策等情况进行分析，对“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协同推进提出政策建议。
货币国际化反映了一个国家主权信用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以2009年我国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为起点，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长足发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的SDR货币篮子，开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局面。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又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几次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全球化的历史车轮，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全球经济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但是近年来，“去全球化”事件时有发生，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恐怖主义此起彼伏，地区冲突范围扩大。纵观历史寻找答案，“去全球化”都是逆时代潮流的暂时现象，大多出现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时期，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构为标志结束，在此期间往往会诞生推动“全球化”的新生领导力量。“一带一路”倡议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发展理念，是我国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将在更高层面上推动全球化发展，培育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点。
“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五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朋友圈”越来越大， 合作项目越来越多。当前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得到了各国广泛共识。“六廊”是指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是指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互联互通路网；“多国”是指以若干重要国家作为合作重点；“多港”是指构建若干海上支点港口。
“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形成“人民币区”
经济学上“锚”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关系。“锚”是行为经济学的范畴术语，也称“锚定”，指人们趋向于把对将来的判断和过去已有的判断相联系。我们先探讨一下“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之锚。1961年，以“欧元之父”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同期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也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阐述。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 在多国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需要具备若干条件，包括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金融市场一体化、产品多样化、贸易结构互补和政策协调等。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中国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和贸易合作不断深化、政策统筹协调能力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建设所追求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人民币区”的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政策沟通有助于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对接发展战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设施联通需要大量信贷资金支持，有助于激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资金的需求，解决重大项目的资金缺口问题；贸易畅通有助于双边或多边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进行合作，消除壁垒，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资金融通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 建设参与国双边本币互换规模，增强人民币的支付和结算功能，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稳定和信用体系建设；民心相通有助于让各国民众了解到使用人民币可以拓宽资金渠道、降低财务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一带一路”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实务之锚。1947年7月，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友好国家提供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战后重建支持，捐赠和贷款的总金额达到131.5亿美元。马歇尔计划历经四年，是促成欧洲和美国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极大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在马歇尔计划推动下，美国获得了大量货物和劳务出口份额，美元成为欧洲主要的跨境结算货币，新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和秩序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互联互通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有利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项下对外输出，在经常项目下通过跨境贸易形成回流。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从贸易结算开始的，但投资将成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金融服务相对缺失，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资金价格普遍较高。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资金融通，既可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能帮助这些国家破除资金瓶颈、加快发展。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金融合作存在较为突出的“三多三少” 问题。一是以传统信贷方式支持重大项目较多，但在国际信贷标准等顶层设计方面的突破较少。二是中资金融机构参与较多，“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参与较少。三是跨境投融资中美元金融产品较多，人民币金融产品较少。这三方面问题阻碍了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形势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意义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各领域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本币合作， 有助于缓解“去杠杆和稳增长”“走出去和保储备”“货币篮子和美元独大”等三个突出矛盾。
去杠杆和稳增长的矛盾
第一，去杠杆直接关系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三大攻坚战的成败，必须 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情况提出不同要求，有保有压，避免硬着陆。
第二，最新的货币政策总基调是稳健并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措施。
第三，解决人民币超发问题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关键。2017年我国M2是170万亿元人民币，M2/GDP是2.1倍，全球M2/GDP的平均值是1.2倍，美国M2/GDP则是0.9倍。为了减轻国内房地产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压力，可以有序向境外转移国内超发的人民币，做大境外人民币资金池， 特别是引导人民币资金支持境外中长期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项目，实质性减少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供给，平稳减少境内人民币资金总量，更好地达到去杠杆的最佳效果。
第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本币合作，分类施策，着力解决好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准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困难，在政策和法律框架内形成风险可控的境外投融资新模式，有利于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境外中长期项目，防止国内M2大起大落，保障我国优势产能跨境转移，促进人民币以投资方式跨境双向循环，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目标。
走出去和保储备的矛盾
第一，外汇储备的使用问题多年来是争论的焦点。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大幅波动，已由2014年最高峰4万亿美元锐减至2018年的3万亿，其中1万多亿还是债务性资产，不能随意动用。预测未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 我国出口顺差将大幅减少，外汇储备面临更大压力。
第二，目前，我国外汇储备70%左右是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黄金储备约占2%，其余多为欧元、日元和英镑资产。不合理的外汇储备结构，对国内经济造成了通货膨胀等影响。此外，由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美元汇率波动较大，我国外汇储备长期处于持续贬值状态。
第三，支持我国优质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特别是支持并购海外能矿资源和高端制造业，是解决外汇储备结构性问题的可选方案，既服务了实体经济，又有利于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在能够获得合理回报的同时，这种外汇储备“走出去”投资方式也存在流动性差，不易变现的缺点。一旦有国际热钱炒作，会造成我国外汇储备大幅波动的局面，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外汇刚兑能力产生错误预期。
第四，以人民币本币合作支持“走出去”战略，将外汇储备适度转化为黄金储备，是一个可以优先考虑的战略性方案。黄金具有明显的逆经济周期属性，长期处于持续升值通道且变现能力强，符合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要求。可以借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构建人民币、黄金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良性循环。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一带一路”建设的窗口期一纵即失。在走出去和保外汇的两难选择下，应当全力推动以人民币资金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货币篮子和美元独大的矛盾
第一，在信用货币体系时代，特里芬难题日益突出。美元向全球供给主要通过持续逆差方式，这与美元币值稳定产生了深层次矛盾，易引起全球美元信用危机，危及国际货币体系安全。美元主导了全球财富再分配，美国政府通过无节制地发行美元缓解了进口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不得不以借款方式偿还对外债务，充分体现了美元霸权主义。
