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访华与中日两国媒体的认知

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实现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是日本现任首相时隔七年后的正式访华，是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风向标。安倍此访具有重要意义，引起各方尤其是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等中国主流纸媒与日本五大全国报纸均及时报道相关讯息，并刊发相关评论。本文通过解读这些评论，对比两国媒体的不同认知与态度。

对安倍访华之行的总体评价

对于安倍此次正式访华的意义与成果，中国主流纸媒予以充分肯定。《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的评论《推动中日关系得到新的发展》（钟声） 中指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当前，中日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当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专栏的《中日重回正轨，仍需相向而行》一文认为，“无论是从互动层级、访问时机，还是从会晤成果看，安倍此访均有重要意义。”《光明日报》10月25日的评论《不忘初心，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一文认为，“日本首相时隔7年正式访华，信号鲜明，意义重大，成果可期，必将有利于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环球时报》10月25日及26日的社评认为安倍访华“是中日关系回到正轨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为改善中日关系又加注了新的动力”。可见，中国媒体总体上是唱好的积极态度。

与之相比，日本各大全国性报纸在总体上反应较为冷静、低调，有的甚至是“泼冷水”、唱反调。《朝日新闻》28日的社论《中日首脑会谈，关系迈向新阶段》虽然肯定了因2012年的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问题而恶化的中日关系得到很大程度改善，认为“双方步调一致地友好演出本身就有意义”，但是“此次首脑会谈只是一个迟来的面向构建真正互惠关系的出发点”。《读卖新闻》27日的社论《中日首脑会谈，构筑稳定关系的第一步》认为，首脑会谈确认了因2012年的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问题而恶化的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强调“这次首脑会谈并未找到消除对立的方法”。《日本经济新闻》27日的社论《中日应构筑面向未来的稳定关系》认为，“此前发展受阻的日中关系正逐渐回归正常轨道，要进一步确保这种发展趋势。”态度最偏激的是《产经新闻》27日的社论《中日首脑会谈看不到有阻止“霸权”的意思，传达错误信息》指责安倍此行“只是一次不愉快的友好演出”“向国际社会传达了错误信息”。认为“搁置问题的中日首脑虽然能握手言欢，却不能建构真正的友好”。

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成果的点评

中国主流纸媒积极点赞中日双方的务实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 的合作成果。《人民日报》10月27日的评论指出，“两国拓展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多领域的务实合作， 预示着互利共赢的广阔前景。”评论特别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双方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签署的50余项合作协议，成为中日务实合作的新支柱。同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也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中日合作的重点。《光明日报》10月25日的评论认为，“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产业互补特征明显， 务实合作潜力巨大。”“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和贸易体系，都无法独善其身，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才是双赢乃至多赢的正确选择。”《环球时报》10月26日的社评认为双方的合作成果“为今后的中日关系做出重要而积极的积累”。

另一方面，日本媒体大都认可合作成果的意义。例如，《朝日新闻》10 月28日的社论认为，“为打造亚洲发展的基础，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展开合作，是顺应时代的进步。”“与其以发展中国家为舞台竞争影响力，不如合作扩大新的经济发展。”《每日新闻》10月27日的社论《节点的中日首脑会谈，以时隔7年的成果为起点》认为中日两国“以推进经济合作为杠杆加强双边关系，是较为务实且着眼未来的积极姿态”“优先选择开展经济领域合作是明智之举”。但是，右翼媒体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仍然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警惕心理。《读卖新闻》10月27日的社论虽然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的日中两国的合作将带来繁荣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但是却建议日本政府应坦率指明中国的诸多问题，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多个领域“反复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产经新闻》10月27日的社论妄议“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经济与军事势力圈的国家战略”，日本参与其中只会有利于中国，并且会被中国利用。对这种恶意中伤、乱加揣测的偏激论调必须予以批判。

