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媒体报道推动中日友好

2018年10月14日至15日，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举办的第十四届北京—东京论坛在日本东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深化互信与合作，共担亚洲及世界和平与发展责任—思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现实意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与特别演讲。本刊总编辑赵启正受邀参会并发表演讲。本文整理了演讲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北京—东京论坛已经举办了14届。这个公共外交论坛是2005年中日关系低谷时创办的，我是中方的主要创办人之一。14年来，这个论坛没有中断过，我也没缺席过一次。我对日本朋友总是爱讲“吴越同舟”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孙子兵法”，是说化“敌意”为友谊的故事。《朝日新闻》的主笔若宫启文先生就由我讲这个故事和2012年日方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的严峻形势担忧日中关系更加恶化，采访了我和宫本雄二先生，写了一篇长文《日本海浪高风急，日中能否同舟？》。此后，中日关系如他所担忧的一度陷入了复交之后最严峻的局面。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在政府外交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日各界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人士的努力也从未懈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对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中日之间的一些问题也超出了地缘政治的边界，如美国因素一直影响中日关系，特朗普上台后表现出的诸多不确定性，给中日关系也带来了某些不确定性影响。

如今，我们也要看到中日关系的新的发展，如双方已经打算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得合作。这将成为中日务实合作的新领域，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以往的视野。中日一起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目前已提到了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等等。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应该发挥想象力，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进一步开拓更广范围的共同事业，比如扩大在第三国的合作，比如合作建医院、大学。这样的话，的确有很多事做。

我不是媒体人出身，但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已经13年了，所以勉强算一个新闻界的人士。在本次论坛开幕前，中日双方联合发布了2018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中国受访者对2018年中日关系发展以及对日本的感情变化与当前中日关系保持改善向好势头较为一致，出现明显改善；可是日本受访者对中国印象没有显见的没有好转。但是中日民众普遍认可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并期待两国进一步强化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一直有日本媒体人说，媒体没有引导舆论的任务，或者说媒体引导不了舆论，我觉得不管我们媒体人是否主观想去引导舆论或者不想去引导舆论，事实上媒体对于舆论有很大影响。

一个人对于外国的印象怎么来的？可以通过自身经历直接感知，可以听父母或朋友等身边人员讲述，可以通过学校老师获得相关资讯，也可以看外国电影，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通过媒体的传播。中国人对日本印象有所好转，我觉得中日媒体都是有贡献的。比如说，今年中国改革开放40 年，《读卖新闻》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又如，NHK报道了731 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问题，这些报道中国媒体也做了“接力”， 中国人已经感觉到了。这些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甚至一些日常的事情，如日本东京筑地市场搬迁，中国电视台也进行了生动的报道。日本这个海鲜市场这么大，这么多人，这么多鱼，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并且这次搬迁有些商户不太支持，但最后还是服从了，也觉得日本国民顾及城市建设，有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关于日本的这些报道对中国国民感情有正面影响。所以，媒体报道对外国人是会产生影响的，可以将其称为舆论影响，也可以称为感情影响。

媒体不局限于报纸和网络等新闻媒体，还包括电影。在我小的时候，看过《二十四只眼睛》这部黑白片，讲述了老师和孩子门的真挚感情和战争对年轻人的摧残。我也看过《日本海大海战》，看到当时日本人受军国主义教育毒害之深。前一段时间，日本电视剧《深夜食堂》在中国受到欢迎。最近我偶然看了一部日本电影《小偷家族》，一家人都靠盗窃等犯罪行为来维持生计，虽然是这种奇特的角度，这“一家人”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但很有爱心。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媒体不能影响舆论。对于多数人来说，媒体都是一种间接了解外国的渠道。所以我们媒体人要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你要爱你的国家，爱你的人民，就要注意建设自己国家的良好的舆论环境。

除了改善舆论环境之外，我们邀改善我们深处的其他各种环境，如经济环境、军事环境。对中国来说，WTO就是一个经济环境。日本、韩国是中国的贸易伙伴，这就是我们的环境。军事环境往往让人紧张。美日之间有安保条约，万一大陆跟台湾之间发生了问题，美国要干预，日本也会跟着说点儿什么。在中国人的心中，日本军事曾是让人惧怕的，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日本军事力量一直欺负中国，日本给中国造成的伤害，至今依然影响中国人的心理。中国有句俗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是历史记忆的作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的时候，我曾经给他们写过一封信。我说，历史不能忘记，仇恨不要遗传。抗日战争打了14年，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叫“历史不能忘记”。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不应该让仇恨延续下去，我们希望中日能成为和睦的邻居。