第二，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形成多个竞争合作关系的国际区域货币，避免对某种主权货币过度依赖。从趋势分析，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体现了自然选择过程，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合理反映。根据IMF统计，截至2018年一季度，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约为62.5%，欧元、日元、英镑、加元和澳元占比分别约为20.4%、4.8%、4.7%、1.9%和1.7%，人民币占比约为1.4%。非美元货币占比接近40%，具备了抗衡美元独大和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
第三，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很难被撼动，应当通过加强本币合作，优化全球货币篮子的构成，力争形成更加平等互利的国际货币治理体系，加快“去美元化”进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主动加强人民币和欧元、日元、英镑等国际货币的合作，提升人民币作为金融交易货币对于全球资金的吸引力，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鼓励全球金融机构更加活跃地开展人民币资金交易，创新人民币掉期交易和远期交易等金融衍生产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挑战
一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严峻。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普遍达成的发展共识，也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科学院2017年研究认为，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生态环境脆弱，不少国家处于干旱或半干旱环境，森林覆盖率较低，单位GDP能耗、木材和物质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0%以上，单位GDP钢材、水泥、有色金属、水和臭氧层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或2倍以上。中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革开放之初的粗放式发展，使得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为环境整治付出了巨大代价，至今还被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困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面临重大挑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符合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 得到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支持，应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推广绿色金融。
二是金融服务普及程度有限。“一带一路”沿线多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金融服务仍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沿线国家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象普遍存在,银行借贷过程复杂，利率普遍较高，埃及等个别国家的贷款利率甚至达到10%—20%。在资金支持不足的情况下，中小微企业“自我造血”能力减退，产品竞争力不强，产业结构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影响所在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融通，具有很强的普惠金融意义。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利于互利共赢地开展经济外交，有利于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有利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促进投资和贸易合作的便利化。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移动支付能力相对落后，金融服务对民众的普及程度比较有限，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的电商经济、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所作为，有效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
三是美元外储体系风险凸显。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两次美元危机后，美国宣布放弃了运行3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元和黄金脱钩，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即信用货币体系时代，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推行黄金非货币化，废除黄金官价；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等。信用货币体系时代，美国的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更加明显。美元的量化宽松和紧缩政策多次“冲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中也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世界各国迫切需要以多元化的外汇储备防范金融风险。国际主导货币具有很强的使用惯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去美元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币金融合作面临复杂的形势和挑战。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本币金融的铁三角结构
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颁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的金融服务。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的金融自律组织（UNEPFI）发布了《银行界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和《金融业环境暨可持续发展宣言》等重要文件，旨在推广和普及绿色金融。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纷纷响应号召，开始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全球近百家银行宣布实施的自愿性行业规则——“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 EPs），要求在项目融资活动中分析和评估其对自然、环境及地区的影响，并采取措施使得生态系统和社区环境免受破坏。目前，赤道原则已经成为国际项目融资的参考标准、行业惯例和发展方向。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2005年，联合国最早提出普惠金融概念，是指广泛提供金融服务，能够为社会最广大阶层和群体提供合理、便捷和安全金融服务的一种金融体系。普惠金融在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演进过程始终体现着金融创新的理念，现在已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的金融领域。时至今日，中国的普惠金融已经融入了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诸多创新元素，可以为“一带一路”金融创新提供中国智慧。
本币金融。主要是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本币开展“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10.6万亿美元以上，产能合作和贸易合作的资金需求量更大。对于中国而言，作为GDP全球排名第二的经贸大国，更大程度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公平的。对于资金接受国而言，使用人民币可以节省换汇成本，降低汇率风险，撬动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入，增加了更多优质的国际货币选择。此外，在全球信用货币体系下，本币金融合作有利于维护“一带一路”甚至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体系稳定，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便利化和安全化。
“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协同推进的政策建议
宏观层面，始终以国内经济健康发展为前提，夯实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切入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对外投资要严防国内产业空心化。微观层面，不断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争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高 端地位，从根本上转变出口和顺差在中国，附加值和利益在欧美的被动局面。
国内层面，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防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确保人民币币值稳定，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国际层面，力争形成沿线国家央行广泛参与的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完善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扩大货币互换规模，为跨境投融资和贸易合作提供货币便利。
投资层面，发挥国开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一带一路”人民币专项贷款和基金优势，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基础设施、产能和金融合作等重大项目，突破“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缺口、汇兑损失和外汇风险等瓶颈。贸易层面，在沿线国家大力推动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提高全球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强化人民币的重要国际化职能。我国对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类大宗商品极度依赖，是全球的主要购买方，但从定价角度而言，却非常被动。从国家安全角度，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是我国刚性需求，必须要力争对全球定价机制有主导性话语权。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工厂”，全球消费品大多是中国制造，可以满足世界各国用人民币购买消费品的各类需要。人民币已经具备全球投资、消费和金融交易大循环的可行性。因此，可以借鉴美国通过美元石油控制定价权的经验，推动建立全球资源类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机制。金融层面，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国家打造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强化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外汇买卖、债券发行、国际信贷、衍生产品、结算清算等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金融创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投资驱动、贸易驱动及金融创新驱动等多层次发展模式。国际规则和标准层面，借鉴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的最新成果， 对接赤道原则，发展绿色金融，搭建转贷平台，推广普惠金融，以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本币金融共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孟刚：国家开发银行法律合规局副局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媒体外交：概念、历史与研究路径