对安倍访华背景的分析

对于此次安倍正式访华的背景，日本主流媒体的论调基本一致，认为中美间贸易战迫使中国主动改善中日关系，缓解压力。《读卖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的论调颇具代表性。《读卖新闻》10月27日的社论认为，“中国改变对日强硬态度，寻求关系改善的背景，是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导致经济恶化。中美对立也波及安全等领域，呈现长期化趋势。（中国）接近日本，目的就是牵制美国。”《日本经济新闻》10月27日的社论也认为，“中日近期的关系变化，与日趋激烈的中美间的贸易战、霸权争夺相关。处于守势的中国主打经济领域积极接近日本的动向引人注目。”与之稍有不同的是，《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还建议日本政府在中美之间搞好平衡外交。《朝日新闻》10月28日的社论建议安倍政府“应加强自主外交，在贸易问题上一边促使特朗普政府改变保护主义，一边要求中国政府建立公正市场，用这种平衡外交促进国际秩序的稳定”。《每日新闻》10月27日的社论认为，“中日间构建新的投资模式，或许也能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标榜‘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的上台，让日本有了从对美一边倒到开展自主外交的选择余地。与中国的合作也可以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

对于日本媒体的强调美国因素的这种偏颇论调，《环球时报》10月25日的社论《安倍访华，中日内生动力远超外力推动》据理进行了反驳。社评认为，“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虽颇具影响力，同时变化又是有限的。”“中日改善关系的长期动力必须从两国之间去寻找，双方建立稳定的战略互惠关系，对两国有百益而无一害。”“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好处清晰可见。”《人民日报》10月27日的评论郑重指出，“中日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这是两国高层政治引领的成果，也凝聚着热爱友好事业的两国各界人士的宝贵心血，值得加倍珍视。”当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认为，“安倍此访的一大背景是，日方对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做出积极评价。这是中日关系转暖的重要原因。”可见，中国媒体强调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动因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中日关系走向的预测

对于安倍访华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中国主流纸媒在总体上是乐观、积极的态度，也对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与发展多了几分期许。《人民日报》10月27日的评论指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扎扎实实行动，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值得期待。”《光明日报》10月25日的评论认为，“中日双方只要同心协力，相向而行，不忘和平友好初心，放眼健康长远未来，中日关系必能稳中有进，迎来新的更大发展。”《环球时报》10月25日及26日的社评认为，“两国应当借这一轮改善关系构建起中日长期友好合作更加稳定的心理和机制框架。”“两国社会需要进行互视的调整，从心理上对中日关系进行再定位，争取彻底走出之前关系恶化留下的阴影，积极面向未来。”

反观日本媒体，对中日关系前景的认知有很大不同。部分媒体期待通过首脑互访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朝日新闻》10月28日的社论强调日本和中国作为亚洲的代表性大国，有责任维护亚洲稳定与世界和平。认为中日关系仍然容易因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并且期待2019年中国首脑访日的实现。《日本经济新闻》10月27日的社论认为，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的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更应“寻求保持面向未来的稳定性和战略性沟通”“中日两国应该以首脑互访为基础，构筑不会轻易动摇的稳定关系”。与之相比，右翼媒体依然充斥着“中国威胁论”的陈词滥调。《读卖新闻》在10月27日的社论虽然也认为“日中两国应进一步培育首脑间互信，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却妄加指责“中国以经济力量为后盾，不断加强军备并推行强权外交，已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今天的中国已经被视为霸权国家”。社论主张“日本要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共同推行‘印太战略’，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政策”。《产经新闻》10月27日的社论，妄加揣测“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变化而改变对日姿态，因氛围变化的关系改善，犹如空中楼阁”。社论更是直言“日本最大的威胁很明显就是中国”，主张“日本与欧美诸国一起加强对中国的包围网”。

结语

日本现任首相时隔七年后的正式访华，中日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这引起中日两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分析两国媒体的认知、态度与立场，可以做以下小结。

首先，两国媒体对于安倍访华的意义与成果，以及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的认知与评价存在不小的“温差”。中国主流纸媒是充分肯定，总体上唱好的积极态度，并且期待中日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与发展。反观日本主流媒体，反应却较为冷静、低调，右翼报纸甚至还“泼冷水”，与中日和平友好的主流唱反调。