我们这个两京论坛越开越好，好在哪里呢？彼此越发直率了，可以更直言相告自己的意见了。今天一位日本朋友直率地解释说，对中国人不满意没有改善的一个原因是勇夺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大声吵闹，打电话要喊，让人感到不舒服。这的确是一些中国人的毛病，但我觉得以后会一定改进的。在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的总编苏兹贝格曾有一本回忆录，说他听到过蒋介石和李承晚打电话声音大，结论就是亚洲人打电话声音大。为什么声音大？ 他解释，原因是亚洲的电话质量不好。我看，其实是迅速城市化过程当中，人们会把在田野中大声说话的习惯带到城市生活来。当场有位日本朋友回应我说日本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过程和表现。

媒体人要明白自己在社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你们有学问，你们知道得多，你们敏感。从爱本国、爱邻国、爱世界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做法就是做到更加客观。

中日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何行稳致远，如何建立持久的战略互信， 如何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两国媒体重任在肩，责无旁贷。我相信，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地往前走。愿中日关系的每一年都比前一年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赵启正：本刊总编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加强中日公共外交，构建东北亚共同体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40年来，中日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获得长足发展，为两国政治交流与经济合作打下基础。中日公共外交有突出重要性，得益于几代人的努力，中日公共外交已有丰硕成果。随着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中日应开展面向第三国的公共外交，携手构建东北亚共同体，努力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经贸往来。

中日公共外交的突出重要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间的二十余年时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民间交流并未间断。这个阶段的所谓民间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外交的一种变形，其背后隐藏着两国政府和政治家不断试探对方意图，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用意。在日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极不友好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继续执行二分法政策，努力争取日本民间力量对新中国的支持和理解。1953年2月， 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访问北京。中国红十字会首席代表廖承志在会谈时指出：“我们把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作是自己的朋友，把他们和吉田政府区别开来。”

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领导人历次访问日本，都注重与日本民众进行接触，开展公共外交。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成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在访日期间，除和日本政要交流之外，邓小平参观了日本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公司，还罕见地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发表了对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和胡锦涛访日期间通过在大学演讲、“乒乓外交”等方式开展公共外交。朱镕基访日期间曾在日本一家电视台直接面对日本民众开展对话，六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日本民众高密度地提了三十多个问题；温家宝访日期间开展“棒球外交”“俳句外交”等形式的公共外交，都成为中日公共外交的经典案例。

虽然中日交流有较深厚的基础，但中日友好十分脆弱，比起其他国家之间的公共外交，中日公共外交有突出重要的作用。

中日友好十分脆弱，中日两国关系受民意和相互好感度影响很大，历史、领土等问题对舆论的影响深刻。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是阻碍中日关系的两大障碍。中国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而改善中日关系又绕不开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上的风吹草动，总能给中日关系带来巨大伤害。近几年来，中日关系遇到很大困难，在波折中艰难前行。尤其是两国的官方交流，经常因故中断。但值得欣慰的是，两国民间层面的交流一直在持续，民间友好的基础还在发挥作用。

中日友好的民心基础值得倍加呵护。赵启正先生曾将中日关系比作“盆栽”，中日友好需要精心浇水、施肥。两国民众心态复杂、敏感且脆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环境下极端情绪爆炸式传播。在中日关系中，两国网络上对对方国家的谩骂十分常见。在新媒体环境下，尤其要关注两国年轻人群的友好基础，两国网络平台上理性平和、具有建设性的声音弥足珍贵。

公共外交润物细无声，可以细水长流地弥合分歧、愈合伤口。中日之间开展公共外交十分重要，值得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

中日应开展面向第三国的公共外交

最近，中日关系不断回暖，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日本对“一带一路” 的态度有所变化，尤其是在第三国合作有望得到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民心相通作为其齐头并进推动的五大合作领域之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文化相近，在饮食、文化、旅游等领域有许多共通元素， 共享灿烂的东亚文明。中日在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应努力挖掘共通元素，积极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有效开展面向第三国的公共外交。

中日文化共通经验范围广泛，两国创造、引领并共享东亚文明。在数千前的历史长河中，中日文化交流繁盛。日本学习借鉴了中国的汉字、饮食、服饰、建筑，对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也吸收、借鉴并很好地进行了传承。在不少西方人看来，中国和日本地理相近，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相同，都使用汉字和筷子，相通或相似之处颇多。甚至有不少西方人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有时把两国文化也容易搞混。中日文化的共同经验范围对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自然是有利的，同时也为两国携手开展面向第三国的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创造了条件。