本文围绕“媒体外交究竟是不是一种新的外交样式”与“媒体外交是外交战略工具还是外交议题本身”两个问题展开。首先，本文厘清英文和中文语境中媒体外交的概念内涵。接着，在外交历史语境中，从媒体概念的三个层面，即媒介形态、符号系统和组织机构论证媒体是外交历史发展的固有要素，媒体外交并非一种新的外交样式。但同时指出，自印刷传播阶段起，媒体与政府外交产生了组织机构层面的联系，这也构成了英文语境中媒体外交研究的核心问题。最后，本文指出，新兴媒体的出现打破了组织化、专业化的媒体生产形态，并直接导致媒体外交实践的变化。因此，在新兴媒体背景下，媒体外交本身成为亟待研究的议题。本文认为，媒介化视角可以成为推进媒体外交研究的路径选择。
2017年6月，美国公共外交研究智库——南加大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网站主页刊登了一篇题为《停止创造“新外交”》（Stop inventing “new diplomacies”）的文章。该文指出：“新外交无疑对获取学术资助和学术发表有益，但是这些概念本身通常令人费解。”该文同时指出：“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将广义上外交战略的工具与外交议题进行区分。”
浏览国内外主要文献数据库，各种“新”外交名词屡见不鲜，近年来不断出现于报章与学术刊物的“媒体外交”一词也名列其中。那么，媒体外交是否属于这篇文章所提到的现象，它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新”的外交样式吗？它究竟是广义上外交战略的工具之一，还是外交议题本身？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旨在从概念、历史与研究路径三个方面作出解读。
英文语境中的媒体外交概念辨析
中文语境下的“媒体外交”一词来源于media diplomacy这个英文概念， 笔者曾撰文详述过国外学者对media diplomacy这个概念的解读，在此不再赘述。综观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不多，从时间点来说，主要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的冷战后期和9•11事件之后。
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篇早期文献中，学者们并没有为媒体外交作出明确的定义，主要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重拾“对抗”战略的背景， 叙述并论证了以卫星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日益介入、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事实。佩洛西•卡尔（Patricia A. Karl）和约提卡•拉玛普拉萨（JyotikaRamaprasad）分别以1979—1981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为例，论证在突发性外交事件中，官方外交渠道中断，卫星电视不仅成为公众了解事件进程的主要渠道，更是事件利益攸关方传递、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传统外交渠道的补充。
这几篇早期文献，一方面承认了大众媒体日益成为传统外交手段的替代手段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学者们对于运用大众媒体、传统外交手段式微的担忧。比如，佩洛西•卡尔指出“媒体与外交的结合并非神圣的联姻”，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公信力（credibility）”。
2001年9•11事件及其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成为了学者再次关注媒体外交的时代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学者成为了这一研究主题的主要贡献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伊坦•吉阿博（Eytan Gilboa）。
具有国际政治与传播学双重学术背景的吉阿博首先承认大众传播介入并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一事实，但同时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和传播学者尚未就这一日益重要的研究主题展开系统全面的交叉研究。”紧接着，他从辨析媒体外交与另一个更早出现的概念——公共外交之间的关系入手，尝试明确媒体外交的内涵。他从语境、时间范围、目标、方法和媒介手段五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提出：“媒体外交属于公共外交。公共外交适用于更为宏大的意识形态冲突语境，而媒体外交应用于具体的谈判协商语境；公共外交是长期行为，而媒体外交是短期行为。基于语境与时间范围的不同，公共外交一般采用多种手段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适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而媒体外交主要通过大众媒体来寻求具体冲突问题的解决路径。”
为了进一步明确媒体外交概念，吉阿博在之后的研究中尝试给媒体外交下定义，即媒体外交是“在特殊情况下，政策制定者运用大众媒体传递信号，向国家政府和非国家政府行为主体施加压力，旨在建立信任、推动谈判协商，以及动员公众支持达成协议”；在具体实践中，媒体外交体现为“各类常规和特殊的媒体活动，比如新闻发布会、采访、泄密、冲突双方首脑和调停者的到访，以及壮观的媒介事件”。
从吉阿博对媒体外交的定义可以看出，首先，他想要探讨的是媒体（大众媒体）在对外政策制定与实施（即外交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从本质上来说，他仍然是从工具性（instrumental）角度探讨媒体与国家政府、对外决策和公众四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他强调了国家政府在媒体外交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其次，他将媒体外交适用的语境从特殊的冲突协商拓展到了常规性媒体活动，丰富了媒体外交概念的内涵。吉阿博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兴起与发展对媒体行业的影响，及其对对外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影响，但并未就此对媒体外交概念进行修订。
在此之后的相关研究中，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M. Entman）提出“媒介化公共外交（mediated public diplomacy）”概念，将研究对象更加聚焦于“总统及其对外政策机构”，探讨其如何影响并控制本国对外政策在国外媒体上的框架。虽然恩特曼自称“媒介化公共外交”区别于“公共外交” 与“媒体外交”，但究其本质，“媒介化公共外交”仍然是在探讨媒体与国家政府、对外决策和公众四者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恩特曼通过“递进式网络激活（cascading network activation）”模型来探讨媒体在对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将研究重点引入效果层面。韩裔学者林小俊（Young Joon Lim）将研究对象进一步聚焦，以美国为例，探讨在国际冲突语境下，官方与精英群体如何自上而下地推动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舆论如何推动非政府行为主体以人道主义方式介入议题，进而解决冲突。
综上，在英文语境中，媒体介入并影响国际政治进程是媒体外交研究的前提，学者们并未对媒体外交概念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 媒体、国家政府、对外决策与公众是四个主要要素。吉阿博探索性地将媒体外交研究的语境由冲突延伸至常态，恩特曼开始讨论媒体外交效果问题。这些学者对于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媒体外交的影响大都浅尝辄止。
中文语境中的媒体外交概念辨析
如上所述，中文语境中的“媒体外交”一词源于media diplomacy。翻阅相关研究，发现鉴于对media一词的不同翻译，media diplomacy在中文中分别对应“媒体外交”“媒介外交”和“传媒外交”三种翻译。为了清晰地勾勒出中文语境中“媒体外交”概念的含义，笔者首先对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中文翻译“媒体”“媒介”和“传媒”进行辨析。
新闻传播学者杨保军尝试从新闻活动的“传播—收受”过程来区别“媒体”和“媒介”的不同。他认为，“媒介侧重于承载信息的实体，而媒体主要是指生产信息产品的组织或机构。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说，媒体拥有媒介。”因此，承载信息的实体——新闻传播媒介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一定的物质实体，二是以一定方式附着在实体上的信息符号”。换句话说，media由媒介（技术）形态——“硬媒介”和媒介符号——“软媒介”两个部分构成。
对于“传媒”与“媒体”“媒介”的区别，有学者对国内4份期刊《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记者》和《现代传播》在2008年发表的涉及“媒体”“媒介”和“传媒”三个概念的650多篇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张忠民、阳欣哲、张国良）。研究发现，“媒介”概念取向“介质”层面含义；“媒体”概念除了“介质”含义外，还包括“机构”的意思；“传媒”概念包含最广泛的含义，即代表整个传媒行业。
基于以上辨析，笔者采用“媒体”一词，它不仅指涉不同的媒介形态， 以及基于这些媒介形态之上的符号系统，还包含组织或机构的含义。Media diplomacy所对应的中文概念就是媒体外交。
国内的媒体外交研究大都出现于2001年之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文语境中媒体外交研究在9•11之后再次兴起的影响；2009年后，随着国家大力打造重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媒体走出去”战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中文语境下，学者们主要从媒体传播的不同层面来解读媒体外交。有些学者从“作为媒介渠道”的媒体视角来解读媒体介入并影响外交进程，比如孙建平和谢奇峰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这种效果“有可能能促进外交进程”，带来“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也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扼杀某种外交成果”。赵可金、赵鸿燕和林媛等学者也将媒体视为中介的信息渠道，本国政府和外国公众分别为传收信息的两端。而且，这种信息传递模式是“自上而下”、单向式的传播过程。
有些学者从媒体传播的内容层面，探讨“如何说”，即媒体外交的话语修辞策略（赵鸿燕、李金慧；赵楠、宋燕）。还有学者提出，在新的传播语境下，媒体已经“由国际关系的观察者、记录者变成参与者和协助者”（任琳），也就是说，媒体逐渐以行为主体身份参与外交进程，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国内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兴起与新媒体研究的升温，“新媒体”逐渐成为中文语境下媒体外交研究的高频词。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主要引介国外，特别是美国如何将新媒体技术，比如以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应用于传统的媒体外交活动之中（季萌）。他们讨论“个人化”“双向化”“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让更多行为主体能够参与到媒体外交之中，增强了对话功能，提升了互动性，但与此同时也为对外决策提出了挑战（董青岭、孙瑞蓬；杨建平、赵磊；汪晓风）。
综上，中文语境下的媒体外交研究主要受到9•11事件后英文语境中媒体外交研究再次兴起的影响。“作为媒介渠道”的媒体视角、媒体传播的内容视角和作为“参与者和协助者”的媒体视角是这些学者解读媒体介入并影响对外决策的主要路径。这些学者在深入分析社交媒体特性的基础上，论及互联网技术对媒体外交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媒介渠道”层面。
历史语境中的媒体外交
基于对英文和中文语境中媒体外交概念的辨析，可以发现，媒体外交概念被提出，是在冷战时期，这无法直接回答“媒体外交究竟是不是一种新的外交样式”这一问题。但如果将媒体外交这一概念转化成媒体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将这个问题放至外交历史语境之中讨论；与此同时，理解媒体含义的“媒介形态”“符号系统”和“组织机构”三个层面又为考察历史语境中的媒体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分析视角。