其次，日本媒体的对华认知仍然存有偏颇，甚至存在恶意中伤的偏激论调。对于此次中日关系改善的背景，日本媒体的论调基本一致，认为是中美贸易战迫使中国主动改善中日关系，缓解压力，有意地抬高日本在关系改善过程中的地位。右翼媒体还在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动日本政府加强对抗中国的战略。

最后，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最大动因，是中日双方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美国因素的影响力没有，也不会超过中日两国改善关系的意愿和动力。这一点中国媒体看得非常清楚。希望日本媒体摆正心态、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及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刘树良：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既有两千多年的交通往来，也有近代以来半个世纪的战争冲突，就像多面的奥德修斯，不但存在和平友好的一面，也存在激烈对峙的一面。二战至今，特别是冷战终结以来，中日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不但高度相互依赖，又格外敏感脆弱。不论是出于各自国家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自豪感，还是出于国际强权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中日两国都未曾像今日之同时强势，“一山不容二虎”论持续发酵，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当下，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构想和日本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历史机遇，致力于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构建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势在必然。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构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演变，把握时代前进方向，勇立世界发展潮头，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实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这既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应有之义，也为中国梦的世界意义注入了新思想。

其一，以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为经济繁荣导向，构建普惠经济共同体。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解决经济新常态问题的根本路径，也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第一要务。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种市场、两种资源深度交织的当下世界经济体系中，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就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政策协调、绿色低碳、开放包容和共享共赢的发展观来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充分解决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构建普惠经济共同体。

其二，以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安全基础保障，构建普遍安全共同体。在绝对安全是一个妄念，谁也无法实现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安全秩序的基础只能是相对安全，即相对不安全。当今世界，随着安全边际递减，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综合性和联动性日益突出、彼此关联，一国的安全可能造成别国的不安全，一地区的不安全也会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安全。因此，国际社会应在已达成安全共识的基础上，携手并进、守望相助、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构建普遍安全共同体。

其三，以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为政经秩序路径，构建持久和平共同体。近代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热战创伤和一次冷战的和平残余已有力证明，只有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向持久和平。面对全球化急遽推进的世界历史进程，“地球村”的现实存在决定了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一国都不能靠单打独斗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只有以合作促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求共赢，把合作发展扩大至共同的利益中，才能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开放互信、融通联动、互利普惠、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持久和平共同体。

其四，以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文化交流准则，构建多样文明共同体。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享有共同命运的人类文明大家庭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已成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文化交流准则，并且为正确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生活方式的关系提供了规范基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提倡所有国家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完全平等、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多样文明共同体。

最后，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为生态建设原则，构建美丽生态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建设之路，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福祉。但就目前最大的实际而言，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捉襟见肘，缺乏有效治理，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融和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仍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旧有的“一国独霸”或者“几方共治”的全球治理思维和体制必须扬弃。唯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真正的落实到温室气体减排、循环经济发展和新能源开发中，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美丽生态共同体。

日本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历史机遇

二战结束以来，以“雅尔塔协定”等国际协议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和以和平宪法为根据的战后日本体制，为日本的国家建设带来了巨大成功。不论是在全球经济秩序还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日本都享有一种非常独特而又微妙脆弱的地位。经济贸易上的“日本奇迹”使得日本一举成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强国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雁行模式一直全面引领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压力，日本也宣布并不断强化其自身宣布的“全方位和平外交”，即跟所有人打交道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安倍晋三再次执政以来，随着“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理念的持续推进和有力实施，使得已陷入进退维谷的日本政权获得转向全球维度以谋求更加主动的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历史机遇。

首先，秉持积极和平主义理念，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作为一种政策理念强调了日本战后60年和平国家历程发展的自豪和对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的自信。同时，积极和平主义理念既是日本对过去60年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贡献，也是对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国家形象的生动展示，更是21世纪日本发展方向的鲜明旗帜。2014年1月，安倍晋三进一步指出，从日本基于国际协调主义提倡的“积极和平主义”，说明了日本将为本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较之以往更加积极的贡献。对日本而言，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不但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日本战后面临的历史现实，也是日本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的根本方针。