两国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可以相互助力。一直以来，中国十分注重对外文化交流、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中国在许多国家设有中国文化中心，定期举办饮食、汉字、书法、中国茶和传统节日相关的交流活动。同时，日本也在不少国家设有日本文化中心和日本屋，向外推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日本的美食、书道、茶道、动漫、游戏和日本传统节日是日本文化外交的重要抓手。两国的文化外交内容区别很大，但在美食、汉字文化、茶文化、传统节日等领域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两国在开展文化外交时，不妨通过东亚文化携手开展文化外交。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需要强大的民心和舆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将民心相通作为其齐头并进推动的五大合作领域之一。中日两国在国际交流中各有优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社区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而日本在一些相关国家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志愿者活动开展得细致、扎实，经验较为丰富。中日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展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相关的合作，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打下扎实的民心基础，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日应携手构建东北亚共同体

当前，东亚局势波诡云谲，复杂多变。政治与安全、文化与历史、经济与合作，各方面的确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人们既有不安，又有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东北亚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指明了新方向。通过东北亚各领域的合作，积极构建东北亚共同体。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立体的体系，需要“四梁八柱”的架构来支撑。在东北亚范围，中国、韩国、日本、朝鲜应该成为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四根支柱，各个国家特征有别，角色不同，缺一不可。中日应发挥领导作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可以分解为多个组成部分，包括和平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这些组成部分应分门别类，有侧重地逐步推进。

其中，最迫切的是东北亚和平共同体。战后70多年，日本和平发展取得瞩目成绩，和平理念在民众中根深蒂固。在构建东北亚和平共同体过程中， 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中日、韩日之间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妥善处理领土争议；二是妥善解决朝鲜的参与和加入的问题，没有朝鲜的参与和加入，东北亚和平共同体是不完整和无法存在的。东北亚国家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自二战结束以来，这里一直是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如今虽然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实现了停战，区域合作也愈来愈深入，但是在国际法的层面，半岛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特别是近来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仍隐患重重。

其次，最基础的是东北亚文化共同体。自古以来，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繁盛，日本、韩国等自古以来就受华夏文明的深刻影响，逐渐形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汉字文化圈和筷子经济圈，逐步形成了东亚人民共同拥有的东亚文明。在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还可以发挥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日本丰富的动漫文化、韩国实力雄厚的影视剧文化的作用，形成合力，通过“东北亚+X”的模式，向东亚之外的地区展开文化交流活动。

最后，最现实的是东北亚经济共同体。中日韩是东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三国GDP之和占东亚GDP的90%以上，亚洲的70%以上，全球的20%以上，三国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有较强的文化影响力、政治号召力。在此前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应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坚持多边主义进程，“现在是时候积极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经济共同体是最现实的，也是最值得优先推进的。

几点建议

第一，深入挖掘东北亚历史文化资源，夯实东北亚和平合作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等东北亚国家有长期的文化交融史，让我们在文化传统、教育理念、服饰风格、饮食习惯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儒家的“和而不同”“中庸”“和合”等思想在东北亚国家得到较大程度的认可。历史上，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普及教育,以及稳定区域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和谐的东北亚文化环境的重要思想基础。今后， 儒家思想等东北亚传统文化，将成为推动东北亚和平合作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二，加强东北亚各国间的公共外交，促进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没有民众和舆论的理解与支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无从谈起。智库交流就是公共外交中一种重要形式。察哈尔学会是一家非官方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长期致力于公共外交和调解冲突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为中外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做过很多积极、有益的工作。去年中韩关系遇冷，察哈尔学会用智库交流的方式发挥了一些官方机构难以发挥的作用，为推动中韩关系扮演了积极角色，我本人也被韩国授予外交贡献勋章。最近，我们加强了与日本各界的沟通与合作，积极推动中日公共外交。

第三，努力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经贸往来。东北亚各国之间经贸合作互补优势突出，增长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例如韩国政府提出的“新北方政策与新南方政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通，日方相关人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与之也有相通指出，在实践上应有许多可以交流与合作之处。当前，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自由贸易体制首要威胁和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东北亚各方加强合作，以更大决心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这将成为东亚各国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有效举措。

总之，中日公共外交经过长期发展，已经积累了良好的基础。在中日关系和国民感情脆弱的背景下，中日公共外交重要性凸显。在中日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应研究制定合作机制，携手开展面向第三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积极推动东北亚共同体的构建。

韩方明：本刊副总编辑，察哈尔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