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两河流域，苏美尔城邦拉格什（Lagash）国王派遣他的使者前往乌玛（Umma）城邦，命令乌玛城邦要么投降，要么面临覆灭（Raymond Cohen）。使者通过奔跑和口头传播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人体无线电报”（米切尔•斯蒂芬斯），即媒介基础，而信使传达的国王的政令是其符号内容，这是人类早期外交实践中的媒体外交案例。
继语言之后，文字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早期外交实践的发展与规范化； 更为重要的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外交文献。同样是在两河流域，基于农业生产、祭祀等需求而产生的楔形文字是手写传播时代最早应用于外交实践的媒介与符号系统。当时，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成为了信使出访所携带的早期“官方文书”，由此而形成的“楔形文字外交（cuneiform diplomacy）” 呈现出了早期外交实践的规范化趋势。比如，信使成为了城邦之间传递消息、联络与维系各城邦之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其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现代外交体系下的外交官；包含“礼貌的言辞、沟通与协商伦理、基于传统形式和国际语言的通信系统、交换礼物”等内容的“外交礼仪”初步形成（Raymond Cohen）。楔形文字外交本身也可被视为手写传播时代的媒体外交范例。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谋略家苏秦、张仪等以书信形式，向其所服务的诸侯君主传递新近发生、事关重大的信息，推动各诸侯国之间的博弈与兼并，这也是手写传播时代媒体外交的例证。
15世纪中期，德国工匠约翰•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将人类带入印刷传播时代。欧洲统治者很早发现了印刷机在传递官方信息、扩大影响力方面的优势，并将其广泛应用于传递和发布战争、谈判等外交信息。在法国，15世纪末国王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期间，他的军事准备、获胜与溃败的消息都被印成了早期新闻印刷品——新闻书或小册子（米切尔•斯蒂芬斯）。在米兰公国，自16世纪20年代起，“新闻书或小册子这种早期现代信息产品上就充斥着有关外交谈判的文章”（Massimo Petta），除此之外，“还运用‘通告（avviso）’来传递‘宣言’等声明，从而强化对领土的诉求，旨在为战争提供法律依据”（Massimo Petta）。这都是早期印刷传播阶段的媒体外交案例。当然，在这个阶段，语言和文字依旧在外交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15世纪，意大利城邦间互派的大使不仅需要口头传递国王旨意，协助和参与解决争端或结盟的谈判，还要定期将秘密搜集的有关驻在国的“情报信息”和从公开印刷发行的新闻书或小册子上搜集到的新闻信息，外加自己撰写的政治评论和分析，以书信形式汇报给国王（Andrew Pettegree）。但是，印刷机的出现，不仅仅在“媒介形态”上为外交活动增加了一条发布和收集信息的新渠道，而且本质上改变了口头传播和手写传播中媒介形态与符号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媒体与外交二者的关系增添了新的维度。
在口头传播与手写传播中，媒介形态与符号内容合二为一，即口头传播中，语言既是媒介又是内容，手写传播中，文字既是媒介又是内容。口头传播与手写传播在早期外交实践中，在“媒介形态”上充当渠道，与此同时完成“符号内容”层面的外交信息的传递与沟通。然而，自印刷传播阶段起，以印刷术等媒介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形态与符号内容开始分离，围绕印刷技术产生的一整套运行机制，比如新闻书的生产、报纸的生产，为组织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新闻传播事业奠定基础，涵盖媒介技术、新闻内容生产、专业新闻工作者等要素的媒体的“组织机构”含义开始显现。由此，媒体与外交活动之间产生了组织机构层面的联系。与此同时，伴随着古登堡印刷机所推动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及至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组织机构层面的媒体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为公众提供新闻报道、承担监督政府责任的专业机构，而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利用媒体大力开展或推进外交活动似乎有悖于这种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在早期相关英文文献中，佩洛西•卡尔提出“媒体与外交”结合的公信力问题。回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文文献，媒体、国家政府、对外决策与公众是解读媒体外交概念的四个主要要素，这里的媒体所指的就是组织机构层面的专业新闻生产机构。这些学者通过辨析四者之间的关系来解读媒体外交，其实质就是在讨论政府利用媒体展开外交活动的正当性问题。
因此，如果从媒体含义的“媒介形态”“符号系统”和“组织机构”三个层面去考察历史语境中的媒体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媒体是外交活动的固有要素之一，是传递外交信息、进行外交沟通的主要渠道，学者们所探讨的媒体外交并不是一种新的外交样式。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的专业新闻生产机构，如何与国家政府主导的外交活动产生组织机构层面的联系，成为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文语境中媒体外交研究的核心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媒体是事业属性， 原本就是国家政府的一个部门或机构，所以在现有的中文文献中，有关媒体外交的讨论，弱化了组织机构层面的媒体与政府外交的主体间关系，更多是从“媒介形态”的渠道与“符号系统”的内容两个方面展开。
新兴媒体背景下的媒体外交研究路径
在现有的中英文文献中，在论及新兴媒体对媒体外交的影响时都谈论得较少，中文语境下的探讨主要限于新兴媒体作为媒介渠道对媒体外交的影响。事实上，新兴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自印刷传播时代开启的组织化、专业化的媒体生产形态，组织机构层面的媒体开始向个人化、社会化方向转变，这直接导致了媒体外交实践的变化。比如，政府首脑、外交官等开始以个人身份出现在新兴媒体平台上，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开设个人实名账号，直接与全球公众实时互动；兼具“企业”和“媒体”双重属性的互联网企业日益成为媒体外交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这些新的变化背后所指向的是对新兴媒体环境下“媒体”概念再解读的迫切需要，要在“媒介形态”“符号系统”与“组织机构”三个层面之外开辟新的诠释空间，在此基础上，重新考量与分析媒体与外交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看出，新兴媒体背景下的媒体外交不仅依然是广义对外战略工具之一，而且本身成为亟待研究的议题。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媒介化（mediatization）”视角深入解读“媒体”概念，不仅将媒体视为组织机构层面的社会机构，还将其视作动态变化的社会力量，日益深入到其他社会机构的运作之中，媒体的“媒介形态”在制度化和技术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行动产生塑造力，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进程（Winfried Schulz；Friedrich Krotz）。媒介化视角可以为“媒体”概念提供新的诠释空间，即伴随着媒介化进程，基于不同媒介形态形成的媒体逻辑逐渐内化为不同的价值观，并融入到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去（孙少晶），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新兴媒体的自身逻辑会影响并渗透进外交活动的各个层面，进而拓展媒体与外交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可以尝试讨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即1.0门户时代、2.0社交媒体时代和3.0人机交互、人工智能时代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常态”与“冲突”两种外交语境中的具体应用。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未来国际传播策略研究：基于中国方案的媒介化协商历史考察（1978—2017）”（项目编号：18YJC860023）和2018年度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项目批准号：CUC18B045）的成果。
陆佳怡：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侨务公共外交：成就与经验
华侨华人是天然的“民间外交官”，侨务公共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侨务公共外交，在政策引导、战略对接、人才涵养、文化交流、媒体宣传、综合服务等方面取得多项独特成就与经验， 未来将发挥更大作为。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丰硕成果，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华侨华人以其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与祖国联系紧密、经济实力普遍较强等优势，在连接中国与海外的过程中起到天然的纽带作用。近年来，我国侨务公共外交有力推进，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积累了独特的经验与成就。
侨务公共外交政策逐步确立完善
2011年10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首次强调要“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1—2015 年）》首次正式提出“侨务公共外交”，指出 “海外华侨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抓手, 侨务公共外交有巨大优势”，并将“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列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6—2020年）》进一步将大力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列为“十三五”时期的重头工作，强调要发挥侨务资源在我国各项重大战略实施中的独特作用。进入新时代，海外华侨华人将在中外交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而侨务公共外交也将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获得更加广泛的研究与关注。
积极服务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是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近年来，我国各项涉侨工作紧紧围绕“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布局，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推动侨务公共外交工作高质量开展。2014年底，国侨办主任裘援平提出在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中的精华地带，为华侨华人打造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侨梦苑”，通过与地方政府携手合作，为侨胞创新创业提供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打造海内外各种创新要素二次创业、协同创新的示范区。2017年以来，国侨办以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等为依托，推动启动了“一带一路”建设信息发布平台，建立了“一带一路”华商组织协作网、华侨华人跨境电商合作联盟等网络，并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地方侨务部门加强信息联系和资源互通，形成合力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此外，精心打造博鳌亚洲论坛•华商领袖圆桌会、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等一批高端侨务引智引资品牌平台，鼓励、支持各级各地侨办举办形式多样的论坛、对接会、洽谈会、推介会、创业大赛等活动，实现海外侨务资源多渠道国内开放共享，为华侨华人回国创新创业提供有力支撑。