其次，恪守保守主义路线，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保守主义路线作为安倍晋三政权的政治核心，就是要让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具有领导力的国家”。其主要目标就是取消和平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发展军力和使用武力的限制，并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以强化兵力，允许海外动用武力。这意味着，通过重塑日美信赖关系，强化日美同盟，在借助美国重返亚洲的安全保障下，必须把中国放到对立面，利用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压力，制造“国有化”钓鱼岛等问题来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修宪强兵铺路搭桥。

最后，推行“价值观外交”，构筑对华战略联盟。日本在其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势下，通过推行“价值观外交”和“地球仪外交”，谋求联合周边国家，构筑对华战略联盟，企图围堵遏制中国。继2006年安倍晋三首提“日美印澳”四国安保对话之后，麻生进一步主张在“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制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外交”指导下，构筑一条由“欧亚大陆成长起来的新型民主主义国家”组成“自由与繁荣之弧”来围堵中国。自2012 年执政以来，安倍晋三遍访东盟、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手段多管齐下，全面拉拢世界各国，推出“地球仪外交”，四面打造对中牵制围堵势态，抗衡中国，增加对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筹码。

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构建

毋庸讳言，不论是出于各自国家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自豪感，还是出于国际强权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处在一个“不满意”国家和“满意”国家展开激烈竞争的混乱世界，中日全面对峙既不符合双方利益，也会造成东亚各国的震荡和不安。为此，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构想和日本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历史机遇，致力于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构建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势在必然。

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增强中日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继续推动“以民促官”“以官带民”的中日官方和民间交流互动机制，积极改善两国政府及人民的历史认知和情感认知，建设一个更加均衡、更加了解对方的社会。大力促进人文交流、公共外交、厚植两国人民友爱团结的心理需要，助力中日两国走向最终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为信守承诺，增进政治互信。中日互为近邻同为东亚两强，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担负着促进东亚地区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责任，对亚太、乃至全球格局都有重要影响。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双方应牢固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和战略定位，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三是以中日利益交汇点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中日合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进程中，中日合作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福祉。4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日双方可以继续发挥各自的经济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开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在遵循开放、透明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符合东道国需求和国际准则的合作项目，实现互利双赢和多赢，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四是以亚洲共同安全意识为危机管控理念，共同参与亚洲安全管理建设。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 但是亚洲安全体系的构建相对滞后，如何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危机管控、防止意外风险蔓延至亚洲共同安全至关重要。中日两国在妥善解决中日双边安全困境的同时，应以亚洲共同安全意识为危机管控理念，共同努力推动亚洲安全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回顾历史，鉴之当下。中日关系既相互激烈竞争，又相互高度依赖，既和平友好，又危机丛生。在此历史时刻，能否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复杂多变，仍能良性持续互动的行为模式能力？如同个人经验教训一样，历史经验教训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甚或陷入黑格尔式的陷阱，“人们惯以历史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

如果中日关系只是千篇一律地重复过去，那么以往的任何伟大转变就绝无可能发生，也不会昭示中日关系的深意真义，更不会启示中日关系的未来。不言而喻，要妥善应对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就必须摆脱中日关系既往轮回兴衰的旧轨道，从中日友好交往、互利合作的历史经验中萃取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前进的远见、勇气和智慧。为了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和风险，完成历史的使命和担当，一个政治家或者一国领袖必须拿出力量、寻找灵感、肩负希望，去抗争困扰中日关系的腐蚀剂。在这种潜在意义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

云新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雅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现代传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刍论2008年以来日本的太空外交

日本国会2008年制定《宇宙基本法》，将日本太空政策的实质从既有的和平用途转变为战略用途，将“强力且高效地开发太空”升格为国家战略。太空外交也就成为了实现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根据日本政府制定的三份《宇宙基本计划》，将2008年以来日本的太空外交分为三个阶段考察。太空事业兼具民生和安保双重性质。日本与发达国家的太空合作重安保，以防范中国为主；与发展中国家的太空合作重民生，以扩大影响为主。

