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与中日关系
2018年，是中日关系的重要一年，也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友好之年。中日两国沟通和交流日益增多，两国关系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斥着各种挑战。2018年11月30日，察哈尔学会与本刊编辑部共同主办“中日关系与公共外交”研讨会。几位专家学者就中日关系问题、中日公共外交发展、中日关系未来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中日关系的改善
韩方明：对中日关系来说，201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李克强总理于5月份访问了日本，之后安倍晋三首相也访问了中国，中日之间高层交往和各领域交流日益增多，两国关系的改善持续加强。当前，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中日加强沟通十分重要，两国关系的改善源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也源于中日两国的相互需求，更需要的是中日两国民心、民意的支撑。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着许多困难。
徐启新：虽然目前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今后还是要以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为基础，确保中日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众所周知，2018年以来由于国际形势大格局的变化，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机遇和势头。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日，10月份安倍首相访华，恢复了中断8年之久的中日高层互访。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改善是有一定的脆弱性和局限性的。首先，日本改善对华关系并非是战略上的改变，而是策略上的调整，日本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其次，在中日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上，日本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今后在领土问题，包括历史问题上还会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为了保证中日关系的持续发展，我们对日还是要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和四项原则共识，以此为基础，管控分歧，扩大共同利益，双方确立互惠合作，互不构成威胁，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合作。
中日关系的问题
吕凤鼎：中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有起有伏，但是最近一直处于变革的状态。双方政治上矛盾较多，但是在经济合作方面还做得不错。经过一段时间的“别扭”，双方无论从政府还是民意上都已经意识到需要改善这种关系，所以从现在来看，这个关系又走上了一种开始缓和、重新改善的节骨眼上。
中日关系的问题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是历史问题，特别是对于侵华战争的认识，日本方面总有反复，影响到两国政治关系，造成民意的好感度的下降。
第二是台湾问题。安倍政府是不是在台湾问题上还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不好说。因为毕竟日本政界和民间有一种台湾情节，在这种台湾情结的支配下做出一些出格的事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是领土、领海争端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这与二战之后的安排有一些关系。
第四，日本国内对于中国崛起，特别是对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和崛起产生的焦虑感非常明显。特别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日本的心态有一些改变。
当然，最主要的是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问题。不能说日本跟美国没有矛盾，但是我觉得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这种心态和行为规则在今后不会有大的改变。过去中日关系受过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今后我觉得还会受到这些影响。
日本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做好国民感情的改善，也就是改善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有段时间日本人对中国国民的好感度降得很厉害，这是由于一些争端造成的。我希望通过做日本民间的工作，能够把民意、民心的问题解决， 至少能够有所好转，使两国关系建立在一个比较好的民意基础上，不至于出现大的波折、大的动荡、大的问题。
高洪：中国老百姓对日本的认知在好转。但是，日本公众的对华认知一直低位徘徊。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下面几个。
第一是领土问题。普通老百姓在日本媒体和日本政界过去的宣传和影响下，认为“你强大了以后抢我们家东西”。这个认知是不对的，因为中日岛屿领土争端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钓鱼岛确实是中国先发现的，也是中国人起的名字。而且日本的史学家说得非常清楚，日本人第一次上岛的时候， 看到两俱尸体穿的是清朝的服装。中国主张与日本通过对话、沟通，平等、合理地解决客观存在的领土争端。我们应该把“海洋强国战略”讲清楚，因为日本也有“海洋强国战略”，美国也有“海洋强国战略”，各国都在讲“海洋强国”，这个时候发生对峙冲突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不要因为这个就把对方定义为强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日本民众对华认知不可能好。
第二是历史问题。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这是不对的。每次都是日本右翼先挑起历史认知争论，说“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 “是中国编造的”，中国当然会反驳。中国一反驳，日本媒体不会报道日本右翼先说的什么话，而是直接报道“中国政府又打历史牌”，其实起因不在中方。我们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记忆，有一个老领导在日本大学试图把这个历史问题讲清楚，居然有学生冲到讲台上揪住他的脖领子。当然，我们还是要抓住一切合适的场合继续说。