大力涵养侨务公共外交人才资源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侨务资源涵养和人才储备，重点加强“三新四有”（新华侨华人、华裔新生代、社团新力量，在政治上有影响、在经济上有实力、在社会上有地位、在专业上有造诣）人士和知识型、科技型等华侨华人的联谊交流，挖掘和发动各类侨务公共外交资源。由国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自2001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七届，打造了以海外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负责人为对象的全球侨团联谊交流平台。专门为海外华裔新生代、特别是在各领域崭露头角的优秀华裔青年策划举办的品牌项目“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现已举办十一届，帮助广大华裔青年增进对祖籍国的认知与了解，将自身事业成长与中国发展新机遇密切结合起来。近年来，国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还协同各地侨办和海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了多批次“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为海外华侨华人青少年与国内建起了友谊的桥梁，宽领域、多层次拓展海外华侨华人人脉联系。
开展丰富多元的侨文化品牌活动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有着共同文化之根，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有着独特优势与作用。近年来，国家侨务部门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侨字号”文化品牌活动，对外交流范围和渠道不断拓宽。“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文化品牌活动自2009年以来已累计向144个国次和港澳地区派出69个高水平艺术团组，在五大洲303城次演出417场，广场和剧场观众超过610万人次，成为我国海外演出的重要文化品牌。2018年春节期间，除了“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春节慰侨访演活动外，国侨办还鼓励全球25个国家的42家“华星艺术团”在当地组织开展“华星闪耀”新春系列活动，支持海外侨社自主开展春节文化活动，并连续第四年与湖南卫视合作录制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电视晚会。据统计，目前全球开设的海外华文学校近2万所，在校接受华文教育的学生数逾百万人，华文学校教师达数十万人。随着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在海外影响力的日趋增强，国侨办还成功打造了“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等品牌活动，以多元文化纽带促进海内外民心相连相通。
利用海外华文媒体加强涉侨宣传
华文媒体是中国国家形象在海外的集中展示载体，对于传播涉侨资讯、促进国内外媒体沟通互动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始终积极推动全球华文媒体进行全方位合作与交流，打造海内外华文媒体命运共同体。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自2001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九届，为海外华文媒体搭建了相互学习、交流、合作的开放性、高层次、国际性平台。国侨办自2006年起开始举办“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第十七期研修班于2018 年5月在广州举办，吸引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等41个国家和地区91家华文媒体的94名负责人和骨干编辑、记者参加。2017年3月，由两百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组建的“国际华文媒体联盟”注册成立，以“实体+媒体+智库”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为促进全球华文媒体相互联络和资源互通，与国内传媒业界加强协作，改善生存条件和整体水平，提升华文媒体整体影响力提供合作平台。
实施“惠侨工程”完善为侨综合服务
深化为侨服务是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重中之重，侨务公共外交成为侨务部门为国服务和为侨服务的最佳结合点。2014年，国侨办推出“海外惠侨工程八项计划”，涵盖侨团建设、华助中心、华教发展、中餐繁荣、中医关怀、文化交流、事业扶助、信息服务等方面，成为我国惠侨民、暖侨心、聚侨力、强侨社的重要举措。截至2017年10月，海外“华助中心”总数已达到60个，基本覆盖全球五大洲，面向全球各地侨团侨社特别是困难侨胞提供关爱、救助、帮扶服务，为海外侨胞送温暖。在加强信息服务方面，国侨办以全新版中国侨网为基础，重磅推出了为华侨华人倾力打造的全天候、全覆盖、多功能服务平台“侨宝”APP，努力推进国内各层级侨务部门、海外主要侨团实现联网，提供政策查询、新闻浏览、信息求助、活动通知、交友互动等综合性服务功能，致力于解决好为侨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增加侨胞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
“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开展公共外交以及用好侨务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侨务公共外交将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立场，增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拓展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布局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应通过健全侨务公共外交工作机制，拓展海外华侨华人联系网络，强化重点侨务品牌活动，升级侨务公共外交平台，完善涉侨配套公共服务等举措，进一步加强我国侨务公共外交工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整体推进贡献更多有机力量。
鲍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国际关系的理论视角及作用分析
国际关系影响人类生活，对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世界联系紧密性的不断加强，国际关系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组织超越国界的国际关系是世界政治面临的重要问题。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日益重要，从避免战争到控制气候变化，从解决领土争端到防控金融危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更为紧密的国家间合作，同时国际社会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时仍有诸多困难。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连续性和变革性的混合体，国际关系仍然深受历史力量的影响，但技术和社会组织变革又增加了理解政经外交的新要素。
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关系往往攸关到一代或几代人的生死命运。设想19世纪的四代欧洲人，当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除了克里米亚战争、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战争之外，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经历了少见的长和平时期。那些生活于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可以安享和平，并且见证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持续经济增长，而出生和生活于20世纪的欧洲人却没有那么幸运， 先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夺取成千万人的生命，也经历了大萧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又随之而来，美苏之间的对抗和核毁灭的威胁笼罩在欧洲的上空。
国际关系影响国家的兴盛与衰落。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之后，精明而谨慎的均势政策帮助德国维持了20年的有利国际环境； 而当俾斯麦被解职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新政策最终将德国引入一场大战。二战之前法国和英国的绥靖政策被认为是纵容德国扩张的重要原因。纵观历史，在国家兴盛与衰落的循环中，那些能够根据国际环境制定战略的国家，往往能够抢占国际体系的制高点和掌握塑造体系的大力量。冷战结束之后，在技术变革和主要国家政策改变的共同推动下，世界正经历着又一次全球化的黄金时期。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的被联系在一起，开放的自由贸易、稳定灵活的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都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挑战，人类社会在应对这些国际关系问题挑战时，需要理解国际关系，寻找国际运转的一般性规律。
国际关系的视角
国际关系是关注在一个没有共同政治权威的无政府状态下，相互独立的政治外交单元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建立秩序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存在于一个缺乏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里”。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单元互动的方式。“如何互动”是实证性问题，需要试图理解独立单元的互动模式和条件，比如国家间为什么会有战争？在什么条件下国家能够实现合作？“如何建立秩序”既是实证问题，也是规范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与排序。世界政治并不是从来如此，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即帝国体系、封建体系和无政府的国际体系。
帝国体系是指一个主导国家依靠权力实现对其他单元的控制，建立跨民族的、集中控制的政治权力中心。帝国体系的范围取决于帝国的军事力量的大小，力量增加，帝国随之扩张；力量减少，帝国相对衰落。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都是帝国体系的典型例子。封建体系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政治安排形式，是一种分散的、多重的政治权威体系。在封建体系下，权威至少是建立在宗教和政治双重基础上，教皇和君主是平行共存的，地方统治者也处于半自治状态。政治义务与效忠对象并不是基于领土国家，而是“取决于自己上级的命运”。封建时代的战争不同于现代的领土国家间的战争，在封建战争中，政治义务与忠诚并不是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并没有清楚界限。
世界政治的第三种形式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是指在相互独立的政治单元之上，不存在一个共同权威。今天所处的国际体系与历史上这些体系具有一致之处，即独立的政治单元之上缺少共同主权者。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体系起源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此也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三十年战争被视为最后一次宗教战争和第一次现代战争，而《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则承认了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拥有对内和对外最高决定权的合法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民族国家或者称之为领土国家或主权国家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政治权力与权威开始逐步集中于国王及其政府手中。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是一种组织政治生活的方式，在过去500年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已经取代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了体系中主要的政治单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扩展成为一种全球体系。