2008年5月2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宇宙基本法》，同年8月27日该法生效。根据《宇宙基本法》规定，为全面系统地推进开发利用太空，在内阁设置宇宙开发战略本部（日文“宇宙开发”，也就是中文的“太空开发”。本文对于涉及日本官方组织、文件与报告等资料使用日文表述“宇宙”，其余则使用“太空”）。根据《宇宙基本法》规定，麻生政权2009年6月制定了首份《宇宙基本计划》，明确提出“太空外交”概念。此后，日本政府开始有计划推动太空外交。根据国内外围绕太空活动发生的变化，安倍政权2013年1月和2015年1月相继出台了第二份和第三份《宇宙基本计划》。根据三份《宇宙基本计划》，可以将2008年至2018年这十年间日本的太空外交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解读。

日本太空外交的起步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08年8月《宇宙基本法》生效到2013年1月第二份《宇宙基本计划》出台前。这是日本政府有计划开展太空外交的起步阶段。

宇宙基本法出台前，日本政府也有进行太空外交。但日本政坛并未形成将太空能力作为外交工具加以利用的强烈共识。特别是受到战后和平主义理念影响，日本的太空事业被长期限定在“非军事”的技术研发上。随着卫星应用渗透到国民生活，1985年日本政府提出“一般化使用的卫星以及与其具有同样功能的卫星”可以被自卫队使用。宇宙基本法出台后，日本政府将太空政策的实质从既有的和平用途转变为军民共用、战略用途，将“强力且高效地开发太空”升格为国家战略。太空外交也就成为了实现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份《宇宙基本计划》明确提出了“太空外交”的概念。推进太空外交指的是，推进有助于外交的太空开发利用和为了开发利用太空作出外交努力。具体包括：第一，利用日本主导的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APRSAF） 促进亚洲的太空开发。通过亚洲地区科技部长会议等机会进行与太空相关的部长级会议。亦可将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扩展至对开发太空需求不断增长的中东、非洲、中南美洲等地区。第二，利用已经发射的温室气体观测卫星， 以及即将发射的观测气候和水循环变动状况的卫星群等，为监测地球环境变化作出贡献。日本也将致力于减少空间碎片（太空垃圾）等太空环境问题的解决。推动日本人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外空委）担任主席等。第三，强化双边合作。主要指与美、欧之间的合作、与中、俄、印等国的关系构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根据《宇宙基本计划》对太空外交的规划，第一阶段日本的太空外交取得了如下成果。

首先，积极参与地球环境治理。日本通过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CHARTER）等框架，充分发挥日本人造卫星“向日葵”号和“大地”号的作用，向亚洲地区提供气象信息、灾害监测、预测气候变动等卫星数据。日本还将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扩展至中南美洲和非洲等地区。例如，2008年12月，日本与巴西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利用日本的陆域观测技术卫星“大地”号保护亚马逊雨林的合作项目。

其次，参与主导太空规则制定。日本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外空委和日内瓦裁军会议（CD）为维持太空的长期可持续性制定国际规范的讨论。野田佳彦内阁时期，成功推动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技术参与堀川康担任联合国外空委主席，提高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

第三，加强双边太空合作。日美合作依然是日本开展太空国际合作的基础。日美早在1998年开始了关于全球定位卫星系统（GPS）的磋商。自2008 年11月起，日美开始民生和商业领域的太空政策磋商，就一般太空合作（安保除外）交换意见。2009年11月，作为强化日美同盟的一环，日美首脑会谈决定推进双方在太空的安保合作。2010年9月开始，日美定期进行安保领域的太空磋商，就政策协调、信息分析、运用合作等广泛交换意见。2011年6 月的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将日美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列入“共同战略目标”。2012年4月，日美首脑会谈确认双方将在民生和安保领域追求进一步合作，进行全面太空对话。

根据2011年5月日欧定期首脑磋商发表的共同声明，日欧决定建立卫星定位合作的政府级别合作框架。2012年3月26日，宇宙开发战略本部事务局、文部科学省、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加拿大航天局签订了促进日加太空合作的备忘录。2012年4月10日，宇宙开发战略本部事务局、日本外务省和英国航天局、英国外交部签订了一份旨在挖掘、规划和促进日英太空领域合作的备忘录。