第三是文化冲突。日本人内敛，中国人外显、豪放。日本人一般有话不说那么透，中国人的话比较直。大家都说民间交流要亲眼看看，亲身体验， 推动民间交往就能促进认知度，使民意好转，但这也未必。中国游客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反而恶化了部分日本人的对华情感。我们主张民间交流，推动两国相互认知，应进行更加科学的引导和推动。
中日公共外交
韩方明：察哈尔学会是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我们在中日公共外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首先，中日和解离不开公共外交。一直以来，历史问题困扰着中日关系，两国民间感情比较脆弱，历史的伤痕尚未抚平。在中日历史问题上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较为广泛的国民感情波动，两国之间的误解、误会还普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通过人文交流等方式，促进两国民心相通显得十分迫切。公共外交润物细无声，可以细水长流地弥合分歧，弥合伤口。因此，中日之间开展公共外交十分重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
第二，中日合作也离不开公共外交。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日本曾经对中国改革开放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上一次在参加北京—东京论坛的时候，我顺访了日本的松下政经塾，与他们进行了内部的交流。当时我个人有一个体会：“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当前，中日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之间的合作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我们欣喜地看到，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迈出了初步的步伐。中日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将继续增加，全球影响力也会愈发增强。中日之间除了和平友好合作，我们没有其他的选项。我们应该继续挖掘并扩大中日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积极推进中日民心相通，着力构建新型的中日关系。
最后，东亚的和平、东北亚的和平也离不开公共外交。最近东北亚的局势出现了深刻的新变化。中日是在东北亚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战后70多年，日本的和平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和平理念在日本民众中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广泛认可。两国应该坚定地奉行和平政策， 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和东北亚区域的问题。
2018年以来，察哈尔学会将中日关系作为重要的工作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2018年从上半年开始组织了一系列访日的活动和与日本方面的来访的交流，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高洪：在中美贸易战或者说中美全方位博弈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我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提出五个建议。
第一，加大力度做好与日本政界尤其是“知华友华”政治家的交流， 做好与日本皇室高层次交流。2019年6月，将在日本大阪召开G20峰会，习近平主席很可能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中国2008年第四个政治文件签署以来最大的事，也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事。要营造气氛，促进活动的成功，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要使先期工作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必须有更好的抓手和具有引领作用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说日方政府、政要、执政党、皇室如果能与中方通过各种方式先行一步，促进交流，就不失为一种快速的途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使民意发生改变，需要进行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因此还是先以高层次交流作为工作方向来考虑，以求迅速扩大互信，消除阻力。
第二个工作方向是产业界和经济界。经济界的交流是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我的理解是要落地，要深耕，要开花。我认为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应该从宽度和深度方面来拓展。首先要拓宽地域的广度，因为一说起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大家普遍会想到湄公河流域、泰国、老挝等等，实际上视角可以更广阔一些，比如中非，在肯尼亚、喀麦隆、卢旺达等国家也是可以考虑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其次在深度上也不单纯是经济行为。安倍首相来到北京签了货币互换协定，虽然量不是特别大，但毕竟意味着金融战略上的相互支撑和经济的高度融合，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个工作方向是媒体，媒体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是把双刃剑，因此媒体还是要客观、公正、准确。
第四个工作方向是智库合作。智库目前也存在着问题，关系不好的时候吵架，关系好的时候大量接触。接触的时候，在提法上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拿出了良好的建议？中国最初提出“一带一路”时，并未提过“战略”，提的是“畅想”，后来谈到“一路”的时候提的是“倡议”，有一段时间提的是“构想”，后来定名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很富有政治智慧的提法。但是后来一些媒体使用“一带一路”战略，使用了“战略”这个提法。这其中智库和媒体没有很好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智慧。
最后是大众。狭义的公共外交就是把本国的外交政策传播给对方国家的公众，促进他们的理解和认知，所以大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现在中国有很多积极的考虑，各个智库也有很多新的安排，期待这些新的想法、新的作用为推动中日两国关系起到良好的作用。
王众一：平成时期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传统友好团体影响不如以前了，而且新兴的组织团体、公共外交平台开始发育成长。政府之外的外交实际在拓宽、在改革、在解放思想，探索新形式。