国际与国内政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无政府状态和武力作用。国内政治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立法者和执法者，而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的，既没有一个共同主权者来制定法律，也没有一个国际警察来执行法律。国内政治中，存在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集中的政治权威，而在国际政治中， 并不存在合法垄断暴利的政治权威，武力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单元保证生存、维护安全和利益的根本手段。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关注着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法则，它尝试更好地理解国家间的战争、冲突、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及探讨国际秩序的根源。
国际关系与现实主义
国关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理解国际关系的不同理论流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派别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是分析国际问题的起点。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结果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卷入了当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人类第一次发现战争的范围和破坏性远远超出了历史上水平。战争不再仅局限于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对抗。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国家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来进行战争，工业化带来了军事力量的机械化，军事力量成为了更为高效的破坏工具。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和战争原因的探索主导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将战争视为人类社会灾祸并可避免的理想主义成为了主导的思考范式。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自由理想主义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1917年威尔逊总统所做的《请求宣战的国会演说》中，他提出：“必须使民主安存于世界，我们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可以追求。我们不想征服别人，也不想支配别人。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款，不为我们将要付出的自愿牺牲寻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不过是人类权利的一个捍卫者。”威尔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于欧洲的旧均势理论，因此需要在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秩序。在1918年的国会演说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十四点计划”中，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强调民主制度和民族自决，威尔逊认为民主政府是和平政府；二是主张建立国际联盟来维护集体安全。诺曼•安吉尔在1919年出版的《大幻灭》一书中，强调了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深入会增加战争的成本，使得战争不再是有利可图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商业自由主义的先驱。总的来看， 威尔逊和安吉尔的理想主义相信：“人类是理性的，当他们将理智运用于国际关系时，就能够建立起使各方都受益的各类组织；公众舆论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国家间的交往中，应该抛弃秘密外交而代之以受到公众监督的公开外交，从而确保条约的明智性和公平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发展并没有像理想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展开。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出现而缓解，在经历了一场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日益加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30年代以来，强调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再次得到关注，现实主义发起了对理想主义的挑战，通常称之为第一次理论辩论。两位重要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奠定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古典现实主义研究传统。卡尔在1939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一书中，将理想主义概括为“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认为理想主义所设想的国家间的利益和谐是完全错误的，他重新强调国际政治的冲突性质和权力的根本性作用。摩根索更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奠基人，他的《国家间政治》一书被视作系统阐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开山之作。两位现实主义大师都强调国际关系是研究在一个缺少共同权威的国际体系下，相互独立的政治单元， 也就是民族国家，如何互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政治法则根源于人性，由人所组成的国家其行动逻辑也不例外，基于对人性的悲观假设，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法超越的现实。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理论范式。今天现实主义仍然占据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地位，其他的理论范式往往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中得以确立和获得承认。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在西方存在一条可以上溯到2500年之前古希腊时代，经中世纪和启蒙运动， 而绵延至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或者单一的学派，而是指一个理论群。存在不同的现实主义，但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因此，对现实主义的界定就是要识别和确定这些共同的假设。现实主义具有如下共同特征。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不同的领域；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且始终追求权力和安全。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具有以下五项共同的假设：首先，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其次，体系结构是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重要因素；第三，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第四，国家行为是理性的；第五，民族国家是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也就是不考虑国内政治，而设想民族国家具有给定的利益和偏好。
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
现实越复杂越需要一份简要而有效的路线图。这份路线图既要对现实进行简化，从而帮助更好理解世界政治，同时又不能过度简化，以致无法做出正确判定。理论能起到描述、解释、预测和建议等作用，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世界政治和提出政策建议，影响公共外交结果。
第一，认知世界框架。“理论是头脑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画”“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有力。那些相信自己在智力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思想发挥的作用要比利益更持久。作为认识世界政治的框架，理论提供了认为什么问题重要、选择什么样的变量以及提出什么样的解释。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是永恒的主题，权力是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自由主义者则观察和解释为什么国家间的合作可以持久而不依赖于权力，他们认为国际制度、政体类型或者经济联系能够独立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构建自身理解世界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要了解别人或者别国的理论框架，这样才能找到不同立场背后的观念差异。
第二，逻辑因果解释。解释是对现实世界中困惑的回答。理论研究通常试图解决两类困惑。一类是现实观察与理论预测或者常识感知之间的差异； 另一类是解释差异性或者变化性。如果从理论上说战争是不合理性计算的， 那么为什么国家间会发生战争？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理论的逻辑力量往往会提出与常识不同的看法。比如，很多现实主义者从威慑理论出发，认为核武器的扩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国际体系的稳定程度， 当更多国家拥有毁灭力量的时候，国家间使用武力的情况会更为谨慎。同样运用囚徒困境的模型来理解安全困境，会发现即使在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因不完全信息等因素，国家间的合作也会很困难，理论要求提出的观点或想法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第三，精准帮助预测。尽管因为国际关系体系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极为困难，但理论会帮助了解趋势和大致方向。对国际关系的预测，恐怕无法摆脱不同理论范式立场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世界政治性质的不同假设会产生不同的预测。如冷战结束以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存在不同的预测。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因为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性质和国际关系权力逻辑没有改变。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则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民主政体、规范转变或者身份变化才是理解欧洲未来的关键。同样，对中国崛起影响的预测，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预测扩张与冲突不可避免，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强调经济相互依赖或身份认同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从而认为不存在改变现状的意图。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总是受制于对世界政治性质的预设。这种竞争性的理论预设可能会一直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可能也会一直存在相反的意见，但或许正是这种理论间的竞争性能够帮助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