《宇宙基本法》生效后，日本的太空政策摆脱了曾经的“科技研发” 主导，转向由“科学技术”“产业振兴”“安全保障”组成的综合国家战略。第一阶段的太空外交，最重大的变化是，日美太空合作从2008年前 的民生和商业领域，扩展至安保领域，且太空领域的安保合作逐渐成为重点。

日本太空外交的过渡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2013年1月第二份《宇宙基本计划》出台到2015年1月第三份《宇宙基本计划》出台前。这是日本政府有计划开展太空外交的过渡阶段。

根据《宇宙基本法》规定，宇宙开发战略本部要在该法生效一年内完成相关法律修订和体制调整。由于日本国内政权更迭，政局动荡，直到2012年7月，日本国会才通过《内阁府设置法》修订案。根据该法，野田政权在内阁府设置了宇宙开发战略推进事务局（太空战略室）和宇宙政策委员会（太空政策委员会）承担日本太空政策的司令塔功能。第二份《宇宙基本计划》则是日本一体化太空战略推进体制建立后制定的首份计划。

2009年以后，国际社会太空活动出现了新变化。欧美因财政紧缩进一步激活了民间企业在太空领域的活力，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卫星定位系统并计划建设空间站，以新兴国家为中心的卫星保有量不断扩大。日本国内则要求进一步维持和强化航天工业基础。同时，由于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日本安保对太空的需求进一步增强。严峻的财政状况也影响了日本的太空政策方向。2009年的宇宙基本计划是以5年最大2.5兆日元的预算为前提制定的。实际上日本政府的年度太空预算仅保持在3000亿日元左右。

因此，第二份《宇宙基本计划》认为，日本的太空政策必须从重视技术开发，向重视应用、明确出口战略的方向转变。日本的太空政策不能再利益均沾，而是以有限资源为前提，集中发展重点领域。因第一阶段日本开展的国际太空合作获得了高度评价，宇宙开发战略本部对推进太空外交予以充分肯定。未来5年，日本政府要积极推进与东盟等新兴国家的太空外交、促进多国间制定太空活动规则的合作、加强与太空强国的双边关系、推进开发利用太空的国际标准化。

第二份计划出台不久，安倍内阁着手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太空战略亦需随之做出调整。因此，第二份计划的实施时间短，太空外交成果亦有限。

日美合作方面，2013年3月日美举行了首次全面太空对话，开启了日美所有相关政府部门、机构全面参与太空事务合作对话的新形式。2014年5月日美进行了第二次全面太空对话。此次会议确认日美太空合作的新时代已到来，“根据两国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日本太空活动的活跃将有助于提高日美双方安保不可或缺的太空资产的抗毁性”。双方在传统合作项目上新增美国GPS和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的定位合作、空间态势感知（SSA）、利用太空进行海洋态势感知（MDA）等。

2013年6月，JAXA与欧洲航天局（ESA）为进一步推进日欧在航天用零件领域的合作，延长了现有合作协定的有效期限，并就太空材料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2014年10月10日，越南副总理阮春福访问日本筑波航天中心并签署《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与越南科学技术研究院之间加强伙伴关系的联合意向声明》。日越之间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合作。宇宙开发战略本部认为，日越之间的合作是日本太空产业基础设施出口海外的典型案例。

尽管过渡阶段时间很短，但是日美继续加强在太空领域的安保合作。从2013年开始的日美全面太空对话中，加强空间态势感知和利用太空进行海洋态势感知的合作意向明显指向中国。

日本太空外交的全面发展期

第三阶段是2015年1月第三份《宇宙基本计划》出台至今的太空外交。这一阶段日本太空外交进入了全面发展期。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积极推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2013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亦是日本政府在太空、海洋、网络领域的政策指南。宇宙开发战略本部认为，围绕日本太空政策的国内外环境变化趋势更加明显：（1）外层空间权力平衡从曾经的美苏两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2）外层空间在国家安全上的重要性增加。（3）妨碍稳定利用太空的风险加大。（4）太空在解决全球课题上的作用增大。（5）支撑日本开发利用太空的产业基础发生动摇等。因此，日本要最大化利用太空潜力增强安保能力和改善国民生活，同时利用太空强化日本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力，为实现全人类的安全稳定、繁荣发展做出贡献。第三份计划不同以往，由《宇宙基本计划》和《宇宙基本计划工程表》两部分构成。太空政策委员会按照工程表对每个太空项目的政策目标、完成状况和后续措施进行跟踪确认，再由宇宙开发战略本部于每年12月作出相应调整。