对日公共外交到底应该怎么进一步发展、创新？对于我们来说是新问题。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回过头来看，除了两国战略互信需要加强之外，民间层面公共外交的弱化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地方。如何进一步扩大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夯实两国的关系改善之后的民意基础。除此之外，如何让中日关系发展后继有人，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李总理访日、安倍访华促进了中日友好交流。但是我们还是要避免一哄而上，最后只是留于表面化交流的情况，这是下一步中日公共外交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中日关系最终回归正常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从经贸环节、务实合作这方面中日有一个共识，即两国的经济合则两立、斗则两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日本经济依赖很大，日本到中国来加工，中国产品从日本卖出去这是早期的形态。后来中国经济稍有起色后中日出现了竞争状态。如今，在互补性凸显，两国都发展的情况下怎么进行第三方合作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时，日本的经贸界已经出现强化对华经济交流的呼声了。2018年也是如此，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系列的政策使得日本的经贸界出现一些危机，所以日本开始寻求强化对华贸易。比如2018 年的“进博会”，日本成为了最大外商团体。中国的“双十一”活动也有与日本有关的企业积极参与，说明中日经贸合作的民意基础还是非常牢固的。此外，在第三国的合作以及电子商务等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增长点。
在第三国合作的范围里，我参加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南亚的“一带一路”考察，在斯里兰卡有比较强烈的感受，中日两国有着深入的利益关切，而且也做了很多工作。如果能够消除战略互疑，加强务实合作，在南亚、孟加拉、斯里兰卡能做很多事。中国在斯里兰卡有很多基建工程，包括修公路、修桥，日本在斯里兰卡也有很多惠民的工程，包括修桥以及很多福利性的工作。我感觉日本软实力方面做得更细致，如日本文化在当地的传播等，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也应该向中国学习，比如说大的工程怎么实现。日本有“印太构想”，中国有“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能够增强战略互信，可以找到交汇点和合作点，这不会是对立关系。如何通过民间外交促进战略互信，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日本如何通过2019年G20峰会的机会一起向国际发声并呼吁东亚经贸合作，也值得关注。
另外，2025年大阪世博会也是一个契机点，在此之前有东京奥运会， 2020年之后东亚经贸合作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在东亚机遇非常多，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以夯实中日关系最核心的战略互惠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是，要想长期稳定，而不是忽起忽落的务实合作，还是要有民意基础。除了历史问题等我们必须正视之外，现实当中也有很多问题在发生。现在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旅游。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大量的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但是日本年轻人到中国来旅游的情况处于一种非常不活跃的状态。这种不平衡长期下去对增进相互了解肯定是不利的，应该通过人文交流中的旅游，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到中国来。中国现在也在做一些尝试， 比如中国“熊猫杯”作文大赛，请日本的年轻人过来亲眼看看中国，看北京等城市的变化。他们写的文章都非常感人，很明显能感受到他们所看到的与日本媒体报道是很不一样的。
这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媒体交流层面的一些工作，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北京—东京论坛上提过一个观点，媒体之间不论是闭门的媒体对话会还是像北京—东京论坛这样公开的讨论，多数情况下都是自说自话， 互相指责对方价值观有问题，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倡议大家相互认可不一致之处，探讨把如何更加真实、全面、客观、立体的国家形象传递给对方，让大家都能够正确地认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提出了是否可以加强两国的媒体合作，从媒体人做起，比如媒体高层加强互访，这也是一个公共外交的环节。如果媒体可以比较客观正确地报道，可以借鉴一些新的角度去了解对方，这种合作如果能够做下去的话将大有裨益。
人文交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文化交流。新闻媒体毕竟是没有温度的，只是把大量的信息报道给公众，实际上两国文化背景不同， 国家历史发展不同，再加上政治体制不一样，所以有许多误解是很自然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除了新闻媒体之外，文化媒体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最近央视第六频道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量地重播早年的日本电影。我了解到身边很多人还在关注《追捕》。像《追捕》这种电影在40年后放映还是有那么多人去看，我很感慨：为什么一部电影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反过来，一些中国电影在日本也很有影响力，如《黄土地》《芙蓉镇》《霸王别姬》《那山那人那狗》等。
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并签订了政府间合拍电影的协定，这是前所未有的，说明两国都开始注重人文交流、文化交流。在公共外交领域加强这些方面的对话，探讨两国电影、文学、舞台艺术的合作，比如在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动漫领域创造出一些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无疑将会促进两国相互理解。
《人民中国》做了两年的“悟空杯”青年漫画大赛，很受欢迎，两国年轻人踊跃参加，现在日本《铁臂阿童木》的手冢公司老板也参与进来。但是仅仅一个杂志社影响范围有限，如果有更大的公共外交平台把这个事情做出更大的影响，将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公共外交有许多领域不仅在智库层面讨论，更多的可以在行动层面付诸实践，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做起来。2018年在北京—东京论坛的媒体分论坛总结会上发言，我用了一句话：中日两国要尽快跳出历史认识上的“罗生 门”，在现实行动上走出“三岔口”，通过公共外交这个领域继续向前推进。