第四，服务政策制定。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国际关系理论高度发达、政策制定过程足够开放的国家，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感到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隔阂，但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分析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及评估政策效果。一般而言，政策制定者需要特定类型的知识或信息， 包括有关事实或现实的信息、可用于决策的基本规则、对现象的类型划分以及提出因果关系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对世界政治现象的解释，着重分析其原因或影响。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无论是政策辩论还是政策建议其背后都依赖于特定的理论假设和逻辑。例如，对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存在不同观点。现实主义学者往往强调权力变动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因此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权力变动，美国需要再平衡政策，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强调国家间关系受国际进程影响，敌对的政策会创造敌人，因此主张美国维持接触战略（engagement）。在美国的现实政策中，会发现其政策是这两种不同思路的混合：接触与平衡。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明确两种不同思路背后对国际关系性质的设定、因果过程及不同战略的可能结果。实际的战略选择掌握在民选的政治家手中， 但当政治家选择了特定战略和政策后，理论会表明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是否逻辑一致以及会产生何种政策效果。
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总的来说国际关系与我们的生死命运、日常生活、国家兴衰、人类社会前途紧密相关，惟有熟稔才能确保一个和平与美好的外交世界。
米广弘：文化学者、外交观察员、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马其顿的中国朋友圈
在中国前驻马其顿大使温振顺先生的热情推介下，笔者近期在马其顿采访了几位曾在马其顿政府担任要职或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并为恢复和促进中马外交关系起过重要作用的中国铁杆朋友们。
位于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的内陆国家马其顿共和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仿佛是“藏于深闺无人识”的神秘女郎，尽管早闻其名，但却难识其人。
其实，历史上的马其顿曾是各列强在巴尔干半岛的必争之地。二战后， 原属塞尔维亚的瓦尔达尔马其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 年11月20日，马其顿宣布从原南斯拉夫联盟独立，1993年4月7日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暂用名加入联合国。
马其顿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曾经一波三折。1993年10月12日中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在台湾“金元外交”的干扰下曾中断过两年。后经中马两国政府的努力纠正，并在马其顿政府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配合下，马其顿与中国于2001年6月18日正式恢复邦交关系，此后，中马关系健康向好发展。
前国防部长与中国“16+1合作机制”
身材高挑，精神矍铄，戴着无框眼镜的前任国防部长佐兰•约莱夫斯基，拥有一副大学教授的模样。见面后一问，他果然就是马其顿欧洲大学的教授，正执教经济学和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课程。
我与约莱夫斯基进行了两次面晤，地点都在斯科普里市中心马其顿广场的同一间咖啡厅。陪同的马其顿友人、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萨朔介绍，这个咖啡厅历史悠久，是当地人约会的首选之处。
面晤前，我即从温振顺大使那里获悉，约莱夫斯基前部长是为中马恢复邦交关系和健康发展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好朋友。在他担任马其顿国防部长期间，中马两军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两国友好交流合作前景也向好发展。2015年底，时任国防部长的约莱夫斯基应中国国防部邀请访华，并在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当笔者展示他在北京八一大楼检阅的照片时，约莱夫斯基有些兴奋地表示：“马其顿是中国的好朋友！我本人多次过访问中国，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事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深表钦佩。我希望能继续为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取得更多实际成果而多做些工作。”
我们的话题，涉及到中马两国一度断交而又复交的历史。我一直坚定地支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马其顿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约莱夫斯基回忆道：“2001年5月，作为马其顿时任总统特拉伊夫斯基办公室主任，我受政府委派，秘密飞往北京进行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备忘录的谈判。在达成复交意向后，马其顿新任外交部长米特雷瓦女士立即访华，与中方正式签署了复交联合公报。我对自己能参与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谈判，并取得重大实质性成果而深感荣幸！”
约莱夫斯基说：“马其顿真诚支持中国提出‘16＋1合作’的机制。这些计划的启动，对促进中东欧、特别是促进马其顿的国家经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同打造‘中欧陆海快线’计划，为中东欧国家赢来新的发展机遇，令我们非常期望！我们相信这些项目将会更有力地促进马其顿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使马其顿成为该地区重要的交通走廊，帮助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
“我能清晰地回忆起在中国的见闻。北京建筑的宏伟、西安历史的悠久和上海商业的繁荣，都是那么地令我难忘！”这位前国防部长谈起对中国印象时，显得非常留恋，他笑着说：“现在，我只能通过出席中国驻马其顿大使馆举办的文化活动，来增加我对中国的这些难忘印象。”
首任驻华大使的中国印象
今年72岁的马其顿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佩特科夫斯基先生，身体健康， 动作敏捷，在公寓楼上下楼梯时健步如飞。
在佩特科夫斯基大使的家中，大量古色古香的中国元素艺术品能瞬间把人们带入中国文化的瑰丽空间——长茶几上铺陈的是中式彩花织锦，中国六角釉上彩的瓷壶赫然其上，旁边是精致的圆形双龙彩绘瓷盒。两对四把造型典雅的中式红木座椅非常醒目。木椅中央的小桌上，摆放着中国青铜方鼎基座台灯。墙壁上，则悬挂着多件中国民间木窗雕饰作品。
“这些都是我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在北京古董市场购买的。”这位对华友好的老外交官微笑着告诉笔者。
交谈中笔者发现，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记忆，就是出使中国的难忘生涯： “是我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成为打开马其顿驻华大使馆门锁的第一人； 然而，命运却又让我成为了锁上大使馆门锁的那个人！闭馆之时，我和夫人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所幸两年之后，马其顿大使馆的那把门锁又被再度打开！”
佩特科夫斯基大使回忆的，是1993年马其顿与中国建交后，却又被台湾“金元外交”干扰，而于1999年2月两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但两年后与中国复交的那段历史。而他本人，正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人。想当年，他满腔热忱地开启驻华大使馆的大门，后来却又不得不奉命违心地关闭使馆。这段经历，遂成为他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历史最终证明，马其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历史总会出现波折，但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的时代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这位前大使说：“1992年至1994年，我担任马其顿驻苏丹大使。1994 年，当我得知要被派驻中国担任大使时，心情非常激动，仿佛捧上了一部千页之厚的中国大书。我要想读懂它，谈何容易！但我以老子名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动力，决定从第一页开始认真地阅读。我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兴趣。身为高中英语教师的夫人，一到北京就学着把‘宫保鸡丁’做得非常地道。两个儿子在北京的英国使馆学校也学会了中国话。记得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在为大使馆添置中式家具，马其顿驻华大使馆也成为外国驻华使团中拥有浓郁中国文化氛围的使馆。”
“2010年至2015年，我有机会三次去中国，感觉中国的进步愈来愈明显。1994年我初来北京时，发现开小汽车的多为居住北京的外国人，普通中国人大多骑自行车；而现在开汽车的中国人极为普遍，在京的外国人反倒是更爱骑自行车了。”
现为斯科普里大学经济系博导教授的佩特科夫斯基，对发展马其顿与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依然念兹在兹。他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特别是“16+1合作”的机制，认为这对马其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不久前，我出席在马其顿西南部城市奥赫里德举行的中东欧16国孔子学院大会时，与同事一起提交报告，就如何进一步发展马中关系提出建议。我乐见于马中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期望有生之年能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再作贡献。”
马其顿外交部政务参赞的中国缘
马其顿西南部古城奥赫里德，依山傍湖，风景如画。笔者在湖畔一间古色古香的餐厅，邀请马其顿外交部政务参赞安春天（Vesna Andreevska）女士餐叙。
安春天参赞曾在马其顿驻华使馆任一等秘书，现在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2018年5月，安春天等马外交部官员应中国外交部邀请来华参观考察，参与两国建交25周年的纪念活动。我们的话题从这位女外交官的最近一次中国之行开始。
“我对中国长期有着深厚感情，中国在我的心中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安春天参赞说：“我期待能再次被派驻中国工作。因为我赞赏中国真正帮助马其顿的发展。”
她说，“马中两国的关系现在愈来愈好。双边人文交流的加强，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进而增强经济联系。特别是中国提出的‘16＋1合作’机制，更是连接中国与中东欧地区文化和其他领域的重要纽带。”
我们谈到了由中方贷款和中国电建集团承建的马其顿境内两条高速公路项目。这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00亿美元专项贷款”的首批落地项目，和巴尔干地区建设的重要项目。
安春天女士认为，马其顿的交通运输业在国家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参与建设的米拉蒂诺维奇－斯蒂普（MS）和基切沃－奥赫里德（KO）两条高速公路项目，对马其顿发展十分重要，能够为马其顿货物运输和人员旅游提供便利，同时又是欧洲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受到马其顿人民的欢迎。
安春天女士说，她的女儿安怡平在北京已生活了７年，目前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我们全家都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我女儿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将来能够担当起促进马中两国文化交流使者的重任！”
喜欢中国歌曲的马其顿歌唱家
苏兰女士，马其顿家喻户晓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她有一个好听的马其顿名字叫苏珊娜。眼下，她又有一个新的形象——会演唱中国歌曲的马其顿歌唱家。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洪湖水，浪打浪……”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