关于新阶段的太空外交，宇宙开发战略本部认为，在既往的促进太空法治建设、强化双边太空合作的基础上，强化太空领域的海外拓展战略，促进太空系统基础设施出口，开拓海外航天市场。据此，日本政府开展了以下太空外交活动。

第一，继续推进太空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牵制中国等太空追赶国家。2016年4月G7外长会谈，日本作为主席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入了对开发卫星破坏能力的担忧和强调太空活动行动规范等内容。这项内容专门针对日美等国炒作的中国对他国卫星的破坏能力，牵制意图明显。2017年5月和2018年5月的日美全面太空对话，亦多次强调外层空间法治的重要性。

第二，加强与太空强国的双边对话，提高日本的太空、海洋监视能力。自2013年以来，日美全面太空对话成为日美年度对话会议。其中，空间态势感知和海洋领域感知是日美全面太空对话的重要议题。2015年4月，日美将太空合作内容写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2016年日法首次进行全面太空对话，次年日法签署关于空间态势感知的信息共享技术协议。此后日美、日法继续加强太空合作。日欧2015年首次进行太空政策对话。2016年日美将安保领域的太空磋商扩展至日美澳太空磋商。2017年8月日英首脑会谈发表共同宣言，明确太空属于日英安全保障合作领域。2018年10月，日印首脑会谈就开展太空对话达成一致意见。

第三，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太空合作，拓展太空产业海外市场。为推进第三份计划的落实，2015年上半年太空系统海外拓展特别工作组成立。2016 年12月，日本内阁“一府八省”制定了《支持发展中国家太空领域能力建设的基本方针》，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太空合作。据此，日本与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合作，举行了东盟地区共同开发和应用太空系统数据的磋商，确认加强日本与东盟合作的方式。与印尼签署开展太空和海洋合作文书，成立了空间合作联合工作组，进行了有关海洋渔业领域和高精度定位领域的合作磋商。日本还与泰国、越南、缅甸等进行定位、导航等方面的合作。

日本开展太空外交的典型案例是国际空间站计划。2008年3月，日本开发制造的“希望”号实验舱被运往国际空间站。“希望”号实验舱拥有独立的气锁系统和机械臂，可以从空间站向太空释放超小型卫星。JAXA为最大限度发挥“希望”号的优势，增强日本在联合国的存在感，寻求发展中国家支持日本“入常”，决定提供从“希望”号释放超小型卫星的机会。2015年9月，JAXA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UNOOSA）缔结协议，合作提供从日本“希望”号实验舱释放超小型卫星的机会。截至2018年，日本已先后释放了肯尼亚、哥斯达黎加、土耳其、不丹、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七个国家的超小型卫星。

结语

梳理2008年至2018年十年间日本太空外交的发展状况，我们发现日本的太空外交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太空事业本身兼具安保和民生的意涵，日本与太空发达国家的合作既有民生动力也有安保需求，安保合作逐渐成为重点。特别是2012年中日领土争端加剧后，日美加快了在空间态势感知和利用太空进行海域感知的合作。日本政府还相继开始了日法、日欧全面太空对话，与印度就开展太空对话达成一致意见，将日美双边安保领域的太空磋商发展为日美澳太空磋商等。日本不断扩大太空领域“朋友圈”防范中国。

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太空合作集中在解决民生需求和地球环境治理问题上，以开拓太空产业的海外市场和提高国际影响力。日本还将与发展中国家的太空合作，与既有的政府开发援助等援助政策相协调，或与援助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协力机构等相合作，解决因财政状况恶化造成的资金困难问题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太空事业具有耗时长、费用高的特点，因此日本与相应地区和国家开展太空合作，充分反映了日本与这些地区和国家整体外交关系的好坏。

李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系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