徐启新：公共外交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增信释疑的作用。从舆论调查看，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有所上升，但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仍旧不容乐观，其根源就是日本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较多，同时中国的公共外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扩张论”的言论层出不穷，这类书籍在日本一些书店里很常见， 但是表明中国主张的书籍在日本却并不多。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国内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并没有进入日本的主流社会。所以，我们在公共外交领域应该有一些好的产品进入日本社会，才能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推动公共外交需要在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强化中国参与国际智库建设的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建设性、包容、开放的和平形象，逐步减少日本等邻国对我国的误解和恐惧感。
其次，公共外交有助于扩大中日友好的基础。在大力推进两国人员往来的同时，有必要选择一些精英路线作为公共外交的发展路径，因为政治家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的走向。二战以后，美国之所以对日本具有较强的软实力，就是依靠对精英阶层渗透，日本的政府、财团、大学三者之间的裙带关系影响深远，美国通过这三者的关系培养了日本的精英阶层，其结果是日本在精神和心理两方面都产生对美国软实力的依赖性。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请日本年轻的政治家到中国来访问，为培养知华派政治家未雨绸缪。同时我们也注重日本商界精英、学者精英，重视他们对社会舆论、社会市场的影响作用。包括日本很有名的电视主持人，他们在电视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民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专家学者交流也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应该开辟这个渠道，围绕中日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另外，应该充分发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中国文化中心的作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新闻文化中心和日本文化中心，在对中国传播日本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日本文化中心不只在北京，在青岛、成都也有，经常举办一些电影放映会、讲座、茶道等活动，宣传日本文化，培养对日本文化的亲近感。日本通过这种形式，逐渐让许多年轻人对日本有更强的好感度。我也去过日本大使馆的图书馆，都是免费开放的。我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也工作过，我们可以在硬件、软件等方面强化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在日本也有一个中国文化中心，有时候也举办一些画展、书展。强化这些方面的工作，也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日关系的未来
赵刚：首先，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可能是日本战后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尽管很多专家对他非常不看好，认为他马上要下台，但是他是越战越强，可能会成为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
我们跟日本人打交道首先得看日本人有什么诉求。作为首相他有什么诉求呢？第一，他要修宪。第二，他的目标是解决北方四岛的问题。从修宪和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上，我们看到他务实的一面。最近我们又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就是想要改善中日关系，而且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他看上去是很真诚地想改善中日关系。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他的这种“真诚”？如何应对他的这种“真诚”？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中方对这三个问题的未来表态也会影响到未来三年安倍对华的政策调整。
其次，未来三年内，中日关系有几个重要的契机。第一个是2019年的G20峰会，我认为中国应该和日本同样去争取东北亚地区在国际市场、国际政治秩序中的地位。
第二，在2019年，新的皇室要成立。日本的皇室在变，日本的社会都在变。所以说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要转变思维方式看待变化中的日本。如果我们要发展皇室外交的话，在这方面应该要有所关注和了解。
第三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中日怎样进行合作？这个问题也可以作为中日合作的契机。作为友好交流和合作，中国协助或者帮助日本办一届更好的奥运会。比如，日本缺资金，东京办奥运会已经发生了很多问题，中国也许能够在这个方面帮助日本。当然，中国也应该从中相应获取自己的利益， 一方面获益，同时帮它办好，就变成中日一起把奥运会办好。2020年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把中日关系往前推一步。
最后，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日本众议院进行选举的时间。我们应考虑怎么跟安倍以后的首相做好沟通工作。安倍以后的政治家跟安倍以前的政治家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我们要考虑怎样和安倍以后的新一代政治家进行沟通。
韩方明：本刊副总编辑，察哈尔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徐启新：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吕凤鼎：本刊编委，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央外办原副主任。
高洪：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
王众一：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
赵刚：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