这一首首中国人耳熟能详、亲切无比的民歌，在斯科普里苏兰家附近的咖啡馆高亢优雅地逸出，令在场的中国人和当地音乐爱好者们如痴如醉， 大家频频报以热烈掌声。苏兰女士是马其顿民族歌舞团（Tanec）的女高音“台柱子”。她不仅能演绎精彩的马其顿传统民歌演唱艺术，更能用娴熟纯正的中文，演唱多达14首中文歌曲。
在咖啡馆里，苏兰女士一连为我演唱了七八首中文歌曲。她的中文字正腔圆，发音标准；歌喉更是或清脆，或浑厚，嘹亮悦耳，婉转动听，令边听边摄录的我陶醉其间，恍入梦境。
苏兰女士告诉我，她学习中文的时间其实并不长。2013年马其顿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学院刚建立之时，她就踊跃报名参加汉语学习，并很快掌握了多首中国民歌的中文发音。在2015年中国驻马其顿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她应邀首次用汉语演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16年3月，在马其顿歌剧舞剧院，苏兰举办个人从艺30年纪念演唱会，她专门用中文连唱了《茉莉花》和《敖包相会》等多首中国歌曲。这场长达3个小时的演唱会彰显了苏兰的惊人歌唱艺术造诣，而她用汉语演唱的中国民歌，使中国元素惊艳亮相，也展示了她学习汉语的成果。在场的时任马其顿文化部长米雷夫斯卡女士、中国驻马其顿大使温振顺，以及孔院师生、中企机构、华侨华人、马其顿国际联合会、各国驻马其顿文化中心等各界人士800余人，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赞誉有加。
苏兰女士与笔者见面时，特地手执一把中国彩纸折扇以凸显她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感情。这位被誉为马其顿“歌坛常青树”的女高音艺术家，充满深情地告诉我，她曾两次访问中国。她特别喜爱中国民歌的动人旋律和欢快节奏。每每演唱中国民歌时，她便仿佛徜徉于中国优美的山山水水之中，“中国太美了！中国歌曲也太美了！我热爱中国！我会把中国歌曲永远地唱下去！我梦想到中国举办个人演唱会！”
苏兰边说边举起手中的纸扇，一次又一次地大放歌喉：“妹娃儿要过河喂，那个来推我嘛？”
我们连忙唱和：“我来推你嘛——”
这首湖北恩施土家族民歌《龙船调》的曲调，通过苏兰女士的优美歌喉唱出，使中国民歌的美妙旋律顿时响彻马其顿夜空。
余熙：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记者。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留法学人助力中国改革开放
留学，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环节，亦是中外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助力。法国是最早与中国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国家之一，《留法四十年》（总策划：成辉、封松林、曹纬，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2018年7月出版）一书，借由200多名留法学人之口、160幅珍贵历史图片、13个在法学人社团组织、近14000人的留法学生名录，从不同角度全景式地记录和展现了1978-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留法学人的多姿风采。在研究留学群体、对外教育合作以及文化外交政策方面，这部“当代留学史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培养中国在外留学和在华留学人才、助力中国社会发展亦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留法四十年
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出国留学序幕。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主席及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均对留学政策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习近平主席亦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做好留学人员工作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2013年10月21日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讲话）。
在全球化加速的大环境下，中国也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如何展开、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如何进行、留学人才如何培养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留法四十年》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赴法学习、归国发展或旅居海外的中国留法学子的求学、就业与创业故事。全书共三卷，从综述篇、发展篇、求学篇、影集篇、社团篇、名册篇六个部分出发，勾勒出了留法学子四十年峥嵘岁月中的勤奋求学、学成报国的奋斗身影。本书是一部“当代留学史记”，是一部“留学工具手册”，亦是一部“职业发展指南”。全书通过宏大叙事和局部观察，以大历史的视角和现实主义态度，呈现了四十年来留法学人个体发展与祖国改革开放激荡交织的恢弘场景。
留学史记：记录峥嵘岁月
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留学潮伴随着革命和改革的浪潮一同跌宕起伏。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留学法国与中法教育交流合作进入新阶段，留学法国成为我国出国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留法四十年》以翔实的史料， 纵观曲折向前的中国当代留学史、起伏跌宕的中法关系史，以及恢弘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以史为镜，反思当下与未来。
首先，全书通过200多名留法学人手稿、160幅珍贵历史图片、13个在法学人社团组织与近14000人的留法学生名录，对留法学人风采与留法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不同领域工作的学子撰文介绍留法学人对中国科技创新、制造业发展、农业科学教育、法治国际交流、西部援建与跨国环保合作等方面的贡献，对政策研究者和留学生群体而言起到了存史作用，是一部重要的“当代留学史记”。
再来，纵览全书中法教育交流合作的道路清晰可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法留学人员的交流由“单向”发展到“双向”，双方更是先后签署系列教育协议为推进交流合作保驾护航、语言教学合作成为教育合作的重要内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形式也越发多样，职业教育合作稳步发展。中法教育互学互鉴、广阔的交流合作空间清晰可见。
四十年来，中法教育合作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高等教育到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从教学科研机构到各类教育相关机构，已经基本覆盖各个方面，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
留学手册：留学与跨文化交流
古今中外，留学一直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学习的重要方式。在法国交流学习的中国学子，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言行举止都镌刻着华夏文化和法兰西文化的双重烙印，影响和推动着两种文化的交流、互融、发展和更新。
在《留法四十年》一书中，一是从文字的角度展现了留法学子四十年来的漫漫求学报国路。从北京到巴黎，学海无涯，行者无疆；从他乡到故乡， 学成报国，不忘初心。不辜负时代，敞开心中的天地，争做推动中西文化合璧的使者，推动跨文化共识的达成；二是使用图像与名录载体，影集篇与名册篇使得留学史的细节更加丰富，不仅通俗性与易读性增加，也利于文史研究者回溯历史语境。其中可以看到集体活动的重大时刻、学习工作生活的剪影、重要的科技发明与代表作品等等。这无不反映了留法学子四十年来的集体精神风貌、与法国文化碰撞交融的精彩瞬间、以及对专业领域的杰出贡献；三来《留法四十年》的社团篇，独特地以在法活动的团体组织为描绘对象，从综合性的全法学联到专业性的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工作者协会、从中法教育科技合作的桥梁到旅法学子交流和情感的纽带，这十多个社团组织的建立、成长与发展也一同见证了中法友谊的不断加深。
本书透过数百位作者有趣、有料的留学故事，对留学生如何跨越语言门槛、化解随处可见的生活困难、在不同国度与不同文化之间实现跨文化共识等问题，都有相当大的参考意义。对于正在和即将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它是一本“留学工具手册”，从前辈的眼中，领略那些芳华年代、那些法国印象、那些文化碰撞，以及那些家国情怀。
发展指南：学成报国的家国情怀
在中国近代的留学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留法学生。政治家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学者如蔡元培、陈寅恪、钱钟书、巴金、傅雷等， 科学家如钱三强、严济慈、刘子华等，艺术家如徐悲鸿、林风眠、冼星海等，他们不仅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更影响着后续的赴法学子。
《留法四十年》一书，通过数百位留法学子之口，表达了他们各自在法国艰难与激励交织的求学历程，也展现了留学生涯各个阶段面临的抉择。对如何直面跨国企业中的生存难题，抓住事业的新机遇，厘清个体、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此书上百个鲜活的案例汇聚成了一本生动且全面的个人留学，尤其是学习结束后的发展指南。
“陈竺赴法学医，回国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基因组研究中心—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攻克“非典”病院，为国家卫生体制改革做出了杰出贡献；以李永东为代表的中国高铁人，启蒙于法国高铁，突破了矢量控制等关键技术，引导了中国的高铁雄心和智能制造，让一条条高铁变化成一条条经济带，纵贯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以邢国樑为代表的留法环保人， 在中国环保投资、科教、立法等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国环保事业试水、升温、发力、攻坚的不同阶段，推动了中国的绿色治理工作……”
除去可见的成果成就，留法学子在医疗发展、科技合作、环保事业和各自专业领域等方面的贡献及在行业内的影响以外，《留法四十年》也描绘了他们详尽的奋斗细节、挫折困境以及当时的思考与对策。
面向未来：积极推动留学事业发展
留学事业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留学工作既是国家强盛和民族自信的有力体现与必然选择，也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路径之一。
四十年来，以留学事业为核心不断推进着教育对外开放的进程，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为中国培养了科研、管理、艺术等各领域的高端人才；也利于增强中国教育的实力与综合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而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 加速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面对未来，在全面推动国家留学事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既要坚持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不动摇，又要勤于谋划善于创新。也正如书中所说：“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出国留学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做好出国留学工作的前提条件；三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需求是做好出国留学 工作的目标导向；四是建设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是做好出国留学工作的制度保障。”
《留法四十年》以全景式的叙事视角、图文并茂的写作方法、生动鲜活的写作风格，使得这三卷丛书既成为关于近代史、留学史、了解留学学子史料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又能使普通读者在了解历史新知的同时，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更对于培养中国在外留学和在华留学人才、助力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
陈曦：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